比拉·托雷克里
终于回到罗马。从西西里返回的一段时间里，就连罗马在我眼里也显得比较安稳平和，不可思议。我请朋友帮忙在罗马郊外找了一家名叫“比拉·托雷克里”的公寓式旅馆（residential el）。虽说是郊外，但距市中心坐大巴仅十来分钟。当然，我是说如果大巴好好跑的话。房间并不很大，客厅、卧室、小厨房、浴室。在此安顿下来后，暂时不刻意做什么，呆呆愣愣打发时光——正是旅行疲劳差不多浮出水面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个那个手忙脚乱之间，离开日本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气候、食物的急剧改变，身体感觉似乎已一点点发生变化，头发干干巴巴，浑身酸懒，眼窝下陷，脸皮肿胀。
一如名称所示，“比拉·托雷克里”是旧公馆改造成的，带一个甚是气派的大院子。而且位于小山上（托雷克里乃“三座小山”之意），视野十分开阔，罗马全城尽收眼底。从房间窗口可以望见外交部、台伯河以及有足球场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有足球比赛的日子，“噢噢噢——”的欢呼声甚嚣尘上，上空还雾濛濛地笼罩着吸烟的紫色烟气。刚目睹时我还以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的事情。
冬末至初春期间的罗马风景给人以极深的印象，罗马城简直就像小孩子耍性子似的要把缠在身上的冬天抖掉，这点同任何时节的罗马景致都不一样。奇形怪状的云气势汹汹地在空中飘移，在山麓蜿蜒流淌的台伯河无端地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把桌子放在窗前，写作累了，就漫然望着这样的光景。为了纺织出文章，我自己的身体也像罗马城一样耍起性子。这个季节经常下雨，甚至不时下雹子（致使阳台上摆放的盆栽紫苏全军覆灭）。雨停时，云絮强有力地四溅开来——感觉上颇像很早以前的场面壮观的电影镜头——似乎只罗马才有的眩目耀眼的太阳迫不及待地探出脸来，将城市染成一片金黄。切切实实感觉到春天即将来临就是在这种时候。
不过，同如此漂亮的景致和庭园风情相比，建筑方面很难说有多么气派。说清楚些，已经摇摇欲坠，设备也有些粗糙。墙纸褪色，处处剥裂，电梯像得了肺结核似的“吭吭哧哧”，厨房换气扇出故障动弹不得，窗扇吻合不好，热水出不来，地板吱呀作响。原先大约是蛮不错的建筑物（甚至可能有情调）这点不难想像，但如今尽皆破败不堪。总而言之，这座旧公馆没有为使其原样保持下去而进行必要的修茸。据说，这里动不动就换经营者，致使管理不够到位。不过，只要不过于讲究，大体过得去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其优点首推幽静。作为我实在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可以安下心写小说的清静环境。
小说初稿于3月7日完成。3月7日是个阴冷阴冷的日子。罗马人称3月为发疯月——风云突变，冷热无常，前一天还煦暖如春，过了一夜就倒退回严冬。这天我是早上5点半起来的，在院子里跑了一小会儿，而后连续写了十七个小时，于子夜前写完小说。看日记，到底像是累了，上面仅有一句“何其快哉”。
我给讲谈社出版部的木下阳子打电话，告诉她小说大致脱稿。对方说4月初博洛尼亚有个“绘本”展销会，讲谈社国际室有人参加，最好在那里交付原稿。我说自认为是一部极有意思的小说。“哦——，原稿纸有九百页？果真有意思？”她怀疑地说。此人疑心相当之重。
翌日我马上开始第二稿，把写在笔记本上、信纸上的原稿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四百字稿纸共九百页份量的原稿用圆珠笔全部重写下来，非我自吹，没有体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第二稿脱手是3月26日。由于想赶在博洛尼亚书展之前完成，争分夺秒往前赶，以致最后右臂都麻木了，几乎动弹不了。幸好体质上我从不肩酸，肩自是问题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撑。写长篇小说是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写小说期间，除了小说我什么文章也没写。写信的气力都没有了，甚至日记都应付了事。接下去要为一家文艺刊物把这一期间的事写下来，较之随笔，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皮肤上不动，我持续感受着它的刺痒、它的讨厌的抠抓。在小说最后完成那一瞬间到来之前，这种感触绝不剥离。
总是这样，屡试不爽。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说得极端些，如果不使小说完成，那么准确说来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写长篇小说我都或多或少这样想，并且似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阅历的积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时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闭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这样想道：不行，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来，先去厨房往水壶灌水，打开电炉。这是为了做咖啡。我一边等水开一边这样祈祷：“拜托了，再让我多活几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的——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祷迟早被哪里的外星人获取，而从山顶上随意向很多方向持续发射信息电波的科学家。不管怎样，作为我除了祈祷别无他法，因为生息在这个不确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静想来，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现在都已经近乎奇迹。
这样，我一味胡乱祈祷。祈祷漫不经心的菲亚特别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飞，祈祷街头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摇来晃去的自动步枪别朝我突然开枪，祈祷公寓五楼阳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摆放着的花盆别瞄准我的脑袋滚落下来，祈祷精神异常者或吸毒成瘾者别突然发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进我后背。
坐在面对卡武尔广场（Piazza Cavour）的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蒸馏咖啡观望四周景致的时间里，我蓦然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此时在此地走动的人们，一百年后将荡然无存。匆匆向前赶路的年轻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车的小学生也好盯视电影院招牌的小伙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后恐怕都要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和现在同样的阳光一百年后必将同样照耀这座城市，和现在同样的风必将同样吹过这条街道。然而，位于这里的任何人都早已从这地表消失。
也罢，这样也无所谓，我想。纵使一百年后我的小说如死蚯蚓一样干瘪继而消失，我认为那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这并非什么问题。我所追求的，既非永恒的生又不是不朽的杰作。我追求的仅仅是此时此刻，仅仅是允许自己好歹活到把这部小说写完，如此而已。
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时间是凌晨3时50分。
当然外面还黑，到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用英语说就是“Small ty）倏然掠过他的脑际。因为人这东西恐怕并非一下子就能死掉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很懊悔的事。那部小说已然在他脑袋里写完了，他只要把它变成眼睛看得见的形式即可。可是若提前死去，一切都化为泡影，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复原。
我凝视窗外的夜色，考虑了一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可以看见山脚下排列的街灯。街灯队列沿着台伯河徐缓地迂回着，一直向远方伸去。不时有车灯划着弧形消失在哪里。不闻任何声籁。岑寂。彻底的黑。就好像置身于深深的洞底。天空星月皆无，阴云密布，如被罩上了顶盖。我缩进沙发，舔一样啜了一口白兰地。这个时候喝酒太晚了，而喝咖啡又太早了。但一小口白兰地未尝不可吧。想听音乐，又怕吵醒老婆，转念作罢。何况，在如此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有什么合适音乐可听呢？
我在沉默中沉下身体。
3点半睁眼醒来是因为做了个奇妙的梦。太奇妙了，因而醒来。我因梦见什么醒来是极少有的事。我基本上不做梦，做也当即忘光。
所以我想趁还没忘时记录下来。如此明晰而有现实感的梦是不可多得的。是的，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梦比现实本身还明晰、还有现实感。
梦中出现一座空空荡荡的巨型建筑。天花板很高，俨然飞机库。里面空无一人。我的四周飘有一股血腥味。沉甸甸滑腻腻的气味以明确的比重如断层一般在建筑物内飘浮。每当空气缓缓卷起漩涡，那气味也如心灵体那样移动，并且涌入我的口中。无可回避。它同空气一起不由分说地涌进来，我可以在舌尖上感觉出那气味的动态。气味进入我的喉咙，渗入我全身每一个细胞。我这一存在已经同化在血的滑腻腻的黏液中，无可奈何。
房间左边排列着被砍掉头的牛身，右边摆着被砍掉的牛头。好像刚砍下不久，头和身仍在接连不断地流血。哪一边都摆得井然有序一丝不苟。因此，被一分为二的牛们看上去十分安静，感觉上简直就像在沉睡时间里，被割麦一般飞快地——连感到疼痛的工夫都不给——砍了头。至少牛头似乎还没觉察到自己已从躯体切割下来，这点看它们的眼睛即可了然。不过它们就算觉察到也已无计可施——只能排列在那里持续流血。
五百个左右的牛头全部朝同一方向排列。何苦费这般麻烦呢？我不得其解。无论谁做，我想都耗时费事。
房间地板上有无数细沟，宛如叶脉。细沟汇集了牛们的血，注入房间中央一条大沟，大沟将集中的血冲入大海。建筑物外面即是悬崖，下面就是海。海已染成牛们的血色。
窗外有海鸥盘旋。数量奇多的海鸥，犹如飞蛾，数不胜数。它们聚来这里是为了牛血——吮吸沟里淌来的血，贪婪地啄食血中混杂的细碎肉片。当然仅此并不满足。海鸥在空中盘旋着窥视窗口。它们想得到更大的肉片，想得到身首分离的牛们以及我。它们不屈不挠地在空中盘旋，静待时机。
牛们定睛看我。地板上齐整整排列着的牛头，看上去仿佛经过品种改良的奇异的蔬菜。我可以清楚感觉出它们的视线。它们看着我这样说道：还没死！还没死！海鸥们则说：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醒来我马上看表。我出了汗。也许神经过敏，手心黏糊糊的，就像沾满血浆。我赤身裸体走去厨房，从电冰箱拿出矿泉水，倒在杯里喝了，一口气喝了三四杯。
此刻正坐在沙发上眼望窗外的黑暗。时针指在3点50分。
我不想死。
我闭上眼，想像自己死去的光景。所有肉体功能划上句号，最后一口气从肺部徐徐呼出。最后一口气比预想的硬得多，感觉上如同垒球从喉咙吐出，但到底出去了。死随即到来，缓缓地、然而确凿地。视野滞重，颜色摇曳，就好像躺在游泳池底。有人飞扑进来，水纹荡开，摇动光亮。但稍顷光也消失了。
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无名贫民的尸体被投入台伯河中。卡里古拉将所有哲学家处以极刑，尼禄将基督教徒喂了狮子。
在清晨到来之前的这一短暂时间里，我感觉到这种死的高涨。死的高涨犹如远处的海啸摇颤我的身体。写长篇小说时常发生如此情形。我通过写长篇小说而一点点降到生之深处。顺着小梯子，一步又一步下降。然而越是这样向生之中心接近，我越是清楚感觉出死之高涨，感觉出就在前面很近很近的黑暗里，死也同时急剧地高涨。
去梅塔村途中
在博洛尼亚把的原稿也交了，决定慢慢休整一下身心。心情畅快至极，就好像一下子全部卸下背负的行李。
4月12日星期天，棕树主日。乌萨科、乌比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去梅塔村游玩。梅塔村是个小村庄，位于罗马西北方向，开车需两三个小时。相当详细的地图上也找不到。由于在远离城市的山尖上，一般没有人特意前往。人口一千左右。村正中有个酒吧，卖一点简单的食品之类，此外概无店铺。村民的职业清一色是农民，一切自给自足，几乎用不着买东西，便是这样的村落。若问为什么特意去这样的村落，因为这里是乌比生身的故乡，在此长到16岁。父母仍在这里生活。“毕竟房租便宜得不得了，”乌比说，“一年的房租才三千七里拉。”
三千七里拉约合四百日元。
我以为听错了，重问一次，但仍是四百日元。
“父亲原先一直在村公所工作——退休很久了——后来也继续住在公务员房子里，可以住到死。在这点上，这个国家非常难得可贵。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说。
“我父亲的退休金比我的本工资还多，不像话的国家！由于做这样的事，在财政赤字上已经破产了——等于国民从国民身上抢钱。”
“和日本相反，这方面。”
“是的是的，是相反。”乌比点头，“在这点上，我觉得日本人够可怜的。日本国家本身有钱，可是国民生活相比之下很难说多么富裕。休假少，地价高，纳税多。非我瞎吹，意大利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老实纳税的只我们这类公务员（他在外交部工作），其他人简直一塌糊涂。意大利经济一半以上是地下经济，国家掌握的资金动向估计不到整体的一半，所以意大利人每一个都比统计数字上的有钱，毕竟不上税嘛！上次你不是见到我妹妹玛利亚·露西娅了么，她在米兰税务署工作，她说那简直不成样子——去催交税款，竟然一个交的也没有，根本不打算交，鼻涕一把泪一把诉说自己过着如何如何苦的日子，交不起什么税款。意大利人在这类事情上真是能言善辩。玛利亚·露西娅也当真同情起来，说税款由我替你垫上，她也是有点莫名其妙，虽说是我妹妹。”（※一年后，玛利亚·露西娅因精神官能症住院）
“是莫名其妙。”我也赞同，“那地下经济，举例说是怎么回事呢？”
“啊，最大的是黑手党。”乌比介绍说，“这类组织意大利全国大大小小多的是。另外，这个国家的人，很多人有几种职业，我的同事中也很多。白天在外交部工作，晚间在托拉斯特拉（trastevere）的爵士乐俱乐部吹萨克斯什么的。实际上白天在外交部睡大觉，哈哈哈。这些人根本不申报副业收入。社会结构也是这样子的。若是有哪个政治家要纠正这种结构，内阁第二天就得垮台，所以谁也不着手。国民任意而行。你瞧，全都有三个星期休假：暑假、圣诞节、复活节。一家老小每个星期都在高级餐馆吃饭，阿玛尼啦华伦天奴啦，尽穿花大钱的衣服……同日本的工薪层相比，你不认为过得阔绰？光靠工资那是做不来的。”
“像是蛮好的国家啊！”我佩服道。
“国家这东西，看样子要破产却怎么也破产不了的。”乌比俨然在讲别人的事。
在此进入收费公路，却不见收费站里有人收费，于是我们没交钱。
“收费员闹罢工，”乌比说，“动不动就来一次。”
如此罢工，自是难得。若是日本，这种时候想必是管理人员出来收费。
“墨索里尼是在大胆变革国家结构上唯一获得成功的政治家。”乌比说，“没有让国民说长道短，不那样就无法在意大利人面前搞像样的政治，因为发牢骚成了国民的买卖，一一听他们发牢骚根本搞不了政治。墨索里尼把黑手党都干掉了。他唯一的失败是夸大了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让意大利人打仗可就完蛋了。”
接着他开始谈论意大利人的事务处理能力和劳动积极性。
“春树，意大利地狱和德国地狱的故事可知道？”
“不知道。”我说。
“是这么回事，地狱入口有个传达员，询问死者：去意大利地狱还是去德国地狱？死者问有何区别，答说没有区别，都捆紧吊起来，一日三次把整个人往粪坑里泡，脑袋都不露。意大利地狱由意大利人操纵吊缆，德国地狱则由德国人操纵。你选择哪个？”
想了想，但想不明白。
“绝对要选意大利地狱。因为三次有两次忘掉，哈哈哈。”乌比笑道。此人说意大利人坏话时显得最为开心。我觉得好像很难说她妹妹就莫名其妙。
“跟你说，春树，你可晓得一辆大众车上拉四个德国人和八个犹太人的方法？”
“不晓得。”
“前排座拉两个德国人，后排座拉两个德国人，烟灰缸上装八个犹太人，哈哈哈。”
“哈哈哈。”
菲亚特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沿着免费的收费公路向西北行驶。我家老婆和乌萨克在后排座东拉西扯地说着女人间说的话。
派驻东京工作几年后返回罗马的乌比受了逆向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憎恨起罗马来了。
“如果有人想得神经病，就该到罗马来。我在这座城市磨损了生命，这里是地狱，不是人住的地方。除了罗马，我哪里都去。苏丹也好阿富汗也好洪都拉斯也好伊尔库茨克也好哪里都好，只想快快离开罗马，越快越好。日本不错，也蛮受女孩子喜欢。”（往后面瞥了一眼）“东西也好吃。六本木的‘田舍屋’让人怀念，贵是贵了些。”
“‘北国之家’如何？”
“唔唔，那里便宜，那里也不错。”他点头。“意大利大使一次去麻布一家小有名气的意大利餐馆用餐，先点了葡萄酒。不料男服务生这样说道：对不起，法国葡萄酒刚刚卖完，只有意大利的，请忍耐一下好吗？大使勃然大怒，哈哈哈，那是要发怒。随即掏出名片，说自己乃是干这个的。男服务生吓了个倒仰，天翻地覆！经理出来一遍又一遍道歉。整个大使馆捧腹大笑了好些时日。”
我甚至觉得意大利的公务员有可能整天讲笑话。
“事情是不怎么叫人开心，但大家不做工作是事实，的确不干活，无法置信。只考虑休假和吃喝。还有一点：麻木不仁。”乌比不悦地说，“前些天我感冒请假，第二天去办公室想用电脑调资料出来，结果所有数据都消失了，一塌糊涂！有人随便乱动，动错消掉了！居然有这么荒唐的事，这也算是外交部！”
乌比渐渐激昂起来。
“算了算了乌比，冷静些。”乌萨克从后面劝道，“乌比干活干过头了，像日本人。”
“不光这个，那些家伙还是小偷！”
“小偷？”我反问。
“是的。外务省不是有专为职员举办的晚会么？结果很多东西都不翼而飞，银器啦花瓶啦烟灰缸啦。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此句讲的是日语）！毕竟罗马是持续腐败了两千年之久的城市，腐败到家了！”
“乌比他时常这么激动的，一说起罗马和工作单位来。”乌萨克说。
“其实我并不是讨厌罗马这座城市。”乌比冲动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起来（意大利人常玩这手，令人心惊），“城市本身我喜欢，漂亮的城市。讨厌的是住在那里的罗马人。那些家伙全部送去撒哈拉沙漠就好了！粗俗、下流、没有知识，简直是野兽！”
“好了好了。”我劝慰道。
“傻瓜蛋！”他说，“罗马一个好印象也没给我留下。以前在罗马当过几年警察，开巡逻车取缔妓女。若是警察，优惠半价。”他往后瞥了一眼（未尝没有占便宜吧），“总之那时候我很孤独。”
“当警察了？”我回问一句。此人的半生甚是波澜起伏，新情况层出不穷。与众不同的人物。
“再以前在罗马一个富豪家里做过勤杂工什么的。”
“……那，现在可是外交部官员。”
“唔，角色够多的。反正，我在罗马总那么孤独。在罗马我就沉静不下来。说到底，我是个乡下孩子（try boy），归根结底。作为军事警察在波尔查诺驻扎过六年，那时很幸福。人们热情，女孩温柔（动不动就提女孩这点还是说明他是意大利人）。嗯，知道么，和波尔查诺的女孩约会，她们全都客气，只点便宜东西；同罗马女孩约会，那些家伙开口就要芝华士。”
“唔，明白。日本称之为‘混账女人’。”
“混账女人，”乌比重复道，“反正从波尔查诺返回罗马时我哭了，难过啊！从东京返回罗马也很难过。”
（※后来我去了波尔查诺，差不多同奥地利接壤，一座极好的城市。葡萄酒和糕点很够味儿。）
“但愿能早日离开罗马。”我说。
讲一下梅塔村。
梅塔是座历史可以上溯到11世纪的古村，最初在山顶尖上，1915年的大地震几乎毁了所有房屋，使村庄下移一百米左右。所以，山顶上基本原封不动地残留着崩毁的村落，一座仿佛画里的荒僻村落。
“村子孤立得很，村里的人过去几乎足不出村。”乌比说，“我母亲二战期间因为无论如何要买盐，骑着毛驴去过一次罗马。那以后四十年时间始终讲那件事，四十年！”
“听过六次了，我。”乌萨克说。
“二战的事讲起来像上个星期的事似的。”乌比说，“战争期间纳粹士兵跑进村来，以抵抗嫌疑把村里两个青年抓走了，他们再没回来。是觉得可怜，可是大家以严肃的神情一直讲到今天。难以置信。对了，还有，我16岁以前不晓得意大利存在意大利面条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梅塔村不存在意面，吃的都是母亲在家里做的面条，没那么圆，所以不晓得。难以置信。”
村子似乎妙趣横生，渐渐上了兴致。
梅塔村
驶离免费的收费公路前行不久，穿过一个铁道口，爬上山路。途中经过几座小镇。镇上的行人全部手拿橄榄枝——今天是棕树主日。我不明白棕树主日何以拿橄榄枝。可以看见山上有个小村庄。那就是梅塔村？我问乌比。
“No，那个小村子叫佩斯基拉。梅塔人管那里叫中国（基诺）。文明不发达，走路姿势怪异。”
“文明？走路姿势？”我吃惊地问。
“是的，同佩斯基拉相比，梅塔算是大都市了。这走路姿势嘛，的确走路姿势不一样的。因此，无论去世界什么地方都一眼就可看出佩斯基拉出身的家伙，一看走路便知。就是说，走路的样子很怪，步步紧挪，腿有点儿弯。”
“走路姿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不是相距很近的吗？”
“嗯，相距不出一公里。”他说，“但高度略有不同，地形也不同。所以，年长月久，腿就依照地形变弯了，走路姿势截然不同。反正就是不一样，看了你就知道。”
我半信半疑，但乌比说得极为认真。大概真有其事吧。
“佩斯基拉村的上面是梅塔村？”我问。
“不，那上面还有一个小村子，叫圣萨维诺，没有梅塔文明开化。人口三百左右。梅塔和圣萨维诺倒是相距仅仅二百米。”
“那，走路姿势当然也不同喽？”
“当然不同。”他做出理所当然的神色，“在梅塔村，人们全都嘻嘻哈哈模仿圣萨维诺那伙人的走路姿势。衣着不同，说话方式不同，想法和世界观也大大不同。”
老实说，我渐渐头痛起来。
“这不是说谎。”乌比说，“你问玛利亚·露西娅好了，她完全可以作证。因为千真万确。”
乌比的父亲即是这圣萨维诺出身，母亲是梅塔人。尽管相距不过二百米，但是梅塔人和圣萨维诺人通婚似乎鲜有其例。结婚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双方亲戚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双方亲家也都极度讨厌对方的村子。意大利实在是个复杂的地方。
“我父亲嘛，至今仍在圣萨维诺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小屋，一有什么就跑去那边，死活不回梅塔。”
“那样的两个人怎么结婚了呢？”
“不大清楚。”乌比摇了下头，“结婚前互相厌恶，毕竟是梅塔和圣萨维诺嘛！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厌恶变成了爱情。”
“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了，那是1939年的事，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情。不料战争爆发了，父亲当时是法西斯党员——那时公务员差不多都是法西斯党员——立即被派去前线，25岁的时候。先在希腊作战，后在阿尔巴尼亚作战，接着去南斯拉夫，直打到1943年。1943年巴多里奥内阁向德国宣战，他被德军俘虏，送到埃森收容所，在那里待了半年，还被送去哪里的煤矿强迫劳动，最终被盟军解放，得以返回意大利，已是1946年的事了。”
“够受的啊！”
“那也不是的。”乌比说，“父亲说他蛮中意收容所，食品配给确实少，好在他本来就饭量小，没觉得怎么难以忍受。再说德国人都很地道，好像过得相当快活。他说比什么梅塔村好得多。哈哈哈。至今仍不时怀念起收容所。”
莫非真有人中意战俘收容所？“听起来人好像有点儿特殊……”我试着确认。
“是的。没准真有点儿特殊。圣萨维诺的人都有些乖僻。”
果然。
“七年都没回来，村里的人都以为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一直等他归来。”
“爱的缘故。”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父亲至今仍为此气恼，说本来不用等的，我好不容易去战场游花逛景回来了，竟有人半死不活地等着，以致自己又不能结婚。四十年来一直为此嘟嘟囔囔牢骚不断。我想大概是出于乖僻。母亲也同样气恼——辛辛苦苦等着，回来时脑袋却比以前还莫名其妙。跟你说，梅塔出身的人比较认真、虔诚、一丝不苟。相比之下，圣萨维诺出身的人多少玩世不恭、疑心重、嘴上没德。”
“乌比他就很有这种性格。”乌萨克说。
很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家。
首先在圣萨维诺下车。较之村，更接近于集中居住地，只有田地和房子，其他一概没有。看了乌比父亲的“小屋”，很简单，就像在葡萄酒库里安了张床。人住的痕迹的确有。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桶堆了很多很多。一条大白狗箭一样跑进来，贴在乌比身上撒欢儿，我一伸手又过来撒娇。
“这条狗，看见人一个接一个咬过去。”乌比说，“圣萨维诺的狗嘛，性格像我父亲。不过它会看人的，不要紧，不必担心。”
小屋周围有小葡萄园、田、畜舍。乌比父亲不在的时候，由这条名叫托邦的狗看家。狗舍前放一个食盘，里面有里加特尼（大些的通心粉）、西红柿、香肠。意大利狗吃通心粉。
畜舍里面有兔、鸡和鹅。畜舍是石头砌的，没有窗，里面黑漆漆的，全在黑暗中静静待着。大兔守护着小兔，警觉地窥看这边。鹅一边“呱呱”叫着一边扑楞翅膀。鸡睡眼惺忪地一动不动地蹲着。全都是为吃肉养的。
“时常勒死兔子来吃。”乌萨克说，“母亲往死里勒，然后剥皮吃肉，兔眼珠掉在厨房台面上。我对这个受不了的，昨天还一起玩的兔子活活弄死端到餐桌上！可是母亲说怎么可能和兔子玩呢，不信不信。意大利人是不和兔子玩的，的的确确。”
从圣萨维诺沿着二百米长的坡路走去梅塔。确实只相距二百米。世界观、衣着、走路姿势和思考方式果真不一样？
不错，梅塔是比佩斯基拉和圣萨维诺大，而且像模像样。至少这里有街道。还有教堂，有告示板，有广场，有前面说过的小店。
“大都会吧？”乌比终于笑了。
乌比的母亲站在乌比家门前等着。
“她一直那么站在那里等我们来的。”乌萨克说。
“一直？”
“一直。意大利人的母亲都那样。”
乌比的母亲同乌萨克接吻。乌比则没任何表示。“我不喜欢那么无谓地抱着‘吧叽吧叽’接什么吻。意大利人总干这种事，所以渐渐变得不文明开化。接吻啦拥抱啦我一概不做。”此人到底有点儿特殊。
乌比的母亲个头虽小，但一看就知是个很有主见的典型的意大利式母亲。她把我们让进屋内，马上开始做午饭。菜有意大利云吞番茄酱、蔬菜色拉、煮青菜花、煮洋蓟、煮马铃薯以及两道肉菜，十分可口，全部是自家产的。饭做好的时候，乌比的乖僻父亲巴蒂斯塔回来了。此人是不折不扣的酗酒者，从早到晚葡萄酒喝个没完，饭也不正经吃，鼻子红得像圣诞老人。
“那个地方放的那些葡萄酒桶，都是他一个人喝的。一塌糊涂，活不多久了。”
“你们是在说我的坏话吧？”巴蒂斯塔说。虽然不懂英语，但说自己坏话这点还是听得出的。
“哪里，在讲托邦呢。”乌比遮掩过去，“托邦和他们混熟了。”
“上个星期喂了两个日本人，满足了，暂时不会吃日本人。”巴蒂斯塔说。有其子必有其父。
巴蒂斯塔“咕嘟咕嘟”一口接一口喝葡萄酒。的确能喝。我给他倒了一杯，他这才高兴地咧嘴一笑，然后只管绷脸坐着。他自己不倒酒。前不久中风摔倒一次，按理不该再喝酒了。
不过葡萄酒的确够味儿。虽然醇厚谈不上，但非常爽口、有香气。是酿好刚刚开桶的那种香气。我也喝了不少。炉子里有火，“哔哔剥剥”发着响声。虽说已是4月，但山上相当冷。
吃完饭，乌比邀我一起去酒吧。意大利的乡间酒吧，其作用同希腊的咖啡馆、英国的大众酒吧差不太多。梅塔的酒吧里聚集着村里所有的男人。星期天下午村里的男人不能待在家里。这个下午女人在家做针线活，男人聚在酒吧里喝啤酒、打牌或这个那个聊男人之间的话题。自古以来就是这个习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像我这样认为星期天午后在家里悠然自得地看厄普代克新小说更好的人，在讲究男子汉气的意大利是活不下去的。不用说，酒吧里面没有女客，清一色男人世界。有吧台，有电子游戏机，尽头有餐桌。不时有小孩子拿零钱来买糕点之类，也有来找父亲回家——大概有什么事——的孩子。
我在这里被乌比介绍给他的两个哥哥。他大哥叫菲利普，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甚有长兄气度，只是眼神有点儿神经质。他是个成功的贸易商，特别有钱，坐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典型的成功人士。老二名叫罗伯特，身材削瘦，感觉同菲利普截然不同。此人是地方议会的议员，前不久在村里的广场修建一个漂亮的喷水池。“难以置信吧？”乌比说，“在这种地方建喷水池到底有什么用呢？可是村里人为此欢天喜地。莫名其妙。我是理解不了。”
总之这就是他的两个哥哥。两个都住在梅塔村附近，横竖离不开梅塔村。
“离梅塔村越远，两人越没精神。典型的意大利人。生身故土最好，母亲的通心粉最好。”乌比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菲利普正好有事来了日本。整整三天除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什么也吃不下去。来日本喝啤酒吃三明治，而且是三天！难以置信。”他总是难以置信。
离开酒吧，去看乌比母亲娘家的房子。很大的石头房子，进了门，见房梁上吊着好几个硕大的火腿。这里住着两个独身的伯母。一座空空荡荡的旧农舍。里面有个秘密小房间。打开秘门，闪出大壁橱大小的空间。
“二战期间，这里藏过一个意外进村的英军飞行员。”乌比说，“母亲一家照料着他。纳粹来搜查，但没找到。那些家伙因此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那个飞行员后来怎么样了？”
“战争结束后平安回英国去了，再也没有音信。村里人都非常关心那个飞行员的下落，几年前我去英国时托我去见那个飞行员。费了不少力查出他的住址，和我说话时他‘啪哒啪哒’直掉眼泪——想起了梅塔村。”
“他不想再来一次梅塔村？”
“好像不想。为什么我不知道。”
人想必还是有各种各样心曲的。
傍晚，梅塔村越来越冷了。乌比、他母亲、乌萨克和我们夫妇爬到山顶看古村遗址（巴蒂斯塔喝得酩酊大醉，缩回圣萨维诺那个隐身之处去了）。触目皆山，就好像《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里的风景。除了山没有别的。山坡上点点处处紧紧贴附着梅塔村这样的（但世界观和走路姿势不同）小村庄。冷飕飕的风呼呼吹过废屋四周。我由衰感叹：德军居然来到这样的地方！德国人大概确乎是凡事认真的种族。
“看见那里的山了吧？”乌比用手指着说，“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世界尽头，实际上也谁都不晓得那对面有什么，谁也没告诉过我。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世界尽头，而这里的梅塔村是世界中心。”他在风中叼一支烟点燃。“难以置信。”说着，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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