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逃进时光机器里,回到一个美好的改变了的世界吗?
1977年1月2日下午,赫伯特·史密斯如期迎娶了第二任妻子查尔妮·麦肯齐。婚礼在西南湾的公理会教堂举行。新娘的父亲,一位几乎双目失明的80岁老先生,把新娘的手放到新郎手中。约翰站在他父亲身边,适时地奉上了婚戒。现场很有爱。
莎拉·赫兹里特跟她丈夫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婚礼,她儿子现在已经不再是婴儿了。莎拉又怀孕了,容光焕发,满脸幸福和满足。看着她,一阵痛苦和妒忌突然涌上约翰的心头,那种感觉好像他猛地受到催泪瓦斯袭击似的。过了好一会儿,这种感觉才退去,婚礼后的酒会上,约翰走过去和他们攀谈。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莎拉的丈夫。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留着铅笔胡,过早地生出了白发。他竞选缅因州议员成功了,滔滔不绝地大谈全国选举的真正意义,诉说和一个无党派州长一起工作的困难。这期间,丹尼扯着他的裤角,还要喝饮料:“爸爸,再给我一点儿饮料,再给我一点儿饮料!”
莎拉说话很少,但约翰能感到她明亮的眼睛落在他身上,那感觉很不自在,但还不算不愉快。也许有点儿悲哀。
酒会上酒水不限量,约翰比平时多喝了两杯,平时两杯就是他的极限了,也许是因为重见莎拉带来的震动,她这次是和她家人一起出现的;也许是因为查尔妮容光焕发的脸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母亲真的离去了,永远离去了。因此在赫兹里特一家离开后的一刻钟左右,他来到新娘的父亲赫克托·马克斯通身边时,他都有点儿醉醺醺的了。
老人坐在角落里,挨着剩下的结婚蛋糕,因关节炎而扭曲的手握着拐杖。他戴着墨镜,一边的眼镜腿上贴着黑色电工胶布,身边有两个空啤酒瓶,还有一个半空着。他仔细打量着约翰。
“赫伯特的儿子,对吗?”
“是的,先生。”
一番更为仔细的打量后,赫克托·马克斯通说:“孩子,你气色不好。”
“我想大概是熬夜熬得太多了。”
“看上去你需要吃点儿补品,补补身子。”
“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吗?”约问,老人的蓝色军礼服上挂满了奖章,包括一枚英勇十字勋章。
“确实参加了,”马克斯通说,兴奋起来,“1917年和1918年,在美国远征军‘黑杰克’潘兴将军麾下服役。我们穿过了沼泽和泥泞,顶着风,还闹着肚子。在贝洛森林,我的孩子,贝洛森林——现在它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名字了,但我曾经到过那里——我看到人们死在那里。吹了风就拉肚子,从战壕里延伸到所有该死的人员。”
“查尔妮说您的儿子……她的哥哥……”
“巴迪。对。他本来会成为你舅舅的,孩子。我们爱他吗?我觉得我们爱过他。他叫乔,不过从他出生以来,每个人都叫他巴迪。收到电报的那天,查尔妮的母亲就不行了。”
“是战争中阵亡的吗?”
“是的,”老人缓缓地说,“1944年,在圣洛,离贝洛森林不远,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方法衡量那个距离。他们一枪打死了他。那些纳粹。”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约翰说,微醉中感到一阵狡猾,终于把谈话引到真正的话题上了,“我希望把它卖给《大西洋》或《哈珀斯》……”
“作家吗,你是?”他的墨镜闪着光向上对着约翰,又有了新的兴趣。
“嗯,我在努力成为一个作家。”约翰说。他有些后悔自己的油腔滑调。是的,我是一个作家。当夜幕降临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作。“不管怎么说,文章会谈到希特勒。”
“希特勒?谈希特勒的什么?”
“嗯……假设……假设您跳入时光机器中,穿越回1932年的德国。假设您遇见了希特勒。您会杀了他还是会放过他?”
老人的墨镜慢慢抬起来对着约翰的脸。现在,约翰不觉得自己醉了、油腔滑调或者耍小聪明了。一切似乎都取决于这位老人要说的话。
“是在开玩笑吗,孩子?”
“不,不是开玩笑。”
赫克托·马克斯通的一只手从拐杖头上挪开,伸进他的套装裤口袋里,在那里摸索,那一刻,一切仿佛定格了。最后他的手终于出来了,里面握着一把骨头把儿的折叠小刀,经过这么多年,刀把儿已经像旧象牙一样光滑柔美。另一只手动起来,尽管有关节炎,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敏捷地打开刀刃。刀刃在教堂大厅的灯光下闪着寒光:这把刀在1917年曾随着一个小伙子前往法国,那小伙子当时已是童子军预备队员,打算要阻止德国鬼子杀戮婴儿和强奸修女,要向法国人显示美国人的勇气,男孩儿们遭到机枪的扫射,男孩儿们患了痢疾和致命的流感,男孩儿们吸进了芥子气,男孩儿们从贝洛森林走出时仿佛是亲眼见过了撒旦,成了形容枯槁的稻草人。结果证明,一切都是徒劳,结果证明,一切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
那边,音乐在演奏,人们欢声笑语,翩翩起舞。一根闪光棒射出激昂的光。约翰盯着亮出的刀刃,灯光照在刀刃上面,一闪一闪的光在变幻,他被深深吸引住了。
“看到这个了吗?”马克斯通轻声问。
“看到了。”约翰轻声回答。
“我会把这刀扎进那个阴暗、残暴的谋杀者的心脏,”马克斯通说,“我会用尽力气向里扎……扎到它能够着的最深处……然后我再转动它。”他慢慢转动手里的刀,先顺时针转动,然后又逆时针转动。他微微一笑,露出婴儿般光滑的牙龈和一颗翘出来的黄牙。
“但是首先,我要在刀刃上涂上毒鼠药。”他说。
“杀死希特勒?”罗杰·查茨沃斯说,呼出了一小股白色的哈气。他们俩穿着雪靴在达勒姆豪宅后的林中漫步。林中格外静谧。正是3月初,但今天这里就像沉睡的1月一样平静冷清。
“是的,对。”
“这问题有意思,”罗杰说,“没有意义,但很有点儿意思。不。我不会。相反,我会加入纳粹党,试着从内部改变它。假使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话,可以把他清除掉或者陷害他。”
约翰想起截短的撞球杆,想起桑尼·埃里曼耀眼的绿眼睛。
“也可能弄得你自己被杀掉。1933年的时候,那些家伙可不只是唱唱啤酒馆里的歌儿那么简单。”约翰说。
“是,没错。”他冲着约翰扬起眉毛,“你会怎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约翰说。
罗杰换了个话题:“你爸爸和他太太蜜月过得怎么样?”
约翰笑了。他们去了迈阿密海滩,刚好碰上旅馆工作人员罢工。“查尔妮说她觉得和在家一样,还得自己铺床。我爸爸说他觉得自己像个怪人,在3月份晒日光浴。不过我想他们玩儿得还是挺开心的吧。”
“那他们卖掉房子了吗?”
“卖掉了,两套在同一天卖掉了。基本是按他们心理价位卖掉的。现在,要是没有该死的医疗费还压在我身上,那就一帆风顺了。”
“约翰……”
“嗯?”
“没事儿。我们回去吧。我有几瓶芝华士威士忌,如果你想尝一尝的话。”
“太好了。”约翰说。
他们现在正在读,约翰吃惊地发现查克自然且迅速地喜欢上了这本书(经过了前40页磕磕巴巴、死去活来的艰难阅读以后)。查克表示晚上他自己会接着往下读,读完这本书后,他想读读哈代的其他作品。他生平第一次从阅读中找到了快乐,就像一个在年长于他的女人那里初次品尝到性快感的男孩儿一样,沉迷在其中。
此刻,书面朝下摊开放在他的膝盖上。他们还是在游泳池边上,但泳池里已没水了,查克和约翰都穿着夹克。头顶上,柔和的白云从天空飘过,散漫地尝试着往一起聚拢,以便聚集到让雨飘下来。空气神秘而香甜,春天正从不远的地方赶来。这是4月16日。
“这是个捉弄人的问题吗?”查克问。
“不是。”
“好吧,他们会抓住我吗?”
“什么?”这个问题其他人都没问过。
“如果我杀了他,他们会抓住我吗?会把我吊在一根电线杆上吗?像离地6英寸的‘疯酷烤鸡’那样?”
“嗯,我也不知道。”约翰慢慢地说,“对,我想他们会抓住你的。”
“我不能逃进时光机器里,回到一个美好的改变了的世界吗?回到美好的1977年?”
“不行。我想不行。”
“噢,那也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会杀掉他。”
“真的?”
“真的。”查克微微一笑,“我会装上一颗那种空心假牙,里面装满剧毒的毒药,或在我衬衣领子放一把剃刀片什么的。那样的话,如果他们抓住我,就没办法对我做太恶心的事儿了。但我会杀了他的。如果我不杀他,恐怕被他杀死的那几百万人会缠着我一辈子。”
“一辈子。”约翰有气无力地说。
“你没事儿吧,约翰?”
约翰使劲儿对着查克挤出一丝笑:“没事儿。我猜我的心脏停跳了一下。”
略微阴沉的天空下,查克继续读着。
5月。
切割过的青草香味儿又一次如期而至了,还有人们一直深爱的金银花、花粉和玫瑰的气息。在新英格兰,真正的春天只有一个星期,很宝贵,电台又开始播放“海滩男孩儿”乐队的经典金曲,路上传来游玩的日本汽车的“嗡嗡”声,之后夏天就会热烘烘地扑面而来。
在那个宝贵的一星期的最后一个晚上,约翰坐在客房,望着外面的黑夜。春天的夜柔和而又深沉。查克和他现在的女朋友去参加中学舞会了,女孩儿比他以前的那几个女友都更聪明。她喜欢读书,查克向约翰透露过,这是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说的悄悄话。
努走了。他在3月底拿到了美国公民证,4月,他申请北卡罗来纳州一家旅游宾馆的清洁工一职,3个星期前,他去那里面试,当场就被聘用了。离开前,他来看过约翰。
“我觉得,你为那并不存在的老虎过分焦虑了。”他说,“老虎有斑纹,这斑纹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们就看不见它了。焦虑的人会因此疑神疑鬼,觉得老虎无处不在。”
“真的有一只老虎。”约翰回答说。
“是的,”努同意说,“在某个地方。但同时,你也越来越瘦了。”
约翰站起来,走到冰箱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百事可乐。他拿着可乐走到外面的小阳台,坐下,一边呷着可乐,一边想着:如果人人都可以穿越时光那该有多好。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月亮出来了,就像松树林上的一只橙色眼睛,在游泳池中投下一条血色轨迹。第一批青蛙在聒噪地鸣叫着。过了一会儿,约翰走进屋,往百事可乐杯里倒了多份郎立可(Ron Rico)朗姆酒。他走到外面,再次坐下,边喝着可乐边望着月亮在天空中越升越高,慢慢地从橙色变成神秘的、宁静的银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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