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雷德福，1896年2月16日生于芝加哥，191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从此在海军多个部门中供职。1920年，他开始学习海上飞行，成为美国第一代海军航空兵，是美国最早熟悉航空母舰的军官之一。二战开始，他负责为海军训练飞行人员。1943年底，他出任太平洋舰队空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太平洋战区对日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大战结束后，他升任大西洋舰队司令。1949年，雷德福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四星将军。

        从20世纪50年代起，雷德福深深地介入了亚洲事务。1951年12月，雷德福应塔西尼之邀到了西贡。这时塔西尼癌症恶化返回巴黎，塔西尼的参谋长科尼接待雷德福，介绍了越南战局。

        塔西尼之后，雷德福和沙朗保持密切的联系。1953年初，雷德福又去过一次西贡，想知道为什么美援越多，法军战况却越来越没有起色。那时，雷德福还不觉得印度支那局势有多么严重，不过他指出，越军主力进入老挝使法军的兵力更加分散，更加依赖于远距离的空中补给，是一个危险苗头。当时雷德福认为，沙朗缺乏进攻精神，法国应该换上一名统帅才好。

        雷德福是个有心计的将领，迎接埃利之前再一次回顾了两个重要的数字：自1950年6月至1952年12月31日，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军援总额为3.34亿美元，而1953年的军援总额即达到了7.75亿美元。1954年将达到多少还是一个未定之数。

        飞机自天而降，埃利强打笑脸走出机舱，和雷德福紧紧握手。埃利和雷德福很熟悉，他在升任法军总参谋长之前，曾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美国代表，同华盛顿的高级军官接触甚多。

        1954年3月22日上午10时30分，华盛顿飘起了小雪，春意顿消。雷德福陪同埃利前往白宫面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当着埃利的面指示在座的雷德福，尽一切努力满足法方的军事后勤要求。随即，雷德福和埃利赶往五角大楼进行工作会谈。

        埃利提出了一个长长的求援单子。在清单上位于前列的居然是降落伞。埃利说，降落伞的需求刻不容缓，仅在奠边府，每天的需要量就是100多个。此外，法国需要美国紧急提供75架飞机，其中包括24架B-26轰炸机、14架C-47运输机。

        埃利向雷德福提出的其他请求主要是：1.美军可否帮助法国从北非空运两个伞兵营到越南北部？2.美军可否将若干舰载飞机移交法国远征军使用？3.美军可否立即向印度支那法军交付14架C-47运输机，使北越战区能够保证对奠边府空中补给。4.美军可否立即向法方移交6架新式的C-119运输机？

        拿着这样一个清单，埃利在介绍奠边府情况的时候很不自然。他告诉雷德福，从现在看，“奠边府只有50%的希望了”。

        雷德福抓住机会，建议法军应该派出地面部队去解救奠边府。

        埃利避而不答，实际上心里明白，法军在印度支那已被牢牢钉死，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调兵去救奠边府，可能招致更加严重的战场失败。他婉转地对雷德福说，即便退一步说，奠边府全军覆没的话，其总人数不过占法国印度支那远征军总数的5%，还不至于撼动大局，而且越军的损失会更严重。

        话一出口，埃利又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向雷德福承认，如果失去奠边府，对印度支那局势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对士气影响尤大，特别是对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如果奠边府一丢，法国就很难在日内瓦有所作为了。

        雷德福对埃利说，对这张清单上的东西，除了新型运输机，大部分都可能得到满足。不过他又说，光靠这张清单还不能换回战场优势。如果法军空军力量不足，不妨请埃利考虑，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飞虎队”的先例，组建一个空中志愿军团，改善法军的空军力量。也就是说雷德福倾向于让美国直接投入印支战场上的战斗，不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做后勤支持。

        埃利答应回去“考虑”这个建议，但是他认为这样做远水不解近渴，奠边府的局势已经刻不容缓了。

        23日，雷德福陪同埃利来到国务院会见杜勒斯。

        埃利知道杜勒斯是个鹰派人物，所以求援之情溢于言表。他特别提到，如果在奠边府战役进行过程中，中国空军投入作战，美国空军可否出援？

        杜勒斯回答，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大了，需要与国会商量，光靠总统不能单独作出决定。但是，杜勒斯给了埃利一个暗示，如果需要美国的进一步支援，最好由政府而不是军方出面提出要求。

        法军总参谋长和五角大楼的会谈是非常紧张的。埃利本来安排25日返回巴黎，雷德福告诉他，25日上午美国总统将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局势。

        埃利察觉到雷德福将尽心为援助法国做些什么，为此延迟一天回国等候佳音。

        25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召开了会议。杜勒斯作介绍性发言说，现在距离日内瓦会议还有一个月，美国无论如何也得回答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如果法国在奠边府战斗不利该怎么办？

        艾森豪威尔（左）与杜勒斯（右）

        每当面临重大决策，艾森豪威尔必然深思熟虑。

        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刚传入白宫，艾森豪威尔马上表示对法军统帅决定的费解，心里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他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向法国表示“对这个行动的关切”。

        1954年1月，情报表明，奠边府法军已被越军团团包围。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雷德福讨论情况时得出结论：“奠边府的地理位置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军事意义。但是，失去这支精锐的守军所造成的深远的心理影响，对法国可能是严重的。”

        这时，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是否由美国进行武装干涉？艾森豪威尔的明确意见是，最可能，而且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向印度支那法军提供物资援助。如果靠物资援助还不行，那就需要采用“朝鲜模式”，就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军事干涉。但如果要这样做，由于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由于苏联在联合国工作经验的增加，困难要比卷入朝鲜战争时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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