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迫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做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做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象跟班一样钉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艺，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赛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作；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见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起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起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占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象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象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其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①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疲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

        ①工团主义是工会运动中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流派，它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进了工会。这个流派于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法、意等国尤为盛行。工团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起了有害的影响：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认为工会不要工人阶级政党即能保证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达到把劳动工具与生产手段转归工会所有的最终目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①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片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②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

        ①此语引用法国某议员的荒谬的演词。——原注

        ②初期工团联盟中，反对革命与罢工的一派被称为黄色工人；激烈的一派被称为红色工人。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拚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片，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决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的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象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象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的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的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作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登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罢！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象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酬报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的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的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气力尽的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其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喝！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末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的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教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的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的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的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岂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象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片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的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的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做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见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岂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般是单岂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直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罢。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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