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秋天的大部分空余时间，他都是和格雷格·斯蒂尔森一起度过的。
“不，”特里姆布尔镇的警长回答约翰说，“你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不会被监禁。你不一定要回答所有提问，如果你愿意回答的话，我们会很感激的。”
“非常感激。”一个穿着传统西服的男人附和道。他叫爱德华·兰科特，是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的官员。在他眼里，约翰·史密斯很像一个重病人，左眼眉毛处肿起一块，这肿块很快会变成紫色。他摔得非常重，昏倒时要么是摔在军乐队队员的鞋上，要么是摔在摩托车骑手的靴子上。兰科特个人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在接触的一刹那，摩托车骑手的靴子可能还在动。
史密斯的脸色看上去非常苍白，当巴斯警长给他一纸杯水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一边的眼睑神经质地抖动。他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刺客，尽管在他身上发现的最危险的东西就是一把指甲刀。不过兰科特仍然认为他是个刺客，因为他看起来的确就是这样。
“想知道什么？”约翰问。他醒来时躺在一张小床上，屋子的门没锁。他的头一度痛得厉害，现在已经不痛了，这让他感到体内有一种奇怪的空虚，好像他的内脏都被挖空，里面塞的是喷射奶油一样。他耳朵里高亢的“嗡嗡”声没有停过，不是响铃声，而是一种高亢、平稳的轰鸣声。现在是晚上9点。斯蒂尔森及其随从早已离开了镇子。所有的热狗都已经被吃掉了。
“你能告诉我们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巴斯警长说。
“天气很热。我猜我是兴奋过度，然后就晕倒了。”
“你病了还是怎么了？”兰科特漫不经心地问。
约翰淡定地盯着他：“别跟我耍手段了，兰科特先生。如果你知道我是谁，那就直说吧。”
“我知道，”兰科特说，“也许你是个特异功能者。”
“特异功能者猜出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耍手段，这不稀罕。”约翰说。
“你是缅因州人，约翰。土生土长的缅因人。一个缅因州青年到新罕布什尔州干什么啊？”
“教书。”
“查茨沃斯的儿子？”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呢？除非你对我有怀疑。”
兰科特点着一根万蒂奇绿（Vantage Green）香烟：“很富有的家族。”
“是的。他们很有钱。”
“你很关注斯蒂尔森吗，约翰？”巴斯问。约翰不喜欢别人一见面就直呼他的名字，而这两人都在这么做。这让他有点儿紧张。
“你关心吗？”他问。
巴斯警长轻蔑地“哼”了一声：“大概5年前，在特里姆布尔镇举办过一场为期一天的摇滚音乐会。地点在哈克·杰米森。镇议会开始有疑虑，但还是举办了，因为孩子们总要玩儿嘛。我们以为会有200个哈克东部的孩子参加音乐会。谁知道最后却有1600人，他们都吸大麻，直接对着酒瓶喝烈酒，闹得乌烟瘴气。镇议会很生气，说再也不会举办这类音乐会了，他们完全曲解了伤害的意思，眼泪汪汪地说：‘怎么回事儿，没有一个人受伤，是吧？’他们认为搞得乌烟瘴气也没关系，因为没人受伤啊。我对斯蒂尔森这家伙也有同感。我记得有一次……”
“你对斯蒂尔森没什么不满吧，约翰？”兰科特问，“你和他之间没什么个人恩怨吗？”他像个父亲一样地微笑着，如果你想笑，那就痛快地笑出来好了。
“一个多月前，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好，嗯，可这并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约翰？”
约翰沉默了半刻。“他让我觉得烦。”他最后开口道。
“还是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
“我认为回答了。”
“你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配合。”兰科特遗憾地说。
约翰扫了巴斯一眼：“在你们镇的公共集会上晕倒的人都要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问吗，巴斯警长？”
巴斯看上去很不自在：“嗯……不会，当然不会。”
“你是在和斯蒂尔森握手时晕倒的，你脸色很差，斯蒂尔森本人吓得脸都绿了。你这个小伙子很走运，约翰。很幸运他的那些老弟没有把你的头变成献祭壶。他们以为你对他掏枪呢。”兰科特说。
约翰看着兰科特，脸上渐露惊讶。他看看巴斯，又看着联邦调查局特工，说道：“你当时就在那儿，不是巴斯打电话叫你过来的。你当时就在那儿，在集会上。”
兰科特掐灭香烟：“是的，我在那儿。”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对斯蒂尔森感兴趣呢？”约翰几乎是大声喊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说你吧，约翰。你……”
“不，我们说斯蒂尔森，说他的保镖们。他们拿着截短的台球杆四处走动，这样合法吗？”
“合法的。”巴斯说。兰科特警告地看了他一眼，但巴斯要么是没看见，要么是故意不予理睬。“台球杆、棒球棒、高尔夫球杆，这些都不违法。”
“我听说那些家伙过去都是铁骑团的，摩托车帮会成员。”
“他们有些人以前在新泽西会，有些过去在纽约会，那是……”
“巴斯警长，”兰科特打断说，“我认为现在不是……”
“告诉他也无妨，”巴斯说，“他们都是些流浪狗、坏蛋、混混。四五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汉普顿斯结成一伙，造成过严重的骚乱。有些人加入了一个叫‘魔鬼13’的摩托车帮会，这个帮会1972年解散了。斯蒂尔森的打手是一个叫桑尼·埃里曼的家伙。他过去是‘魔鬼13’帮会的老大，被关过6次，但从没被判定有罪过。”
“这一点上你错了，警长。”兰科特说，又点了一支烟，“1973年，在华盛顿，他因为违反交通规则左转弯而受到传讯。他签了弃权声明书，付了25美元的罚款。”
约翰站起来，慢慢走到屋子另一面的冷饮水箱边，倒了一杯水。兰科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走路。
“那么你只是晕过去了，是吗？”兰科特问。
“不是，”约翰说，并没有转过身来，“我想用火箭筒射他来着。在关键时刻，我的仿生线路全都烧断了。”
兰科特叹了口气。
巴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
“谢谢你。”
“但我要像兰科特先生一样告诉你一件事儿。如果我是你的话，以后我会避开斯蒂尔森的集会。如果你不想受伤的话，最好这样。格雷格·斯蒂尔森不喜欢的人常常遭到……”
“是吗？”约翰喝着水问。
“你说这些已经超出你的职权范围了，巴斯警长。”兰科特说。他的眼睛像是蒙了层雾的钢球一样，严厉地盯住巴斯。
“好吧。”巴斯温和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集会时发生的其他意外事件。”兰科特说，“在里奇韦，一个年轻的孕妇遭到毒打导致流产。这是那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过的斯蒂尔森集会以后发生的。她说她认不出打她的人，但我们认为可能是斯蒂尔森的一个摩托骑手。一个月以前，一个14岁孩子被打得颅骨骨折。他带了一支小塑料水枪，他也认不出打他的人。但水枪使我们相信保镖反应过度了。”
说得太好了，约翰想。
“你们任何目击者都找不到吗？”
“没人愿意说，”兰科特一本正经地笑笑，弹了弹烟灰，“他是人民选出来的。”
约翰想起那个把他儿子举过头顶为了让他看到格雷格·斯蒂尔森的年轻人。谁他妈在乎这些呢？他们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所以联邦调查局特工关注他。”
兰科特耸耸肩，坦然地笑笑：“嗯，我能说什么呢？告诉你，约翰，这些信息仅供你参考。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使。有时候我也害怕。这家伙还真的很有吸引力。如果他在台上指着我，告诉参加集会的人群我是谁，那些人会把我吊死在附近的路灯杆上的。”
约翰想起那天下午的人群，想起那个漂亮姑娘狂乱地挥舞着一块西瓜。“有可能。”他说。
“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能帮助我的事情……”兰科特探过身，脸上让人消除戒备的微笑变得有点儿强硬，“也许你对他闪现过心灵感应。也许那才是你晕倒的原因。”
“也许是有。”约翰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嗯？”
那疯狂一瞬，约翰考虑告诉他们所有的一切，但随后他否定了这念头：“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今天我无事可做，所以就想溜达到这儿来，亲眼见见这个人。我敢打赌我不是唯一因此离开城镇来这儿的人。”
“你肯定不是。”巴斯大声说。
“就这些？”兰科特问。
“就这些，”约翰说，迟疑了一下，又说，“除了……我认为他会赢得这次竞选。”
兰科特说：“我们确信他会的，除非我们能找出他的问题。同时，我完全同意巴斯警长的话：离斯蒂尔森的集会远点儿。”
“不用担心，”约翰把手里纸杯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很高兴跟你们两位谈话，我得开很长一段路才能回到达勒姆。”
“马上就回缅因州吗，约翰？”兰科特漫不经心地说。
“不知道。”他看看兰科特（这个修长完美的男人，在他的电子表光洁的表面上又敲出一根香烟），再看看巴斯高大疲倦、类似猎犬的脸，“你们俩认为他会竞选更高的职位吗，如果这次他进入众议院的话？”
“耶稣哭了。”巴斯说，翻了个白眼。
“这些家伙走马灯一样地换。”兰科特说。他的眼睛是那种近乎黑色的棕色，一直在打量着约翰：“他们就像那些罕见的放射性元素，非常不稳定，很难持久，斯蒂尔森这类人没有长久的政治基础，只是一种暂时联合，结合在一起一小段时期，很快就会分道扬镳。你看到今天的人群了吗？大学生和纺织工人向同一个家伙欢呼？那不是政治，那是呼啦圈、浣熊皮帽子或披头士的假发一类的东西。他会进入众议院，享用免费的午餐直到1978年，如此而已。等着看吧。”
但约翰感到疑虑。
第二天，约翰前额的左半边变得五颜六色的。他眉毛的地方是黑紫色（基本是黑色），然后往太阳穴和发际线方向一路渐渐变为红色，最后又是病态的灰黄色。他的眼睑有点儿肿，给人一种色眯眯的感觉，像滑稽剧中的配角。
他在游泳池中游了20圈，然后四仰八叉躺在一张躺椅上，气喘吁吁。他觉得很不舒服。他昨晚睡了不到4个小时，而且总是噩梦连连。
“你好，约翰……你还好吗，伙计？”
他转过头。是努，他正温和地微笑着，穿着工作服，戴着做园艺的手套。他身后是一辆红色儿童小推车，上面装满了小松树，松树根用粗麻布包着。他回想起努对松树的称呼，就说：“我看到你又在种草了。”
努皱了皱鼻子：“抱歉，是的。查茨沃斯先生很喜欢这些。我告诉他，这些树都不值钱，在新英格兰这种树到处都是。他的脸变成这样……”努的整张脸皱成一团，像某些午夜秀里怪物的可笑模样。“他对我说：‘种你的树就行了。’”
约翰大笑起来。罗杰·查茨沃斯就是这个样子。他喜欢事情按他的方式来做。“你喜欢那个集会吗？”
努温和地笑笑。“很有教育意义。”他说。约翰没法儿看清他的眼睛，他可能没注意到约翰脸上一边的“朝霞”：“是的，非常有教育意义，我们都玩儿得很高兴。”
“很好。”
“你呢？”
“没那么好。”约翰说，轻轻地用指尖摸摸受伤的地方。那里一碰就非常痛。
“哦，太糟了，你可能在脸上放了一块牛排。”努说，仍然温和地微笑着。
“你怎么看他，努？你们班的同学怎么看他？你的波兰朋友怎么看？露丝·陈和她的妹妹怎么看？”
“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讨论这个，这是我们老师的要求。他们说：就你们的所见想想。我猜下星期二我们会在课上写相关的内容。是的，我想了很多我们要写的东西。一篇课堂作文。”
“你会在你的作文里怎么说呢？”
努望着湛蓝的夏日天际，和蓝蓝的天空相对笑着。他身材瘦小，新长了一绺白发。约翰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他结婚与否，他是否有孩子，他是否在越共掌权前就逃离了，他是来自西贡还是其他荒蛮的省份。他对努的政治倾向也毫不知晓。
努说：“我们谈过‘笑面虎’游戏，你还记得吗？”
“记得。”约翰说。
“我再告诉你一只真的老虎。我小时候，我们村子附近有一只很凶猛的老虎。他是那种吃人的老虎，你知道。不过它并不吃男人，它吃的都是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和老太太，因为战争时期，没有男人可吃。不是你们知道的那场战争，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只老虎喜欢吃人肉。在村子里，最年轻的成年男人也有60岁，但他只有一条胳膊；而年龄最大的男孩儿就是我，只有7岁。谁能杀死这个凶猛的野兽呢？一天，这只老虎落到陷阱里了，这陷阱是用一个死去的女人的尸体做诱饵的。用上帝塑造的人类来做诱饵，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我会在作文中说到，但当一只凶猛的老虎叼走小孩儿时人们却什么也不做，这更可怕。我在作文中还要说，当我们发现这只凶猛的老虎时，它还活着。一根尖桩刺穿了它的身体，但它还活着。我们用锄头和棍棒把它打死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都既兴奋又害怕，有的孩子还尿湿了裤子。老虎落到陷阱里后，是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用锄头把它打死的，因为村里的男人都去打日本人了。我认为斯蒂尔森就是那只凶猛的爱吃人肉的老虎。我认为应该给他设个陷阱，我觉得他会掉进那陷阱里去的。如果他掉进去后还活着，我认为他应该被打死。”
在清澈明媚的夏日阳光中，他冲着约翰温和地微笑着。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约翰问。
“噢，真的。”努说。他说得很轻松，好像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我交上这么一篇作文，我的老师会说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他耸耸肩，“也许他会说：‘努，你还不习惯美国的方式。’但我要把我的真实感受讲出来。你怎么看，约翰？”他的目光落到约翰脸上受伤的地方，又移开了。
“我觉得他很危险，”约翰说，“我……我知道他很危险。”
“真的吗？”努说，“嗯，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你们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些人，把他看作一个能吸引人的小丑。他们对他的态度，就像世界上许多人对那个黑人伊迪·阿明·达达的态度一样。但你不同。”
“不，”约翰说，“但是说他应该被消灭……”
“从政治上消灭他，”努微笑着说，“我只是建议应该从政治上消灭他。”
“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消灭他呢？”
努冲约翰微微一笑，伸出食指，竖起拇指，然后猛地落下。“砰，”他轻声说，“砰，砰，砰。”
“不，”约翰说，沙哑的声音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那不是解决方法。绝对不是。”
“不是吗？我还以为这是你们美国人惯用的解决方法呢。”努抬起红车的把手，“我该去种这些草了，约翰。再见，伙计。”约翰看着他离开，一个穿着莫卡辛鞋的被晒黑的小个子，拉着一辆装满松树苗的车子。他消失在墙角拐弯处。
不。杀人只能播下更多毁灭的种子。我相信这个道理，我坚信。
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恰好是当月的2号，约翰·史密斯在他的客厅兼厨房里，窝在安乐椅上，看选举结果。钱瑟勒和布林克雷坐在一张很大的电子地图前面做报道，当每个州的结果传来时，地图上就会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出来。现在已经快半夜了，福特和卡特的选票非常接近。但卡特会赢，约翰对此深信不疑。
格雷格·斯蒂尔森也胜出了。
他的胜利受到了当地新闻界的关注，进行了广泛报道，另外全国的记者也注意到了他的胜利，把他跟詹姆斯·朗利相提并论，后者两年前以独立竞选人的身份当选缅因州州长。钱瑟勒说：“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共和党候选人——现任众议员哈里森·费舍尔正在缩短差距，现在看来这显然是错误的。全国广播公司预测斯蒂尔森将获得46%的选票，他在竞选中戴着一顶建筑工人的安全帽，竞选纲领中有一条是‘把所有的垃圾送到外层空间’。费舍尔将获得31%的选票。在一个民主党历来都不受欢迎的地区，戴维·波维斯只能获得23%的选票。”
“那么，”布林克雷说，“新罕布什尔州将进入热狗时代了……至少以后的两年之内是这样。”他和钱瑟勒笑起来。接着插播了一段广告。约翰没有笑，他在想着老虎。
从特里姆布尔镇集会到选举之夜这段时间，约翰非常忙碌。他继续辅导查克，查克在缓慢而稳健地进步。暑期他上了两门课，考试全都通过，保住了运动会参赛资格。现在，橄榄球赛季刚刚结束，他有可能被甘尼特报业集团的“全新英格兰队”点名要走。大学球探小心翼翼地、基本是仪式性地开始了拜访，但他们必须再等一年；查克已经和他父亲决定，去斯多文森预科学校读一年。这是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在佛蒙特州。约翰想，斯多文森预科学校听到这消息也许会高兴得发疯的。这所佛蒙特学校定期地派出出色的足球队和很牛的橄榄球队参赛，他们很可能会给他全额奖学金，附加一把打开女生宿舍的金钥匙。约翰认为他们父子的决定是正确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压力减轻后，查克的进步有了质的飞跃。
9月下旬，约翰回博纳尔镇度周末，星期五一整晚，他父亲为电视上并不好笑的段子而手舞足蹈、捧腹大笑，约翰问他父亲怎么了。
“没怎么。”赫伯特的笑容里带着紧张，两手不停地来回搓着，就像一个会计发现他把终生积蓄都投入了一个公司，但现在那个公司破产了似的，“没出什么事儿，你干吗这么想，孩子？”
“嗯，那么你在想什么呢？”
赫伯特不笑了，但仍不停地搓着手：“我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约翰。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查尔妮？”
“嗯，是的。”
“你向她求婚了。”
赫伯特低声下气地看着约翰：“约翰，你29岁有了个继母，你怎么想？”
约翰笑着说：“挺好啊。祝贺你！爸爸。”
赫伯特微笑着松了口气：“嗯，谢谢你。说真的，我有点儿不敢告诉你。以前我们谈过，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有时人们说是那样说，等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又会有变化。我爱你妈妈，约翰。而且我会永远爱她的。”
“我知道，爸爸。”
“但我一个人，查尔妮也是一个人……嗯，我想我们能互相关照着做个伴儿。”
约翰走到他父亲身边，吻吻他：“一切顺利。我知道你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你真是个好儿子，约翰。”赫伯特从后边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会失去你了。不管怎么说，我是真的这样想过。薇拉从没失去希望，她一直坚信你能醒来。约翰，我……”
“别说了，爸爸，一切都过去了。”
“我得说，这件事儿在我心里就像块石头一样，憋在心里已经有一年半了。我曾经盼着你死，约翰。我盼着上帝带走我自己的儿子，带走你。”他又擦擦眼睛，把手帕放回口袋，“事实证明上帝比我清楚。约翰……你愿意参加我的婚礼吗？”
约翰心头泛起一丝像是悲伤又不完全是悲伤的感觉。“我很高兴去参加。”他说。
“谢谢你！我很高兴我……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很久没这么轻松了。”
“你们商定日期了吗？”
“商定了。你觉得1月2号怎么样？”
约翰说：“挺好，我一定去参加。”
赫伯特说：“我想我们要把两处房子都卖掉，我们看中了比迪福德的一处农庄，很不错的地方。20英亩，有一半是林地。一个新的开始。”
“是啊。一个新的开始，那样也好。”
“你就一点儿也不反对我把咱们的家卖掉？”赫伯特担心地问道。
“有一点点舍不得，不过也就是这样了。”约翰说。
“是啊，我也是。有点儿舍不得。”他笑了笑，“那是我们的心灵休憩之地，那是我心之所属。你呢？”
“我也一样。”约翰说。
“你那边最近怎么样？”
“好得不得了。”约翰说，他用了他父亲的一句口头禅，然后哈哈大笑。
“你计划在那儿待多久？”
“辅导查克？我估计这整个学年都会待在那里，如果他们需要我的话。做一对一的辅导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感觉挺好的。而且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工作。相当不错，我得说。”
“然后呢？你的计划。”
约翰摇摇头：“我还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儿我是知道的。”
“什么事儿？”
“我出去拿瓶香槟来，我们喝个痛快。”
在那个9月的夜晚，他父亲站起来，轻轻拍拍他的背，说道：“拿两瓶。”
他仍然会收到莎拉·赫兹里特断断续续的来信。明年4月，她就要生二胎了。约翰回信表示祝贺，并把他美好的祝福送给参选的瓦尔特。他时不时会想起他和莎拉的那个午后，那个漫长而又悠闲的午后。他不许自己太过频繁地翻出那段回忆；他担心太过频繁地把那段美好的往事拿出来在阳光下晾晒，好比拍毕业照前人们给你涂上的淡红色的腮红一样，会慢慢褪色。
这个秋天他出去过几次，一次是和查克新近离婚的姐姐见了见，但这几次的约会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那个秋天的大部分空余时间，他都是和格雷格·斯蒂尔森一起度过的。
他开始关注斯蒂尔森。在他放袜子、内衣和t恤的五斗橱中，放了3本活页笔记本，上面写满了评论和推断，另外还有新闻报道的复印件。
这么做使他感觉很不安。晚上，当他拿着细尖百乐（Pilot）笔在剪下的报刊边做笔记时，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曾想刺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的亚瑟·布莱默，或那个试图刺杀杰里·福特的女人摩尔。他知道，如果那个“FBI的无畏忠仆”爱德华·兰科特看到他正做的事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在他的电话、客厅和浴室安装上窃听器。然后街道对面会停着一辆家具公司的大货车，只是里面装满的绝不会是家具，而是摄像机、话筒和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的一堆别的东西。
他不停地告诉自己他不是布莱默，告诉自己不该整天惦记那个斯蒂尔森，但也告诉自己，他更难相信自己会在新罕布什尔州州立大学图书馆度过一个个漫长的下午，苦苦在报纸、杂志以及复印件等上面去寻找各种有关资料。也更难相信他会熬夜写下自己的想法，试图找出有效的关联。同样，他也越来越不能相信在墓坑般的凌晨3点，他会一再从噩梦中汗津津地惊醒。
噩梦几乎总是一个样，完全是在重放他在特里姆布尔集会与斯蒂尔森握手的情景。那是在一片突然的黑暗中，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隧道，一束头灯发出的耀眼光芒迎面而来，下面是一个火车头，黑色的世界末日般的火车头。那个眼神卑微怯懦的老人正在主持一个难以想象的就职仪式。恶心的感觉像一阵阵烟一样涌起又落下。一幅幅影像串在一起，仿佛是二手车停车场里悬挂的一排迎风摆动的塑料三角旗。他的心底在低语：这些影像都是有关联的，它们用连环画形式讲述了一个即将来临的巨大毁灭，也许就是薇拉·史密斯深信不疑的世界末日大决战。
但那些影像是什么呢？它们究竟是什么呢？总是无法看清，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因为总有那令人费解的蓝色滤光镜横在中间，而那蓝色滤光镜时不时夹杂着像虎纹一样的黄色条纹。
在这不断重复的梦中唯一清晰的画面就是在结束时：垂死者的尖叫，死者的臭味儿，一只老虎在溜达，穿过几英里长的扭曲的金属、熔化的玻璃和烧焦的土地。这只老虎一直在笑，而且它嘴里似乎叼着什么东西，某种蓝黄相间还在滴着血的东西。
这个秋天里很多次他都觉得这梦要把自己逼疯了。梦太荒唐了，似乎终究表明还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最好是彻底别想了。
但因为他做不到，于是他研究斯蒂尔森，想让自己相信这只是一种无害的癖好，而不是危险的执念。
斯蒂尔森出生于图尔萨。他的父亲是个油田钻井工人，总是不断地换工作，因为他块头大，所以比他的同事干得多。他母亲可能曾经很漂亮，从约翰发现的两张照片上能瞧出来一丁点儿。如果她也曾光彩照人过，那么岁月和她丈夫很快就让她的美丽暗淡下去。照片上不过是又一张被风沙侵蚀的脸，典型的美国东南地区大萧条时期的女人，穿着一件旧的印花布衣服，细长的胳膊抱着一个婴儿，那是格雷格，在阳光下眯着眼。
他父亲很专制，并不重视自己的儿子。幼年时期，格雷格体弱多病。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父亲在精神上或肉体上虐待过他，但可以感觉到格雷格·斯蒂尔森至少9岁前一直在不受喜爱的阴影下生活。然而，约翰手里的那张父子合影却看上去很幸福：照片是在油田上拍的，父亲的手很随意地搂着儿子的脖子，像战友般情意深重。尽管如此，这张照片仍然让约翰感觉有点儿冷飕飕的。哈里·斯蒂尔森穿着工作服、斜纹布裤子和双排扣卡其布衬衫，头上得意扬扬地歪扣着一顶安全帽。
格雷格就在图尔萨市入学，10岁时转到俄克拉何马城。他9岁那年夏天，他父亲在一次油井井架起火事故中身亡。玛丽·罗·斯蒂尔森和她儿子之所以搬到俄克拉何马城，是因为那是她出嫁前住的地方，也是有战争催生工作岗位的地方。那是1942年，好光景又来了。
中学前，格雷格的成绩一直很好，之后他经常打架斗殴。逃学、打架、在闹市区打台球，也许还在住宅区偷过东西，虽然这些从未被证实过。1949年他念高三，因为在更衣室的洗手间里放了一个“樱桃炸弹”爆竹，而受到停课两天的处分。
在与相关部门的争吵中，玛丽·罗·斯蒂尔森一直都在坚持她儿子是对的。1945年，随着战争结束，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起码对于斯蒂尔森家来讲是这样。斯蒂尔森太太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跟她和她的儿子作对一样。她母亲死了，除了留给她一间小房子外，再一无所有。她在一家低档酒吧当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然后又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饭店端盘子。每当她儿子惹了麻烦时，她总是为他辩护，（显然）从来不去检查她儿子是不是有过错。
他父亲口中体弱多病的“小崽子”走到了1949年。随着格雷格·斯蒂尔森的青春期发育，他父亲的遗传基因显现了。13岁到17岁之间，他猛长了6英寸，体重增加了70磅。他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但想办法参加了查尔斯·阿特拉斯健美活动和一系列举重运动。“小崽子”已然成了一个难以管教的坏小子。
约翰猜他一定有十几次差点儿被学校开除。他没有被开除纯属狗屎运。约翰经常想，要是他受到一次严厉的处分，那就好了。那就不用有现在这些愚蠢的担心了，因为一个被处罚过的罪犯是不能在公职中担任高官的。
1951年6月，斯蒂尔森毕业了，成绩基本在他们班垫底，这是实情。虽然成绩差，但他头脑很精明。他的眼睛盯的是对他最有利的机会。他很会说话，处处如鱼得水。毕业那年夏天，他在一个加油站干了一段时间。同年8月，在怀尔德伍德社区的一次“帐篷复兴”仪式上，格雷格·斯蒂尔森自称被耶稣附体了。他辞去了76号加油站的工作，成为一个职业求雨法师，“通过我主耶稣的力量求雨”。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由于多日的沙尘侵蚀，那年是俄克拉何马城最干旱的一年。庄稼颗粒无收，如果井也干涸了的话，牲畜不久也会完蛋的。当地牧场主协会邀请格雷格参加一个会议。约翰找到了许多有关随后发生的事情的报道，那是斯蒂尔森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阶段之一。没有哪两个报道是完全一致的，约翰能理解是什么原因。它具备所有美国神话的特点，和大卫·克洛科特、佩克斯·比尔、保罗·班扬的故事没什么两样。这类事件肯定是发生了，但绝对的真相已经无法考证了。
有一件事儿似乎是明确的。牧场主协会的那次会议一定是史上最奇怪的一次会议。牧场主们从东南和西南地区邀请了二十几位求雨者，其中一半是黑人，两个是印第安人，其中一个人有一半波尼族印第安血统，另一个是纯血统的阿帕切族印第安人。还有一个是喜欢嚼佩奥特仙人掌的墨西哥人，格雷格是9个白人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的本地人。
牧场主们逐个儿听取那些求雨者和探水者的建议。那些人逐渐且自然地分成两派：一派要求预付一半费用（不退还），另一派要求预付全部费用（不退还）。
当轮到格雷格·斯蒂尔森时，他站起来，大拇指勾在牛仔裤的皮带头上，说：“我猜你们知道，我是因为皈依耶稣才能求雨的。以前的我深陷于罪恶和罪恶的习惯里。而主要的习惯之一就是我们今晚看到的一个习惯，这种习惯你们通常是用美元符号来拼写的。”
牧场主们产生了兴趣。斯蒂尔森19岁时就是个能让人发笑又很能吸引人的演说家了。他提出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建议。因为他是个重生的基督教徒，因为他知道贪恋钱财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他将先求雨，然后他们再付他钱，而且他们觉得这次行动值多少钱就可以付他多少。
通过口头表决，他被雇用了，两天后，他跪在一辆农用卡车的平板后面，慢慢驶过俄克拉何马城的各条公路，他身穿一件黑衣，头戴低顶牧师帽，通过连在德尔科（Delco）拖拉机电瓶上的两个扩音喇叭求雨。成千上万的人跑出来看他求雨。
结果不出所料，很令人满意。在格雷格求雨后的第二天下午，天上阴云密布，第三天早晨雨就下起来了。那场雨下了三天两夜，洪水淹死了4个人，房顶上养着鸡的房屋被整间整间地冲入格林伍德河，井被灌满了，牲畜得救了，但俄克拉何马的农牧场主协会断定这场雨可能本来就要下的。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为格雷格捐款，给了这个年轻的求雨者17美元的“慷慨”酬谢。
格雷格很平静。他用这17美元在俄克拉何马的《先驱者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指出，这种事情在哈姆林镇的一个捕鼠者身上也发生过。广告还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格雷格·斯蒂尔森不会在孩子们身上实行报复，他也知道他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对付强大的牧场主协会。但做人要公平，对不对？他有一个年老的母亲要抚养，她的身体还每况愈下。广告暗示说，他是给一群有钱但不懂感恩的势利小人求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帮恶人，把像流动工人那样的穷苦人拖出他们的土地，现在这帮势利小人和那帮恶人是同一类人。广告还说，他救了价值几万美元的牲畜，回报他的却只是区区17美元。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基督徒，因此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并没让他觉得烦恼，但这也许该换来那些良善公民的反思。有正义感的人可以把捐款寄往471信箱，由《先驱者报》转交。
约翰不知道在那个广告后格雷格·斯蒂尔森到底收了多少钱，对此的报道怎么说的都有。但那年秋天，格雷格开着一辆崭新的“水星”牌汽车在镇里逛来逛去。他的外婆留给他们的小房子当时已经3年没交税了，而那次一下子全付清了。他的母亲玛丽·罗本人（她具体没什么病，也不老，不超过45岁）也花枝招展地穿上崭新的浣熊皮大衣。斯蒂尔森显然发现了推动世界运转的巨大而又神秘的力量：如果受益者不付钱，那么那些不受益的人反而往往会付钱，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政客们相信总有足够的年轻人去充当炮灰，遵循的也许也是这样的法则。
牧场主们发现他们捅了马蜂窝。当他们协会里的人来到城里时，人们经常围住他们嘲讽一番。城里所有的教堂都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发现那场大雨拯救下来的牛然很难卖掉，只能用船把牛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卖。
在那个难忘之年的11月，两个年轻人手指上套着铜拳环，口袋里还揣着镀镍的0.32英寸口径的手枪，踏上了格雷格·斯蒂尔森家的门槛，他们显然受雇于牧场主协会，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格雷格搬到别的“气候适宜的”地方去。两人最后都进了医院。一个脑震荡，另一个掉了4颗牙，头骨破裂。两人都是在格雷格·斯蒂尔森所住街道的角落被发现的，没穿裤子。他们的拳环被塞进肛门里，其中的一个年轻人不得不做了一个小手术才把那个异物取出来。
协会妥协了。12月初他们又开了一次会，从协会基金中拨出了700美元，一张相同数目的支票转交给了格雷格·斯蒂尔森。
他赢了。
1953年，他和他母亲搬到内布拉斯加州。求雨这一行已经不景气了，有人说台球厅妓女拉客的生意也不行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搬了家，最后来到了奥马哈市。格雷格开了一家房屋粉刷公司，两年后公司破产。他在美国“真理之路”《圣经》公司当推销员时业绩比以前好了很多。他穿过中部玉米产区，和上百户辛勤工作、敬畏上帝的农民家庭共进晚餐，讲他皈依的故事，推销《圣经》、徽章、塑料耶稣像、赞美诗、磁带、宗教宣传册子，以及一本极右翼的书，名叫《美国“真理之路”：共产主义犹太人针对美国的阴谋》。1957年，他买了辆崭新的福特旅行车，换掉了那辆老旧的“水星”。
1958年，玛丽·罗·斯蒂尔森死于癌症，那年年末，格雷格·斯蒂尔森不干推销重生《圣经》的活计了，向东漂泊而去。他在纽约待了一年，这一年他努力想挤进演艺界。这是少数几个没让他捞到钱的工作之一（和他的粉刷公司不相上下）。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演戏的天赋，约翰讽刺地想。
后来他北上到达纽约州奥尔巴尼市。在奥尔巴尼，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在那里一直待到1965年。就保险推销员而言，他算是成功的，但他只是无目的地工作。他没有打入公司管理层，也没有迸发出基督教徒的热情。在这5年间，昔日那个耀武扬威、咋咋呼呼的格雷格·斯蒂尔森似乎进入了冬眠期。他的职业不断变化，但生活上一成不变，唯一的女人就是他母亲。就约翰所知，他从没结过婚，甚至没有过固定的女朋友。
1965年，保险公司派他去新罕布什尔州的里奇韦工作，格雷格同意了。大约在这时，他的冬眠期似乎结束了。摇摆舞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是短裙时代，也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解放时代，格雷格在里奇韦社区事务中活跃起来。他加入了商会和扶轮社。1967年，在有关商业区停车计费器的争议中，他受到全州的关注。6年以来，各种派别为此激烈争论过。格雷格建议取消所有的计费器，改放收钱箱。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付钱。有些人说这是他们听过的最疯狂的建议。格雷格回答说，嗯，你们可能会大吃一惊的。是的，先生。他很有说服力。市镇上最后决定暂时采纳他的建议，随后汹涌而至的5美分和10美分的硬币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除了格雷格。他几年前就发现这一法则了。
1969年，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提建议时又成了新闻人物，当时他向里奇韦报纸寄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建议让那些吸毒者参加公共设施的建设工作，比如可以参加公园、单车道的建设，也可以去交通岛上除草。许多人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建议。格雷格回答说，那好吧，试一试，如果不起作用，就放弃。镇里又试了一下。一个吸毒者把镇图书馆过时的杜威10进制图书分类系统重新改造了一下，变成了新的国会图书馆编目系统，没花镇里一分钱。几个吸毒而穷困潦倒的嬉皮士把市镇公园布置成一个地区景点，配备有鸭塘和运动场，经过一番科学的设计，使有效的游乐时间尽可能长，危险尽可能小。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样，这些吸毒者大多数在大学中对化学很感兴趣，但那并不妨碍他们利用在大学里所学到的所有其他知识做有用的工作。
格雷格在他的第二故乡热火朝天地开展他的基础建设整改，在改造这些瘾君子的同时，他还给曼彻斯特市的《工会领袖》、波士顿的《环球报》和《纽约时报》写信，支持越南战争，支持对吸海洛因者判重刑，支持恢复死刑，特别是对贩毒者实行死刑。竞选众议员活动中，格雷格在几个不同场合都宣称他从1970年起就一直反战，但他那些自己公开发表过的声明让他的这一宣言成了一个绝对的谎言。
1970年，格雷格·斯蒂尔森成立了自己的保险和不动产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73年，在“都城”市郊，他和其他3个商人投资兴建了一座购物中心。那一年阿拉伯人实行石油禁运，也是格雷格开始驾驶一辆“林肯大陆”的那一年。那年他还竞选了里奇韦镇镇长。
镇长是两年一期，两年前即1971年，新英格兰地区大多数城镇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人数8500）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微笑着谢绝了。1973年，他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很受欢迎的共和党候选人，但容易对付，因为他热情支持过尼克松总统；另一个是民主党的名誉领袖。他首次戴上那顶建筑工人的安全帽。他的竞选口号是：“让我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里奇韦！”他以压倒性多数票获胜。一年以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姐妹州缅因州，选民们厌弃了民主党的乔治·米切尔和共和党的詹姆斯·欧文，选了一位来自刘易斯顿保险公司的职员詹姆斯·朗利做他们的州长。
这一榜样格雷格·斯蒂尔森注意到了。
约翰在报刊复印件的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注解和他经常问自己的一些问题。他频繁地研究自己的一连串推理，以至于到现在播音员钱瑟勒和布林克雷还在继续记录选举成绩时，他就已经能一字不差滔滔不绝把整件事情都讲出来了。
首先，格雷格·斯蒂尔森不应该当选。他的竞选承诺总体而言就是个笑话。他的背景完全不对，受的教育也完全不行。他只读到高中毕业，1965年之前，他基本就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狗。在这个选民决定应由律师来制定法律的国度，斯蒂尔森的资历显然与这一要求相去甚远。他没有结过婚，个人历史无可否认地诡异。
其次，报刊几乎彻底地放过了他，这很令人费解。在选举年，报刊记者是无孔不入的，威尔伯·米尔斯承认养了个情妇；韦恩·海斯就像藤壶般附着在众议院席位上，但也因为他的情妇而被拉下来。即使是那些很有权势的议员都很难从捕风捉影的媒体那儿幸免于难，按理说斯蒂尔森的情况足以让记者们报道一阵子的了。但他那丰富多彩、充满争议的个性只引起报刊的敬仰，他似乎没让任何人（也许除了约翰·史密斯以外）感到不安。他的那些保镖几年前还是一群骑哈雷摩托的混混，而且总有人会在斯蒂尔森的集会上受伤，但从没有一个记者对此做出深入的研究报道。在州首府的一次集会中，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儿折断了胳膊，扭伤了脖子；她母亲情绪失控地发誓说，当时小女孩儿爬上台子想要那位“伟人”在她的纪念册上签名，是“摩托车迷”中的一人把她从台上推下去的，但报纸上只是三言两语地报道——《有女孩儿在斯蒂尔森集会上受伤》，然后这件事儿很快就被淡忘掉了。
斯蒂尔森公开了他的经济状况，约翰觉得数据伪装得太完美无瑕了，因此不是实情。1975年，斯蒂尔森的收入是3.6万美元，缴纳了1.1万美元的联邦税，理所当然地，根本不需要交州所得税。新罕布什尔州没有这种税。他声称他的收入全部来自他的保险和不动产公司，还有他当镇长的微薄工资，只字未提利润可观的“都城”购物中心，也没有解释他住在一栋估价在8.6万美元的豪宅里的事实，而且那栋豪宅还没有债务需要偿还。美国总统还因为打高尔夫球的草坪费而受到指责呢，可斯蒂尔森古怪的财政报告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还有他当镇长时的政绩。他当镇长时的表现比他竞选时可强多了，也就是那时的表现使得所有人对他有所期待。他精明狡猾，对人情世故、政治心理了如指掌。1975年他任期届满时，财政10年来第一次有了盈余，纳税人感到很高兴。他提出了街心公园计划和嬉皮士半工半读计划，那是令他无可非议地感到自豪的。里奇韦是整个国家最早组建“建国200周年委员会”的市镇之一，那里还成立了一个制造档案柜的工厂，而且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当地的失业率仅为3.2%，很令人称羡。一切都让人钦佩。
在斯蒂尔森当镇长时，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儿，让约翰感到担心。
市镇图书馆的经费从11500美元削减到8000美元，在斯蒂尔森任职的最后一年里，这笔经费又被减至6500美元。与此同时，镇警察局的经费提高了40%，购买了3辆新巡逻车，还有一系列的防暴器材。增加了两名新警察，在斯蒂尔森的敦促下，镇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警察购买随身携带的武器可以报销一半的花费。于是，在这个平静的新英格兰市镇，几个警察去买了0.357英寸口径的马格努姆手枪，就是通过电影《警探哈里》）：美国动作片，由华纳公司出品，唐·希格尔（Don Siegel）执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t Eastwood）、哈里·古蒂诺（harry Guardino）等出演，于1971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哈里不惜一切代价誓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故事。——编者注">而出名的那种枪。在斯蒂尔森任期内，青少年活动中心被关闭了，还通过了一个决议：16岁以下者晚上10点后不许上街。这应该是自愿的，但警察却强迫人们遵守。另外，社会福利削减了35%。
没错，格雷格·斯蒂尔森的许多事情让约翰感到害怕。
专制的父亲和骄纵溺爱的母亲。他的政治集会就像摇滚音乐会。他对待集会人群和他的保镖的方式——
自从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出现后，人们就一直在叫嚷悲哀和毁灭，警惕美国国内的法西斯形态，只是这种事儿还没有出现。对，路易斯安那州出现了休伊·朗，但是休伊·朗——
被刺杀了。
约翰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努竖起手指的样子。砰，砰，砰。老虎，老虎，在黑暗的森林中闪着耀眼的光。多么可怕的手和眼睛啊——
但你不要引起战争，不要，除非你愿意立马和雨衣下的弗兰克·多德为伍。愿意和奥斯瓦尔德们、西尔汉们以及布莱默们这些刺客为伍。他们是行走在世间的一群疯子，偏执狂似的不断在你的笔记本里加入新的内容，在夜半翻看，当事情在你心中集聚到达顶峰时，就要用优惠券去邮购枪支了。约翰·史密斯，见见斯屈奇·弗罗姆。很高兴见到你，约翰，你笔记中的每一样我都非常有共鸣。我要介绍你见见我的精神导师。约翰，见过查理。查理，这是约翰。当你干掉斯蒂尔森后，我们一起去干掉其他猪狗不如的东西，如此我们就拯救了红杉。
他感觉头在旋转，惯常的头痛又开始发作了。每次都会这样。每次一想起格雷格·斯蒂尔森，他就会头痛。该睡觉了，上帝保佑别做噩梦。
但是，问题还是问题，还在那里。
他把一个问题写在笔记本上，反复来回地看它。他把它清楚地写下来，然后画上3个圆圈，仿佛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圈在里面。那个问题是：如果你能乘坐着时光机器穿越到1932年，你会杀了希特勒吗？
约翰看看表。1点15分。现在是11月3日，建国200周年选举已经过去了。俄亥俄州还没最后出结果，但卡特现在领先。没有争议，孩子。喧嚣结束了，选举也胜负分明了。福特要解甲归田了，至少在1980年之前是这样。
约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豪宅黑漆漆一片，但车库那边努的房间还亮着灯。努，这个很快就要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仍在看美国4年一次的伟大仪式：老游民从那里出去，新浑蛋从这里进来。也许白宫职员戈登·斯特拉坎给“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回答还不算太差。
约翰上了床，过了很久才睡着。
他又梦见了“笑面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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