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①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望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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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象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象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其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采,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象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起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象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象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起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①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②——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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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莱尔(1795—1881)为英国著名史学家及论文家。
②范拉士葛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象天气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做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评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象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象野兽一样……干吗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吗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吗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做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的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的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侩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做高兰德·史丹芬,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利时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安特卫普,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象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象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采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象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癔;她装着小女孩子的神气,几个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象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艺,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功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的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只在于她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她们的钱,他教她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象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决不会不发觉她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她那么圆滑,很容易随机应变的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她费什么心,而是她天赋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形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种的水平,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她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她的个性便是不保持她的个性。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水平。
她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她吸引。其次因为他和她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她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平各种人物的价值,她天生的特别内行;所以她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她也弄音乐;她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她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的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她的弹琴象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她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她设身处地的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她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欢玛斯奈,格里格,多玛。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她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她居然把巴赫和贝多芬弹得很象样了,——(这倒不是恭维她的话);——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欢他们。其实她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巴赫,格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她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她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她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凭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画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她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象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见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的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
“你又来缺德了!"她笑着回答……
(说着她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她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搞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象什么话!”
“一点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的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
“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
“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干吗你耸肩膀?干吗你扯鬼脸?”
“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淫荡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做一种特准的淫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奏鸣曲弹给我听罢。”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罢。”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罢,开步走!”
“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的弹她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的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象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她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的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她;她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她越不觉得唐突:那对她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的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不伤和气。
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决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象疯子一般大大的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胀得厉害。她无精打采的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的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
“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忽儿好不好?”
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不。他心里想:
“她不大上劲……她有时就是这样的……虽然可笑,但也不能怪她。”
于是他提议改天再来;但她一定要留着他:
“只要一忽儿……过一下就会好的……我真胡闹,是不是?”
他觉得她的态度不大正常,可不愿意问,故意把话扯开去:
“哦,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锋头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
她含讥带讽的笑了笑:“嗯,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
他老实不客气笑开了。她又道:“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
“对。”
“可是颇有几个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家伙,那些才子!在你们这般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我简直搞糊涂了;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什么都能原谅,可是什么也没感觉到。他们几个钟点的谈着艺术啊,爱情啊,不教人恶心吗?”
“你不喜欢讨论爱情,那末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呀。”
“这些事用不着讨论,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兰德微微撅着嘴。
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那末让别人去做。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搞的。”
“爱情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
“我的天!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管家啰。”
“谢谢罢!"高兰德恼了。
她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可照旧弹不起来;她便敲着键盘呻吟道:
“没有办法!……我简直一无所用。你说得不错。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能够这样说已经不坏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实实的回答。
她望着他,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接着说:
“别这么冷酷啊!”
“我并不毁谤贤淑的妇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答。“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可是尘世的天堂……”
“对啦,谁也没见过尘世的天堂。”
“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我只说:我,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决心去寻访。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
“除了他们以外,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轻重了吗?”
“相反!社会上只看重这一批。”
“可是你呢?”
“对于我,这些人是有等于无。”
“噢,你多冷酷!"高兰德说。
“不错,我有点儿冷酷。但只要能对别人有些好处,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有几颗石子的话,更要一团糟了。”
“你说得对,你很得意你是强者,"高兰德悲哀的说。"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别太严厉啊……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磨得多苦。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艺,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瞧不起我们。哪知道一般十五岁到十八岁中间的小女人,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锋头,——可是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人家看见她们笑也跟着笑),当她们对一班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夜里回家,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趴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她们这个模样!……”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的说。"怎么!你们竟这样的痛苦吗?”
高兰德一声不出,可是眼泪涌上来了。她强作笑容,把手伸给克利斯朵夫。他感动的握着:
“可怜的孩子!既然你们痛苦,为什么不想法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要我们怎么办?简直无法可想。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摆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着跳不出去。”
“谁限制你们,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的摆脱一切,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障你们独立的事业,——象保障我们的一样?”
“象保障你们的一样?可怜的克拉夫脱先生!你们所谓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可又配做些甚么呢?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兴趣。——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参加,假装关心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心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柏格森和于尔·勒曼脱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至于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片妙的水彩画;——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她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她们一样的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种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的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她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她们决不给你一点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她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罢。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罢。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气,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象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噘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象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象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拚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象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象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片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象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岂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的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起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的发见,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其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睒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象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片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偏偏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象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①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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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十八世纪倡导新思想最力。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做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象画家梵·狄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偏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的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的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象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性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的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般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他是她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她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教她们艳羡。她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象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起的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的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象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象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的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的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的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她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她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的教训她;她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她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她很知道象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她不肯为了友谊作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她象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的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她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她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她照旧想做她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捣鬼,便粗声大片的闹起来。她可继续装做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她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决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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