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从她手中滑出，她重重地坐在灰暗的世界里，
滑倒在地，挂着的电话前后摇摆，摇摆，弧度逐渐变小。
1970年10月30日凌晨2点刚过，克利夫斯·米尔斯镇南边大约50英里处一栋小房子里，电话铃声开始在楼下的走廊里响起来。
赫伯特·史密斯从床上坐起来，懵懵懂懂，半梦半醒，摇摇晃晃，不辨东西。
旁边薇拉被枕头蒙住的声音传来：“电话。”
“嗯。”他应了一声，晃晃悠悠下床。他不到50岁，膀大腰圆，已经开始掉头发了，穿一条宝蓝色睡裤。他走到楼上的过道里，扭亮灯。楼下，尖厉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
他下楼，朝薇拉称之为“电话角”的地方走去。那里有一部电话机，还有一张怪异的小书桌兼饭桌，这桌子是大概3年前薇拉用救济补助票买的。赫伯特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这个240磅的大块头没法儿坐进这个小桌子后面。他打电话的时候就站着。桌子的抽屉里塞满了《读者文摘》和杂志。
赫伯特伸手抓住电话，等着它再响一声。
半夜三更打电话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个老朋友喝得酩酊大醉，认为你听他说话会很高兴，即便是凌晨2点；第二种是拨错了；第三种就是坏消息。
但愿是中间那一种，赫伯特抄起电话：“喂？”
一个干脆利落的男人声音传来：“是赫伯特·史密斯家吗？”
“什么事儿？”
“请问你是赫伯特·史密斯吗？”
“我是赫伯特·史密斯，什么……”
“你稍等一会儿好吗？”
“好的，但你是谁……”
太晚了。他的耳朵里听到微弱的“噔”一声，好像是电话那一头的人把他的一只鞋子脱在地上了。他得等着。有些电话他很讨厌：听不清，恶作剧的孩子问他是不是有罐装的“埃尔伯王子”（Prince Albert）烟丝，接线员说话像电脑语音一样，还有那些油嘴滑舌的人推销杂志，而这些讨厌的电话中他最讨厌的就是等着通电话。近10年以来有许多情形悄悄潜入了现代生活，这就是其中之一。以前，电话那头的人会简单说一句：“稍等，好吗？”然后放下话筒。起码你能听到那边远远的对话声、狗的吠叫声、收音机声、婴儿的啼哭声等。而现在等着通电话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电话里一片空白，阴森又不露痕迹，让你感到惊慌失措。“我活埋你一会儿，你等等好吗？”他们干吗不直接这样说？
他知道自己是有一点儿害怕。
“赫伯特？”
他转回身，电话还放在耳朵上。薇拉站在楼梯上，穿着她那件棕色旧睡袍，头发卷在一个个卷发夹上，脸颊和额头上抹着的乳霜已经变硬，厚得好像马上就要脱落一样。
“谁来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他们让我等着。”
“等着？在凌晨2点15分？”
“是的。”
“不是约翰吧？约翰什么事儿也没有吧？”
“我不知道。”他说，耸耸肩以平抑他升高的嗓门。有人凌晨2点钟给你打电话，把你晾在一边，你点数你的亲属们并一个个盘算他们的健康状况。你列出七大姑八大姨，如果有爷爷奶奶辈儿的亲戚的话，你还要合计合计他们的疾病。你想知道是不是你的哪个朋友心脏刚刚停跳了。你尽量不去想你还有个深爱的儿子，不去想这些电话怎么好像总是在凌晨2点打来，也不去想你的腿肚子怎么一下子紧张得僵硬沉重起来……
薇拉已经双眼闭上，手指交叉放在瘪薄的胸前了。赫伯特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愠怒，差点儿就要说出：“薇拉，《圣经》强烈建议你到你的小房间里去做这套动作。”如果那样说了，薇拉会给她这个“不信教的、身处地狱的丈夫”“一个甜蜜的微笑”的。凌晨2点了还被晾着等电话，他想他承受不了那样特别的笑。
电话又是“噔”一声，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男人的声音传来：“喂，史密斯先生吗？”
“是的，你是哪位？”
“不好意思刚才让你等着，先生。我是州警察局奥罗诺分局的麦格斯警官。”
“是我的孩子吗？我孩子出什么事儿了吗？”
他不由自主颓败地坐到电话角的座位上，只感觉全身乏力。
麦格斯警官说话了：“你有个男孩儿名叫约翰·史密斯吗，没有中间名？”
“他没事儿吧？他还好吗？”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薇拉站到他身边。那一刻她看上去还算镇定，但随后她就一把抓住话筒，像个母老虎似的：“怎么了？我的约翰出什么事儿了？”
赫伯特猛地把话筒又拉回来，还把她的指甲扯裂了一块。他狠狠瞪着她，说：“我正在问呢！”
她盯住他，那双和善的、已失去光泽的蓝眼睛大睁着，一只手猛地捂住嘴。
“史密斯先生，你还在吗？”
一些话就像涂抹了麻醉药一样从他嘴里掉下来：“我有个儿子叫约翰·史密斯，没有中间名，对，他住在克利夫斯·米尔斯镇，他在那儿的中学里教书。”
“他出车祸了，史密斯先生。他受了重伤。我非常抱歉告诉你这个消息。”麦格斯的声音很有节奏，很正式。
“啊，老天。”赫伯特惊呼。他的头脑一团乱麻。以前在部队里的时候，一个南方小伙子，巨人一般，好斗凶狠，一头金发，名叫柴尔德里斯，当时在亚特兰大一家酒吧的后面把赫伯特的屎都打出来了。赫伯特当时那感觉就跟现在一样，像被阉割了一般，整个人被打成一摊无用的、污浊的废物。“啊，老天。”他又惊呼了一声。
“他死了吗？”薇拉问，“他死了吗？约翰死了吗？”
他盖住话筒，说：“没有，没死。”
“没死！没死！”她尖叫着，“扑通”一声跪在电话角的地上，“哦，上帝啊，我们最诚挚地感谢您，求求您给我儿子降予您慈爱的关怀、爱与怜悯，用您的爱之手庇护他，我们以您的独生子耶稣之名请求并……”
“薇拉你闭嘴！”
那一刻他们三个人都不说话了，好像在思考这个世界，思考它不那么有趣的方式：赫伯特这个大块头挤在电话角的长凳上，膝盖紧抵桌子底面，一束花靠在脸上；薇拉跪在走廊火炉格栅旁；那位看不见的麦格斯警官以听的方式见证着这一场黑色幽默。
“史密斯先生？”
“哦。我……抱歉我们这儿太吵了。”
“完全可以理解。”麦格斯说。
“我儿子……约翰……他是开着他那辆大众（Volkswagen）汽车吗？”
“死亡陷阱，死亡陷阱，那些小甲壳虫就是死亡陷阱。”薇拉含混不清地说。泪水顺着脸庞流下，滑过晚霜光滑坚硬的表面，就像雨水滑在铬合金上。
麦格斯说：“他当时在一辆‘班戈与奥罗诺’（Bangor & Orono）公司的黄色出租车上，我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跟你说一下。涉事车辆共有三辆，其中两辆是从克利夫斯·米尔斯镇出来的孩子开的。他们当时正在飙车，向东，开到6号公路被称为‘卡森山坡’的地方时，你儿子在一辆出租车里，向西，去克利夫斯。出租车和那辆逆向行驶的车迎头相撞。出租车司机死了，开那辆车的小伙子也死了。你儿子和那辆车里的一名乘客现在在东缅因医疗中心。就我所知他们两人现在情况都很危急。”
“危急。”赫伯特说。
“危急！危急！”薇拉呜咽着说。
哦，老天，我们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百老汇小剧场”演出似的，赫伯特在想。他为薇拉感到尴尬，也为麦格斯警官尴尬，他肯定听见了薇拉的叫喊，就像在听幕后的希腊戏剧合唱队一样。他不知道这个麦格斯警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过多少这样的对话，他觉得一定有过很多次。也许他已经给出租车司机的老婆和那个已经死了的小伙子的母亲打电话通知过此事了。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但这重要吗？薇拉为她自己的儿子哭不应该吗？一个人干吗在这样的时刻还一定要考虑如此荒唐的事儿呢？
“东缅因医疗中心。”赫伯特边说边在一本便笺本上草草记下来。便笺本的封面画是一个微笑表情的电话机，电话线拼出一个短语：“电话的朋友。”他又问道：“他的伤势怎么样？”
“你说什么，史密斯先生？”
“他伤在什么地方了？头、肚子？什么？被烧伤了？”
薇拉尖叫起来。
“薇拉你能不能闭上嘴！”
“这方面情况你需要问医院。我接到的完整报告距现在已经有两个小时了。”麦格斯谨慎地说道。
“好吧，好吧。”
“史密斯先生，很抱歉要在半夜通知你这么不好的事情……”
“是不好，确实，”他说，“我得给医院打电话，麦格斯警官。再见。”
“晚安，史密斯先生。”
赫伯特挂上电话，呆呆地看着话机。突然间这事儿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约翰。
薇拉又发出一声尖叫，他惊恐地看到她抓住自己的头发，连同卷发夹一起往下扯：“这是审判！对我们生活方式、对罪恶、对什么事儿的审判！赫伯特，跟我一起跪下……”
“薇拉，我得给医院打电话，我可不想跪着打！”
“我们要为他祈祷……承诺要更好行事……即使你只是多跟我去几次教堂我也知道……也许就是因为你抽烟，下班后跟那些人去喝啤酒……亵渎……随便议论主神的名字……审判……审判来了……”
他双手盖到她脸上以阻止她狂躁地前后抽打。晚霜的感觉很讨厌，但他没有将手移开。他觉得她也挺可怜的。最近10年来，他觉得她对浸礼会信仰的虔诚已经有点儿走火入魔的感觉。约翰出生5年后，医生发现她的子宫和阴道腔内有一定数量的良性肿瘤，那些肿瘤切除掉了，但她也因此失去了生育功能。5年后，肿瘤又出现了，需要将子宫彻底切除。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真正有了深厚的宗教情怀，还古怪地连带着一些其他的信仰。她热衷于看一些小册子，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来自天堂飞船的，以及住在地球深处的“纯粹基督教徒”族群的，等等。她看杂志几乎跟看《圣经》一样频繁，常常用一本来阐明解释另一本。
“薇拉。”他说。
“我们要更好地行事，”她悄声说，恳求地看着他，“我们要更好行事他才不会死。你会看到的。你会……”
“薇拉。”
她收声了，看着他。
“我们给医院打完电话就知道真实情况有多糟糕了。”他温和地说。
“啊——对，是。”
“那你能坐到那边楼梯上不要说话吗？”
“我要祈祷，你不要管我。”她像个孩子似的说。
“我也不想管你，只要你自己祈祷就行。”
“好。我自己祈祷。没关系，赫伯特。”
她走到楼梯处坐下来，规规矩矩地扯扯周身的睡袍，手指交叉，嘴里开始念念有词。赫伯特给医院打电话。两个小时后，他们在几乎空无一人的缅因州高速公路上向北行驶。赫伯特开着他们那辆1966年产福特旅行车，薇拉笔直地坐在座位上，她的《圣经》放在腿上。
9点15分，电话铃声吵醒了莎拉。她迷迷糊糊地过去接电话。由于前一天晚上的呕吐，她的背在痛，肚子上的肉感觉有拉伤，不过其他地方好多了。
她拿起话筒，心想肯定是约翰打来的：“喂？”
“你好，莎拉。”打来电话的不是约翰，是同事安妮·斯特拉福德。安妮比莎拉大1岁，在克利夫斯学校教书两年了。她教西班牙语，是个开朗活泼的姑娘，莎拉很喜欢她。但今天早晨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低沉。
“你好，安妮。只是暂时的，约翰可能跟你们说了吧。热狗的原因，我估计就是……”
“哦，天哪，你不知道，你不……”随后传来古怪的、哽咽的声音。莎拉听着皱起了眉。她最初的迷惑转为极度的不安，因为她听出来安妮是在哭。
“安妮？出什么事儿了？不会是约翰吧？不会……？”
“出车祸了，”安妮说，这时她直接哭了出来，“他坐在一辆出租车上，跟另一辆车迎头撞上了。开那辆车的叫布拉德·弗雷诺，我在西班牙语二级课上教过他，他死了，他女朋友是玛丽·蒂博，今天早晨也死了，听说还是约翰教的那个班里的一个学生，真是太可怕了……”
“约翰！”莎拉冲着电话筒叫了声。她的胃又难受起来，手脚瞬间冰冷得如同四块墓碑：“约翰怎么样了？”
“他受了重伤，莎拉。戴维·比尔森今早给医院打过电话。他情况不妙……啊，太惨了。”
整个世界失去了颜色。安妮还在说，但声音既遥远又微小，就像E. E.卡明斯）里出现的一个角色。——编者注">的诗里说到的那个“卖气球的人”一样。纷繁复杂的影像一圈圈翻滚，没有一样是可理解的，游乐场轮盘、迷宫镜屋、约翰的眼睛，奇异的紫色，然后是黑色，乡村游园会连着电线的裸露灯泡发出的刺眼光芒中，他那张真诚朴实的脸。
“不会是约翰，你们搞错了。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还好好的。”她的声音既遥远又微弱。
安妮的声音飞快地回应着，很惊愕，很怀疑，她也绝不相信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她这样年龄的一个人身上，一个年轻又鲜活的人身上：“他们还跟戴维说他即便是挺过手术也永远不会醒过来呢。他们必须给他做手术，因为他的头……头……”
她是想说“碎”吗？约翰的头已经碎了？
莎拉此刻全身乏力，尽力不去听那个最后的不可改变的词，避免那最后的恐惧。电话从她手中滑出，她重重地坐在灰暗的世界里，滑倒在地，挂着的电话前后摇摆，摇摆，弧度逐渐变小。安妮·斯特拉福德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莎拉？莎拉？莎拉……”
当莎拉赶到东缅因医疗中心时，时间是12点15分。导诊台的护士看着她苍白、紧张的脸，估摸了一下她对进一步事实的承受能力，然后告诉她约翰仍在手术室里。最后又说约翰的父母在等候室中。
“谢谢。”莎拉说。她没有向左拐而是朝右，结果走进了一间小诊室，又不得不原路返回。
等候室里一片亮晃晃的，刺痛了她的眼睛。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无聊地坐在那里看着破烂的杂志或者发呆。一个头发花白的妇女从电梯里走进来，把她的探视卡给了她的一位朋友，她那位朋友踩着高跟鞋“咔嗒咔嗒”走远了。其余人继续坐着，等待他们自己的探视机会。有一个人要探视做胆结石手术的父亲；另一个人要探视他母亲，他母亲刚刚三天前在一侧乳房下发现一个小肿块；还有一个人要探视朋友，他朋友在慢跑时感觉有一把无形的大锤在击打胸膛。等候的人们脸上都小心地做出一副镇定的神色，忧虑被扫到脸下，就像地毯下的尘土一样。虚幻感再次徘徊在莎拉心底。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一声柔和的铃声，绉胶鞋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离开她那儿的时候是好好的啊。想到他在这儿的一栋砖石建筑里等死，实在让人不敢想象。
她一眼就认出了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她努力回忆他们的名字，但一时没想起来。老夫妇俩一起坐在等候室靠后的地方，和这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现在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约翰的母亲坐着，外套放在她身后的椅子上，手里紧紧抓着《圣经》。她边看边嘴里念念有词，莎拉记得约翰说过她非常虔诚，也许虔诚得有点儿过分，约翰也说过她有可能会参与“圣滚”和“摸蛇”这类宗教仪式。史密斯先生，赫伯特，她突然想起来了，叫赫伯特，他的膝上放着本杂志，但他没有看。他在看窗外，新英格兰的秋天向着11月份以及更远的冬天一路燃烧。
她走到他们身边：“是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吗？”
他们抬头看她，脸上由于可怕的打击而紧张不已。史密斯太太的手紧攥着《圣经》，书已经翻到了“约伯记”那一章。他们面前这个年轻女人没有穿护士或医生的白大褂，但此刻这对他们来说都一样。他们在等待着最后的一击。
“是的，我们是史密斯一家。”赫伯特轻声说。
“我是莎拉·布莱克内尔。约翰和我是好朋友，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想你们会这么说。我可以坐下吗？”
“约翰的女朋友？”史密斯太太的语气刻薄，就像问罪一样。几个人迅速地转头看了一下，又回头去看自己破烂的杂志。
“是的，约翰的女朋友。”她说。
“他的信里从没说过他有个女友。没有，一点儿都没说过。”史密斯太太的语调仍然刻薄。
赫伯特说：“不要吵，他妈妈。坐下吧，小姐……是布莱克内尔，是吧？”
她坐下，感激地说：“莎拉·布莱克内尔。我……”
史密斯太太又尖刻地说：“没有，他从来没说过。我儿子热爱上帝，但后来他可能背弃了一点点。主神的审判是突然的，你们知道吗？这就是造成如此危险倒退的原因。你们不知道哪天哪时……”
“别吵了！”赫伯特说。人们再一次转头看。他狠狠瞪着他老婆，试图镇住她。她也不甘示弱地回瞪了他一会儿，但他毫不动摇。薇拉垂下眼睛。她合上《圣经》，但手指烦躁地顺着书页拨拉，好像急切地想回去继续看约伯一生坏透的运气而导致的灾难，从而痛苦地来表述她自己的和她儿子的运气。
“我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莎拉说完，约翰母亲又抬头看她，责备的目光。这时莎拉想起了《圣经》里关于“和”所象征的某个身体在一起的含义，她感觉自己脸在发红。好像这个妇女能看清她内心的想法似的。
“我们去了乡村游园会……”
“罪恶的地方，邪恶的地方。”薇拉·史密斯毫不留情地说。
“我最后一次跟你说不要吵，薇拉。”赫伯特严厉地对她说，同时一只手压在他老婆的手上，“我现在不是在开玩笑。这女孩儿看起来是个好姑娘，我不允许你再挖苦她。明白了吗？”
“罪恶的地方。”薇拉顽固地又一次说道。
“你能不说话吗？”
“放开我。我要读我的《圣经》。”
他放开她了。莎拉既尴尬又不知所措。薇拉打开《圣经》看，嘴唇不停地蠕动着。
赫伯特说：“薇拉很烦躁，我们都很烦躁。你也一样吧，看样子。”
“是的。”
赫伯特问：“你们昨晚玩儿得好吗？在游园会上？”
“挺好。”这个简单的回答是真是假，她已经完全分不清了，“我们玩儿得挺好，直到……嗯，我吃了个变质的热狗什么的，然后就不行了。约翰开我的车送我回家，到维齐镇我住的地方。我的胃难受得很。他叫了辆出租车。他说他会今天帮我给学校打电话请病假。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眼泪开始涌出来，但她不想在他们面前哭，尤其不想当着薇拉·史密斯的面，但还是没办法忍住。她从包内扯出一张面巾纸捂在脸上。
“好了，好了。”赫伯特说，一只胳膊搂住她，她哭起来，模模糊糊觉得，有人让他安慰他会感觉好些；他老婆在约伯的传说故事里找到了自己那一份隐秘的安慰，不需要他。
几个人转回身呆呆地看，泪光中他们就好像是观众似的。她郁闷地想着他们心里所想的：她的情况比我还要差，他们三个都比我或我的家属情况差，男人肯定死了，看她哭成那样，男人的头肯定已经碎了。某个医生下来带他们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通知他们什么的，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
她努力控制住哭泣，控制住情绪。史密斯太太坐得笔直，就好像从梦魇中惊跳起来一样，既不看莎拉的眼泪，也不看她老公安慰莎拉的努力。她在读《圣经》。
莎拉问：“请问，情况有多糟糕？有希望吗？”
还没等赫伯特开口，薇拉就大声说话了，声音是一种猝然、冰冷、底气十足的审判口吻：“上帝那儿有希望，小姑娘。”
莎拉看到赫伯特眼里闪过一丝担忧，心想：他觉得这个事故把她逼疯了。也许是吧。
漫长的下午一直拖到晚上。
下午2点的时候学校开始放学，约翰的一些学生来到医院，穿着旧外套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戴着奇怪的帽子。莎拉没看到多少让她觉得文质彬彬的孩子（那种有上进心、要上大学、眉清目秀的孩子）。来医院的孩子大多是颓废派，留着长头发的。
几个孩子过来，悄声问莎拉知道哪些有关约翰的情况。她只能摇摇头，说她也什么都不知道。但有个叫道恩·爱德华兹的女生，很迷恋约翰，她从莎拉脸上看出了深深的恐惧，于是大哭起来。一个护士过来让她离开。
“我会让她静下来的，稍等一两分钟就好。”她说着，伸出胳膊关切地搂住道恩·爱德华兹的肩膀。
“我才不要待着呢。”道恩说着匆匆跑开，“哐啷”一声撞翻了一把硬塑料椅子。过了一会儿，莎拉看见，在外面10月寒凉的暮光中，这个女生坐在台阶上，头埋到膝盖上。
薇拉·史密斯在读《圣经》。
下午5点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离去了。道恩也走了，莎拉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7点钟，一个年轻男人走进来，白大褂的翻领上歪斜地别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斯特朗斯医生”，他走进等候室，四下看了看，朝他们走来。
“是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吗？”他问。
赫伯特深呼吸一口气后说：“对，我们是。”
薇拉“吧嗒”一声合上《圣经》。
“你们跟我来一下好吗？”
来了，莎拉想。走到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然后告知情况。无论这个情况是什么，她都会等，他们回来时赫伯特·史密斯会告诉她她需要知道的情况。他是个善良的人。
“你是要说我儿子的情况吗？”薇拉问，声音还是同样地清楚、有力，有点儿神经质。
“是。”斯特朗斯医生扫了眼莎拉，“你是家属吗，女士？”
“不是，一个朋友。”莎拉说。
“关系很好的朋友。”赫伯特说道。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扶着她的肘部，同时另一只手拉住薇拉的上臂，赫伯特拉着她们站起来。“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们都过去。”
“完全不介意。”
他领着他们下了电梯，沿一条走廊走到一间门上写着“会议室”的办公室。进去后，他揿亮头顶的荧光灯。办公室里有一张长桌子，十几张办公椅。
斯特朗斯医生关上门，点着一支香烟，桌子上到处都是烟灰缸，他随手把火柴丢进其中一个里面。“不好说。”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那你就说最好的情况。”薇拉说。
“嗯，也许我最好这样。”
这里没有莎拉说话的份儿，但她还是忍不住问：“他死了吗？千万别说他死了……”
“他在昏迷中。”斯特朗斯医生坐下，深深吸了一口烟，“史密斯先生遭受了严重的头外伤和程度待定的脑损伤。你们也许从医疗剧中听过‘硬脑膜下血肿’这个词。史密斯先生现在就有非常严重的硬脑膜下血肿，导致局部颅内出血。必须进行一台大手术来释放脑内压，同时取出他脑内的骨渣。”
赫伯特重重地坐下，面色苍白，不知所措。莎拉看到他的手粗厚且伤痕累累，想起约翰曾说过他父亲是一名木匠。
薇拉说：“但是上帝已经赦免了他，我知道他会被赦免的。我为了一个神迹而祈祷。称颂上帝吧，至高者！你们所有凡间的人都要称颂他的名字！”
“薇拉。”赫伯特声音虚弱地喊。
“昏迷中。”莎拉重复。她试着从某种情感上接受这个信息，但发现做不到。约翰没有死，而且还进行了一次危险的脑部大手术，这些本应该可以重新燃起她的希望的。但是没有。她不喜欢“昏迷”这个词。这个词有一种隐秘的不祥的含义。这不就是拉丁语中的“沉睡至死”吗？
“他接下来会怎样？”赫伯特问。
“这个现在谁也说不清。”斯特朗斯说道。他拨弄着香烟，焦虑地在烟灰缸上面轻敲它。莎拉感觉到他现在是在回答赫伯特字面上的问题，而回避了赫伯特真正想问的问题。“当然，他现在是靠着生命维持设备活着的。”
“但你们肯定多少知道他醒过来的概率，”莎拉说，“你们肯定知道……”她无法控制地做着手势，但马上又收回来了。
“他也许会在48小时内醒过来，也许会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内，也许永远也醒不过来。而且……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那种可能性很大。他的伤势……很重。”
“上帝要他活着，我知道。”薇拉说。
赫伯特把脸埋到双手里，慢慢揉搓着。
斯特朗斯医生不舒服地看着薇拉，说：“我只是让你们为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做好准备。”
“你能否评估一下他醒过来的概率？”赫伯特问。
斯特朗斯医生犹豫了一下，焦虑地吸了口香烟，最后说：“不，我没法儿评估。”
他们三人又等了一个小时才离开。天已经黑了。一阵阵冷风刮起，呼啸着穿过空旷的停车场。莎拉的长发在身后胡乱飘舞。等她回到家时，她会发现头发里夹着一片枯黄脆弱的橡树叶。头顶上，月亮悬挂在空中，像黑夜里一个冰冷的水手。
莎拉把一张纸塞到赫伯特手中，上面写着她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你有什么消息就给我打电话好吗？无论任何消息。”
“好的，当然。”他突然弯下身在她脸颊上吻了吻，夜风中，莎拉也在他的肩头伏了一会儿。
约翰的母亲薇拉对莎拉说：“如果我之前对你态度生硬的话，我很抱歉，亲爱的。我挺难过的。”她的声音出奇地温和。
“可以理解的。”莎拉说。
“我想我儿子可能会死。但我已经祈祷过了。我跟上帝说明这件事儿了。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是否软弱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我们绝不应当因此灰心，奔向耶稣座前求。’”
赫伯特说：“薇拉，我们该走了。我们该睡一觉，然后看看事情怎么……”
“但现在我已经从上帝那儿听到消息了。”薇拉边说边出神地仰头看着月亮，“约翰不会死的。上帝的计划里没有约翰的死。我听了，我听到我内心里那平静而微小的声音了，我现在心安了。”
赫伯特打开车门：“走吧，薇拉。”
她回头看了一眼莎拉，笑了笑。莎拉蓦然从这个微笑中看到了约翰本人那种安心又漫不经心的笑容，但同时她又觉得这样的笑容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怖的笑容。
薇拉说：“上帝已经把他的福音降予我的约翰了，我很高兴。”
“晚安，史密斯太太。”莎拉木然说道。
“晚安，莎拉。”赫伯特说。他发动着车子，汽车从车位上开出来，穿过停车场上了州道，这时莎拉才想起她没问他们暂时住在哪儿。她估计他们现在自己也不知道。
她转身走向自己的车，但又站住了，她怔怔地看着医院后面流淌的河，那是佩诺布斯科特河。它像一匹黑色的缎子，月影被困在它的中心。孤独地站在停车场里，她抬头看天，月亮挂在空中。
上帝已经把他的福音降予我的约翰了，我很高兴。
月亮悬挂在她上方，像个俗艳的游乐场玩具，又像是个所有胜算都有利于庄家的空中幸运大轮盘，更不必说还有那两个庄家号呢——“0”和“00”。庄家号，庄家号，你们全都要给庄家送钱，嘿嘿嘿。
风吹起她周围的落叶，咯咯作响。她上车坐到方向盘后，突然有种感觉，觉得自己肯定要失去他了。恐惧感和孤独感从她心底醒来，她全身战栗。最后，她发动汽车向家开去。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克利夫斯·米尔斯的学生们来了很多安慰和祝愿；赫伯特·史密斯后来和她说，约翰收到了300多张卡片。几乎每张卡片里都夹有一张折起来的个人短笺，上面写着他们希望约翰能快点儿好起来的话。薇拉一一给他们回了信，在一张字条上写上“谢谢你”，再加一句《圣经》里的话。
莎拉班上不守纪律的现象消失了。她之前感到存在的评审委员会现在对她的意见完全与之前相反。她逐渐意识到孩子们是把她视为一场悲剧中的女主角了，把她看作史密斯先生曾经的爱人。这个想法是在车祸发生后的没有课的星期三，她在教师办公室里突然产生的，随后她一阵哭一阵笑。她也很害怕自己这个样子，最后还是镇定下来。她晚上不断地失眠，也不断地梦到约翰——约翰戴着万圣节面具，站在幸运大轮盘场地前，一个空洞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喊：“老兄，我特想看这家伙输。”约翰说：“现在一切正常，莎拉，一切顺利。”然后他走进了一间屋子，眉毛以上的头全没了。
赫伯特和薇拉那个星期住在“班戈旅馆”，莎拉每天下午去医院等消息时都会看到他们俩。什么进展都没有。约翰躺在6楼重症监护病区里，身边满是生命维持设备，呼吸也要靠一台仪器辅助。斯特朗斯医生越来越不抱希望。车祸发生后的星期五，赫伯特在电话里告诉莎拉，他们要回家了。
他说：“她不想回，但我得让她明白有这个必要。”
“她还好吗？”莎拉问。
那边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长到莎拉以为她是不是说错话了。然后赫伯特说：“我也不知道她好不好。可能我知道，只是我不愿说出她不好吧。她以前就一直痴迷宗教，手术后更严重了。她进行了子宫切除手术，现在更厉害了。她一直说‘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她将约翰的事故和‘基督升天’联系了起来，莫名其妙的。就是在善恶大决战前，上帝要把所有忠诚的信徒带上天堂去的说法。”
莎拉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张车尾贴，上面写着：“如果基督升天就在今天，上帝要抓住我的方向盘！”“是，我知道这个说法。”她说。
赫伯特焦虑地说：“嗯，跟她通信的……那帮人……他们相信上帝马上就要乘着飞碟来接忠诚的信徒们了。就是说，把他们都用飞碟带上天堂去。这些……教派……已经证明了，至少对他们来说是证明了，天堂就在遥远的猎户座的某个地方。不，别问我他们是怎么证明的。只有薇拉才能告诉你。这个……嗯，莎拉，这个让我理解还是有点儿难度的。”
“肯定的。”
赫伯特的声音有力了些：“不过她还是能分清现实与虚幻的。她需要时间来适应。所以我跟她说，她在家里也可以应对任何事儿，和这里一样。我得……”他顿了一下，好像有点儿窘迫，然后清了清喉咙又说：“我得回去干活儿了。我有工作，我是签了合同的……”
“当然，当然。”她顿了一下，“保险金怎么样了？我的意思是说，这肯定花了好大一笔钱……”现在轮到她窘迫了。
赫伯特说：“我跟比尔森先生谈过了，你们的副校长在克利夫斯·米尔斯镇，约翰有常规的‘蓝十字’保险，但并不是那种新的重病医疗保险，不过‘蓝十字’能报销其中的一些。另外我和薇拉也有些存款。”
莎拉的心沉下去了。“另外我和薇拉也有些存款。”一天的治疗费就是200美元甚至更多，这样的花费靠一张存折能维持多长时间？最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了在花光他爸妈的钱的同时，约翰能像个没有知觉的动物一样坚持下去，连小便都要没有知觉地接个管子来排泄吗？是为了让他的病把他母亲逼得怀着没有实现的愿望而疯掉吗？眼泪滑过脸颊，她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发现自己希望约翰死去，在平静中死去。她内心里有点儿惊恐地厌恶这种想法，但这想法一直存在着。
“祝你们一切顺利。”莎拉说。
“我知道，莎拉。我们也祝你一切顺利。你会来信吗？”
“肯定会。”
“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们吧。博纳尔镇也不是太远。”他犹豫了一下，又说，“看来约翰是挑了个好女孩儿。你们过去是很认真的，是吧？”
“是的。”莎拉说。眼泪涌出来，赫伯特话里的过去时她能理解：“过去是。”
“再见，宝贝儿。”
“再见，赫伯特。”
她挂上电话，按了有一两秒钟，又提起电话打给医院，询问约翰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她对重症监护的护士道了谢，然后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她想着上帝派出一支飞碟舰队接上忠诚的信徒，然后匆匆带着他们飞往猎户座。同样的另一件事儿也能说得通了，即一个神疯狂到把约翰·史密斯的脑子弄乱，让他昏迷，也许就这样继续下去，除非是他意外死去。
还有一个文件夹的高一新生的作文要批改，她给自己倒了杯茶坐下来。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莎拉·布莱克内尔重新开始为失去约翰的生活打起精神，那么现在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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