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全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亲爱的高脱弗烈特，在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而他此刻极需要的，也一去数月，而且这一次是永远不回来的了。一个夏天的晚上，鲁意莎收到一封从很远的村子里寄来的信，字写得挺大，说她的哥哥死了，就葬在那边的公墓上。近年来他身体已经不行，可还是到处流浪，这一回就是在浪游的途中死在那个村上的。这个多有骨起而又多么恬静的人，原是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朋友，他的温情——很可能给克利斯朵夫做个精神上的依傍的，——不幸被死亡吞掉了。他孤零零的守着只知道爱他而不了解他思想的老母。周围是德国的大平原，等于一片阴森森的海洋。他每次想跳出去，结果总是更往下沉。仇视他的小城眼睁睁的看着他淹在海里……

        正在挣扎的时候，黑夜里忽然象闪电似的显出了哈斯莱的形象，那是他儿童时代多么爱慕，而现在已经名震全国的人物。他记起了当年哈斯莱答应过他的话，便立刻拚着最后的勇气想抓住那颗最后的救星。哈斯莱能够救他的，应当救他的！向他要求什么呢？不是援助，不是金钱，不是任何物质上的帮忙。只求他了解。哈斯莱象他一样的受过迫害。哈斯莱是个独往独来的人，一定能了解一个受着庸俗的德国人仇视与虐待的独往独来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士。

        他一有这念头，便马上实行。他通知母亲要出门一星期，当夜就搭着火车望德国北部的大城出发，哈斯莱在那边当着乐队指挥。他不能再等了。这是为求生存的最后一次努力。

        哈斯莱已经享了重名。他的敌人并没缴械；但他的朋友们大吹大擂的说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音乐家。其实拥护他的和否认他的都是一样荒谬的家伙。可是他没有坚强的性格，看到反对他的人他就气恼，看到捧他的人他就软化。他拿出全副精神专门做些伤害那班批评家和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事，好比一个孩子专爱搞些捣乱的玩艺。但那些玩艺往往是最低级趣味的：他不但浪费天才在音乐上做些怪僻的东西，使德高望重的人发指；而且还故意采用荒唐的题材，暧昧的不雅的场面，总之只要是逆情背理的，伤害礼教的，他都特别喜欢。中产阶级疾首蹙额的一叫起来，他就乐了；而中产阶级永远识不破他的诡计。连那个象一般爆发户与诸侯那样喜欢冒充内行，干预艺术的德皇陛下，也把哈斯莱的享有盛名认为社会之羞，处处对他无耻的作品表示轻蔑与冷淡。哈森莱看到帝王的轻蔑觉得又气又高兴，因为德国前进派的艺术界认为官方的反对就是证明自己的前进，所以哈斯莱捣乱得更有劲了。他闹一次骇人听闻的事，朋友们就喝一次彩，说他是天才。

        哈斯莱的帮口，主要是一般文学家，画家，颓废的批评家组成的，他们代表革命派对反动派——（它们在德国北部一向势力很雄厚）——的斗争，对冒充的虔诚和国定礼教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是有功的；但斗争的时候，他们独立不羁的精神往往过于激昂，不知不觉的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们之中即使有些人不乏相当粗豪的才具，总嫌不够聪明，而见识与趣味尤岂不高明。他们制造了虚幻的境界把自己关在里头跳不出来；并且和所有的艺术党派一样，结果对实际的人生完全隔膜了。他们替自己，替上百个读他们的出版物，盲目的相信他们的傻瓜，定下规律。这帮口的吹捧对哈斯莱是致命伤，使他过分的自得自满。他脑子里想到什么乐思，就不加考虑的接受；他暗中认为便是他写的东西够不上自己的标准，比别的音乐家已经高明多了。固然他这种看法往往是不错的，但决不是一种健全的看法，同时也不能使他产生伟大的作品。哈斯莱骨子里是不分敌友，对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取了这种轻视与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他从前相信过不少天真与豪侠的事，所以一旦失望，他更加往讥讽与怀疑的路上走。既没有勇气保护他的信念不受时间一点一滴的磨蚀，也不能自欺其人，自以为还相信他早已不信的东西，他便尽量嘲笑自己过去的信念。他有种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贪懒，软弱，担当不起极端的好运或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需要温和的气候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他不知不觉的只想懒懒的享受人生：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想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也沾染了这种气息，虽然因为他才气纵横，便是在迎合时流的颓废作品中也藏不住光芒。他对自己的没落比谁都感觉得更清楚。老实说，能感觉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那种时间是少有的，并且是他竭力避免的。那时他就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只想着自私的念头，担忧自己的健康，——而对于从前引其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漠不关心了。

        克利斯朵夫想来向他求一点鼓励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早晨，来到哈斯莱住的城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抱着不知多大的希望。他认为这个人物在艺术界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指望从他那儿听到些友善的勉励的话，使自己能继续那毫无收获而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斗争，一息尚存决不休止的斗争。席勒说过：“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

        克利斯朵夫性急到极点，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中丢下了行李，立刻奔到戏院去探问哈斯莱的住址。他住在离开城区相当远的地方，在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克利斯朵夫一边啃着一个小面包，一边搭上电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跳起来。

        在哈斯莱所住的区域内，奇形怪状的新建筑触目皆是；现代的德国尽量在这方面运用渊博的学问，创造一种野蛮的艺术，以钩心斗角的人工来代替天才。在谈不到什么风光的小镇上，在笔直的平板的街道中，出人不意的矗立着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回廊，有雉堞的堡垒，万国博览会会场式的建筑；大肚子的屋子没头没脚的深深的埋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面目，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地牢式的铁栅，那种潜水艇上的门，窗的栏杆上嵌着金字，大门顶上蹲着古怪的妖魔，东一处西一处的铺着蓝珐琅的地砖，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碎石铺出亚当与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还有堡垒式的房屋，屋脊上趴着奇形怪状的野兽，一边完全没有窗，一边是一排很大的洞，方形的，矩形的，象伤疤一般；一堵空无所有的大墙，忽然有些野蛮人的雕像支着一座很大的阳台，上边只开一扇窗，阳台的石栏杆内探出两个有胡子的老人头，鲍格林画上的人鱼。

        在这些监狱式的屋子中间，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奇大无比的裸体像，低矮的楼上，外边刻着建筑师的二行题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艺术家显示他的新天地！”

        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想着哈斯莱，对这些只睁着惊骇的目光瞧了瞧，无心去了解。他找到了哈斯莱的住处，那是最其实的一所屋子，加洛冷式的建筑。内部很华丽，俗气；楼梯道有一股温度太高的气味；克利斯朵夫放着一座狭窄的电梯不用，宁可两腿哆嗦着，心跳动着，迈着细步走上四楼，因为这样可以定定神去见这位名人。在这短短的途程中，从前和哈斯莱的相见，童年时代的热情，祖父的形象，都一一回到记忆中来，仿佛只是昨天的事。

        他去按铃的时候已经快到十一点。应门的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女仆，颇象管家妇模样，很不客气的把他瞧了一眼，先是说：“先生不见客，他很累。"随后，大概是克利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的失望的神气使她觉得好玩，所以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后，忽然缓和下来，让克利斯朵夫走进哈斯莱的书房，说她去想办法教先生见客。她说完眨了眨眼睛，关上门走了。

        壁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画，和法国十八世纪的描写风情的镂版画：哈斯莱自命为对各种艺术都是内行，听了他小圈子里的人的指点，从玛奈到华多都有收藏。这种混杂的风格①也可以从家具上看出来，一张极美的路易十五式的书桌周围，摆着几张"新派艺术"的沙发，一张东方式的半榻，花花绿绿的靠枕堆得象山一样高。门上都嵌着镜子；壁炉架中央摆着哈斯莱的胸像，两旁和骨董架上放着日本小骨董。独脚的圆桌上，一只盘里乱七八糟散着一大堆照片，有歌唱家的，有崇拜他的妇女们的，有朋友们的，都写着些警句和措辞热烈的题款。书桌上杂乱不堪；钢琴打开着；骨董架上全是灰；到处扔着烧掉一半的雪茄烟尾……

        --------

        ①玛奈为法国十九世纪大画家，为近代画派之始祖。华多为十八世纪法国大画家，作品以风流蕴藉见称。

        克利斯朵夫听见隔壁屋里有一阵不高兴的咕噜声；女仆扯着尖嗓子在那里跟他拌嘴。那分明是哈斯莱不愿意见客，也分明是女仆非要他见客不可；她毫不客气的用着狎习的语气跟他顶撞，尖锐的声音隔着一间屋还能听到。她埋怨主人的某些话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很窘，主人可并不生气。相反，这种放肆的态度仿佛使他觉得好玩：他一边叽咕，一边逗那个女孩子，故意惹她冒火。终于克利斯朵夫听到开门声，哈斯莱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走过来了。

        他进来了。克利斯朵夫忽然一阵难过。他认得是他。怎么会不认得呢？明明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广的脑门上依旧没有一道褶裥，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皱痕，象孩子的脸，可是头已经秃了，身子发胖了，皮色发黄了，一副瞌睡的神气，下嘴唇有点儿往下掉，撅着嘴巴，好似挺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打绉的上衣袋里；脚下曳着一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做一团，钮扣也没完全扣好。克利斯朵夫嘟囔着向他通报姓名，他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的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点头教克利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望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曾经很荣幸的……你先生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我是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

        哈斯莱埋在半榻里促膝而坐，右边的膝盖耸得跟下巴一样高，一双瘦削的手勾搭着放在膝盖上。他回答说：

        “想不起。”

        克利斯朵夫喉咙抽搐着，想教他记其他们从前会面的经过。要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些亲切的回忆原来就不容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尤迫使他受罪：他话既说不清，字又找不到，胡言乱语，自己听了都脸红了。哈斯莱让他支吾其词，只用着那双心不在焉的淡漠的眼睛瞪着他。克利斯朵夫完了，哈斯莱把膝盖继续摇摆了一会，仿佛预备克利斯朵夫再往下说似的。随后，他回答：

        “对……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

        他欠伸了一会，打了个呵欠：“对不起……没睡好……昨天晚上，在戏院里吃了消夜……"他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克利斯朵夫希望哈斯莱提到他刚才讲过的事；但哈斯莱对那些往事一点不感兴趣，连一个字也没提，也不问一句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情形。他打完了呵欠，问：

        “你到柏林很久了吗？”

        “今天早上才到。”

        “啊！"哈斯莱除了这样叫一声，也没有别的惊讶的表示。“什么旅馆？”

        说完他又不想听人家的回答，只懒懒的抬起身子，伸手去按电铃：

        “对不起，"他说。

        矮小的女仆进来了，始终是那副放肆的神气。

        “凯蒂，"他说，"难道你今天要取消我一顿早饭吗？”

        “您在会客，我怎么能端东西来呢？"她回答。

        “干吗不？"他一边说一边俏皮的用眼睛瞟了瞟克利斯朵夫。"他喂养我的思想；我喂养我的身体。”

        “让人家看着您吃东西，象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您不害羞吗？”

        哈斯莱非但不生气，反而笑起来，改正她的句子：“应当说象日常生活中的动物……"他又接着说：“拿来罢，我只要吃早饭，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我才不管呢。”

        她耸耸肩退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看到哈斯莱老不问其他的工作，便设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他说到内地生活的苦闷，一般人的庸俗，思想的狭窄，自己的孤独。他竭力想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来打动他。可是哈斯莱倒在半榻上，脑袋倚着靠枕望后仰着，半阖着眼睛，让他自个儿说着，仿佛并没有听；再不然他把眼皮撑起一忽儿，冷冷的说几句挖苦内地人的笑话，使克利斯朵夫没法再谈更亲密的话。——凯蒂捧了一盘早餐进来了，无非是咖啡，牛油，火腿等等。她沉着脸把盘子放在书桌上乱七八糟的纸堆里。克利斯朵夫等她出去了，才继续他痛苦的陈诉，而那又是极不容易说出口的。

        哈斯莱把盘子拉到身边，倒出咖啡，呷了几口；接着他用一种又亲热，又随便，又有点儿轻视的神气，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也来一杯吧？”

        克利斯朵夫谢绝了。他一心想继续没有说完的句子，但越来越丧气，连自己也不知说些什么。看着哈斯莱吃东西，他的思路给扰乱了。对方托着碟子，象孩子一样拚命嚼着牛油面包，手里还拿着火腿。可是他终究说出他作着曲子，说人家演奏过他为赫贝尔的《尤迪特》所作的序曲。哈斯莱心不在焉的听着，忽然问：“什么？”

        克利斯朵夫把题目重新说了一遍。

        “啊！好！好！"哈斯莱一边说，一边把面包跟手指一起浸在咖啡杯里。

        他的话只此一句。

        克利斯朵夫失望之下，预备站起身来走了；但一想到这个一无结果的长途旅行，他又鼓其余勇，嘟囔着向哈斯莱提议弹几阕作品给他听。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

        “不用，不用，我对这个完全外行，"他说话之间大有咕噜，挖苦，和侮辱人的意味。"并且我也没有时间。”

        克利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可是他暗暗发誓，没有听到哈斯莱对他的作品表示意见，决不出去。他又惶愧又愤怒的说道：

        “对不起；从前你答应听我的作品；我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的，你一定得听。”

        没见惯这种态度的哈斯莱，看到这愣头傻脑的青年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觉得挺好玩，便无精打采的耸耸肩，指着钢琴，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说：

        “那末……来吧！”

        说完他又倒在半榻上，仿佛想睡一觉的样子，用拳头把靠枕捶了几下，把它们放在他伸长的胳膊下面，眼睛闭着一半，又睁开来，瞧瞧克利斯朵夫从袋里掏出来的乐谱有多少篇幅，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忍着烦闷听克利斯朵夫的曲子。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种态度又胆小又委屈，开始弹奏了。哈斯莱不久便睁开眼睛，竖起耳朵，象一个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一样，不由自主的提起了精神。他先是一声不出，一动不动；但眼睛不象先前那么没有神了，撅起的嘴唇也动起来了。不久他竟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的表示惊讶跟赞许，虽然只是些闷在喉咙里的惊叹辞，但那种声音绝对藏不了他的思想，使克利斯朵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哈斯莱不再计算已经弹了多少，没有弹的还有多少。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一段，他就嚷：

        “还有呢？……还有呢？”

        他的话慢慢的有了人味儿了：

        “好，这个！好！……妙！……妙极了！……该死！"他嘟囔着，非常惊讶。"这算什么呢？”

        他半起来，探着脑袋，把手托着耳朵，自言自语的，满意的笑着；听到某些奇怪的和声，他微微伸出舌头，好象要舔嘴唇似的。一段出岂不意的变调使他突然叫了一声，站了起来，跑到钢琴前面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他仿佛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在场，只注意着音乐。曲子完了，他抓起乐谱，把刚才那页重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以后的几页，始终自言自语的表示赞美和惊讶，好象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怪了！……亏他想出来的，这家伙！……”

        他把克利斯朵夫挤开了，自己坐下来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非常可爱，又柔和，又轻灵。克利斯朵夫瞧着他保养得挺好的细长的手，带点儿病态的贵族气息，跟他身体上别的部分不大调和。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停住了，反复弹了几遍，眯着眼睛，卷着舌头发出的的笃笃的声音，又轻轻学着乐谱的音响，一边照旧插几个惊叹辞，表示又高兴又遗憾：他不由得暗中气恼，有种下意识的嫉妒，而同时也感到非常快乐。

        虽然他老是自个儿在说话，好象根本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克利斯朵夫却高兴得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辞认为对自己发的。他解释他的旨趣。先是哈斯莱没留神他的话，只顾高声的自言自语；后来克利斯朵夫有几句话引起了他注意，他就不作声了，眼睛老钉着乐谱，一边翻着一边听着，神气又象并不在听。克利斯朵夫越来越兴奋，终于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他天真的，激昂的，谈着他的计划和生活。

        哈斯莱不声不响，又恢复了含讥带讽的心情。他让克利斯朵夫把乐谱从他手里拿了回去：肘子撑在琴盖上，手捧着脑门，望着克利斯朵夫，听他起着少年人的热情与骚动解释作品。于是他想着自己早年的生活，想着当年的希望，想着克利斯朵夫的希望和在前途等着他的悲苦，不禁苦笑起来。

        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说着，低着眼睛，生怕找不到话接上去。哈斯莱的静默使他胆子大了些。他觉得对方在打量他，一句不漏的听着他；仿佛他们中间冰冷的空气给他融化了，他的心放出光来了。说完之后，他怯生生的，同时也很放心的，抬起头来望望哈斯莱。不料他看到的又是一双没有神的，讥讽的，冷酷的眼睛在那里瞪着他，心中才开始的那点儿喜悦，象生发太早的嫩芽一般突然给冻坏了。他马上把话打住了。

        默然相对了一会，哈斯莱开始冷冷的说话了。这时他又拿出另外一种态度，对克利斯朵夫非常严厉，毫不留情的讥讽他的计划，讥讽他的希望成功，好似自嘲自讽一样，因为他在克利斯朵夫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狠命的摧毁克利斯朵夫对人生的信念，对艺术的信念，对自身的信念。他不胜悲苦的拿自己做例子，痛骂自己的近作：

        “都是些狗岂不通的东西！为那般狗岂不通的人只配这种东西。你以为世界上爱音乐的人能有十个吗？唉，有没有一个都是疑问！”

        “有我啊！"克利斯朵夫兴奋的嚷着。

        哈斯莱瞧着他，耸耸肩，有气无力的回答说：

        “你将来也会跟别人一样，只想往上爬，只想寻欢作乐，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办法是不错的……”

        克利斯朵夫想和他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他的乐谱，把刚才赞扬的作品加以尖刻的批评。他不但用难听的话指摘青年作家没留意到的真正的疏忽，写作的缺点，趣味方面或表情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说出许多荒谬的言论，和使哈斯莱自己受尽痛苦的，那班最狭窄最落伍的批评家说的一模一样。他问这些可有什么意思。他简直不是批评，而是否定一切了：仿佛他恨恨的要把先前不由自主感受的印象统统抹掉。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不想回答了。在一个你素来敬爱的人嘴里，听到那些令人害臊的荒唐的话，你又怎么回答呢？何况哈斯莱什么话都不愿意听。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阖上的乐谱，睁着惘然失神的眼睛，抿着嘴巴。末了，他好似又忘了克利斯朵夫：

        “啊！最苦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你！”

        克利斯朵夫激动到极点，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抱着一腔热爱，又说了一遍：“有我呢！”

        可是哈斯莱的手一动也不动；即使这青年的呼声使他的心颤动了一刹那，但瞅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双黯淡的眼睛并没露出一点儿光采。讥讽与自私的心绪又占了上风。他把上半身微微欠动一下，滑稽的行了个礼，回答说：“不胜荣幸！”

        他心里却想道：“哼！那我才不在乎呢！难道为了你，我就白活一辈子吗？”

        他站起身来，把乐谱望琴上一丢，拖着两条摇晃不定的腿，又回到半榻上去了。克利斯朵夫明白了他的思想，感到了其中的隐痛，高傲的回答说，一个人用不着大家了解，有些心灵抵得上整个的民族；它们在那里代替民族思想；它们所想的东西，将来自会由整个民族去体验。——可是哈斯莱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回复了麻痹状态，那是内心生活逐渐熄灭所致的现象。身心健全的克利斯朵夫是不会懂得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的，他只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一下是完全失败了；但在差不多已经成功的局面之后，他一时还不肯承认失败。他作着最后的努力，想把哈斯莱重新鼓动起来：他拿着乐谱，解释哈斯莱所挑剔的某些不规则的地方。哈斯莱却埋在沙发里，始终沉着脸一声不出，他既不首肯，也不反对：只等他说完。

        克利斯朵夫明明看到留下去没有意思了，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他卷起乐谱，站起身子。哈斯莱也跟着站起。胆怯而惶愧的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的表示歉意。哈斯莱微微弯了弯腰，用着高傲而不耐烦的态度伸出手来，冷冷的，有礼的，送他到大门口，没有一句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回到街上，失魂落魄。他望前走着，糊里糊涂走过了两三条街，又到了来时下车的站头。他搭上电车，根本不知自己做些什么。他倒在凳上软瘫了，手臂，大腿，都好象折断了。不能思索，也不能集中念头：他简直一无所思。他怕看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只有一平空虚。在他四周，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空虚，他连气也喘不过来：雾气跟高大的屋子使他窒息。他只想逃，逃，越快越好，——仿佛一离开这儿就能丢下他在这儿遇到的悲苦的幻灭。

        回到旅馆，还不到十二点半。他来到这个城里只有两小时，——那时他心里是何等光明！——现在一切都是黑暗了。

        他不吃中饭，也不进房间，迳自向店里要了帐单，付了一夜的租金，说要动身了：店主人听了大为奇怪，告诉他不用这么急，他要搭的火车还有几个钟点才开呢，不如在旅馆里等。他可执意要立刻上车站去搭第一班开的车，不管是什么车，在这儿连一小时也不愿意多待了。他花了一笔钱老远跑来，原想大大的乐一下的，除了访问哈斯莱，还想去参观博物院，上音乐会，认识几个人，——而今他唯一的念头只有动身两个字了……

        他回到车站。正如人家告诉他的，他要搭的火车要三点钟才开。而且那班既非快车（因为克利斯朵夫只能坐最低的等级），——路上还要随时停留；还不如搭迟开两小时而中途赶上前一班的车。但要在这儿多留两小时，克利斯朵夫就受不住。他甚至在等车的期间也不愿意走出车站。——多凄凉的等待！在那些空荡荡的大厅上，闹轰轰的，阴沉沉的，全是些不关痛痒的陌生面孔，匆匆忙忙，连奔带跑的进进出出，没有一张熟识的，友善的脸。黯淡的天色黑下来了。给浓雾包围着的电灯，在黑暗中好似一点点的污渍，使阴暗显得更阴暗。越来越闷塞的克利斯朵夫，等着开车的时间，五内如焚。他每小时要把火车表看上十多次，唯恐弄错了。有一次他为了消磨时间，从头至尾又看一遍，冷不防有一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认得的，过了一会想起那是给他写过多亲热的信的苏兹的住处。他那时正心神无主，忽然想去拜访这位陌生朋友了。那地方并不在他回去的路上，而是要再搭一二小时的区间车，在路上过一夜，换两三次车，中间还不知要等多少时候。克利斯朵夫可完全不计算这些，马上决定了：他的本能非要找些同情的慰藉不可，便不假思索，拟了一通电报打给苏兹，告诉他明天早上到。但电报才发出，他已经后悔了。他很懊恼的笑自己老是有幻想。干吗再要去找新的烦恼呢？——可是事情已经定了，要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

        在最后一部分等车的时间，他就想着这些念头。车终于挂好了，他第一个上去；他的孩子迫使他直等到车子开了，从车门里望见下着阵雨的灰色的天空下面，城市的影子慢慢在黑夜中消失了，方始能痛痛快快的呼吸。他觉得要是在这里住上一晚的话，简直会闷死的。

        正在这个时候，——下午六点光景，——哈斯莱有封信送到克利斯朵夫的旅馆。克利斯朵夫的访问惹起了他许多感触，整个下午都不胜懊丧的想着，他对于这个怀着一腔热情来看他，而竟受他那么冷淡的可怜的青年，并非没有好感。他后悔自己的态度。其实她是常常这样心血来潮的闹脾气的。为了挽救一下，他送了一张歌剧院的门票去，又附了一张便条，约他在完场以后见面。——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事当然一点不知道。哈斯莱看见他没来就心里想：

        “他生气了。那末就算了！”

        他耸耸肩，也不再往下追究。第二天，一切都忘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和他已经离得很远，——远得连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了。而他们俩也永远的孤独下去了。

        彼得·苏兹已经七十五岁。他身体非常衰弱，而且那么大一把年纪也是不饶人的。个子相当高大，驼着背，脑袋垂在胸前，支气管很弱，呼吸很困难。气喘，鼻粘膜炎，支气管炎，老是和他纠缠不清；那张不留胡子的瘦长脸刻画着痛苦的皱裥，很鲜明的显出他和病魔苦斗的痕迹，半夜里常常需要在床上坐起来，身体向前弯着，流着汗，拚命想给他快要窒息的肺吸收些空气进去。他鼻子很长，下端有点儿臃肿。深刻的皱痕在眼睛下面就一道一道的从横里把腮帮分成两半，而腮帮也因为牙床骨瘪缩而陷了下去。塑成这张衰败零落的面具的，还不只是年龄与疾病；人生的痛苦也有份儿。虽然如此，他并不忧郁。神态安详的大嘴巴表示他是个仁厚长者。但使老人的脸显得和蔼可亲的，特别是那双清明如水的淡灰眼睛，永远从正面看着你，那么安静，那么坦白，没有一点儿隐藏，你仿佛可以看到他的心。

        他一生没有经过多少事，独身已有多年，太太早死了。她性情不大好，人也不大聪明，长得一点不美。但他想起她的时候，心里还是对她很好。她死了有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到现在，他每晚睡觉以前，总得和她默默的作一番凄凉而温柔的谈话，他每天都象是和她一起过活的。他没有孩子，那是他的终身恨事。他把感情移在学生身上，对他们的关切不下于父亲对儿子。人家可并没怎么报答他。老人的心很能接近年轻人的心，甚至自以为并不比他们的更老：他觉得所差的年岁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年轻人并不这样想，认为老年人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并且他眼前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本能的不愿意去看自己忙了一世以后的可悲的下场。偶尔有些学生，看到苏兹老人对他们的祸福那么关心，也不由得很感激，不时来问候他；离开了大学，他们还写信来道谢，有几个在以后几年中还跟他通信。然后，老人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只有在报纸上知道这个有了发展，那个有了成绩，觉得非常安慰，他们的成就仿佛就是他的成就。他也不怪怨他们不通音信：原谅他们的理由多的是；他决不怀疑人家的感情，甚至以为那些最自私的学生也有象他对他们一样的感情。

        但他精神上最好的避难所还是书本：它们既不会忘了他，也不会抛弃他。他在书本中敬爱的心灵现在已经超脱了时间的磨蚀，它们所引起而它们自己也似乎感受到的爱，还有它们象阳光一般布施给人家的爱，都是亘古常存，不会动摇的了。苏兹是美学兼音乐史教授，他好比一个古老的森林，在心中千啼百啭的全是禽鸟的歌声。这些歌有的是极远极远的，从几世纪以前传过来的，但亦不减其温柔与神秘。有的对他比较更熟更亲切，那是些心爱的伴侣，每一句都使他想起悲欢离合的往事，所牵涉到的生活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因为在太阳照耀的岁月下面，还有被无名的光照着的别的岁月。）——最后还有些从来没听到过的，说着大家期待已久而极感需要的话：那时听的人就会打开心来欢迎它们，象大地欢迎甘霖一样。苏兹老人就是这样的在孤独生活中听着群鸟歌唱的森林，象传说中的隐士一般，被神奇的歌声催眠了，而岁月悠悠，慢慢的流到了生命的黄昏；可是他的心始终和二十岁的时候一样。

        他精神上的财富不限于音乐。他也爱好诗人，——不分什么古人近人。他比较更喜欢本国的诗，尤其是歌德的，但也爱好别国的。他很博学，精通好几国文字。他思想上是和赫尔德①与十八世纪末期的"世界公民"同时代的。他经历过一八七○年前后的艰苦的斗争，受过那时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的熏陶；但他虽然崇拜德国，可并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象赫尔德一样的认为：“在所有骄傲的人里头，以自己的国家来炫耀的人尤其荒谬绝伦"，也象席勒一样的认为"只为了一个民族而写作是最可怜的理想"。他的思想有时候是懦弱的，但胸襟是宽大的，对于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随时都能热心接受。他也许对庸俗的东西过于宽容，但他的本能决不会错过最优秀的作品；要是他没有勇气指斥舆论所捧的虚伪的艺术家，可永远有勇气替那些公众不了解的杰出而强毅的人辩护。他往往受好心的累，唯恐对人不公平；大家喜欢的作品，他要是不喜欢的话，他一定认为错在自己，终于也把那作品爱上了。他觉得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事。他精神上需要爱，需要钦佩，比他可怜的肺需要空气更迫切。所以，凡是给他有个爱的机会的人，他真是感激到极点。——克利斯朵夫万万想象不到他的歌集对他所发生的作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所感到的情绪，还远不及这位老人所感到的那么生动，那么真切。因为在克利斯朵夫，这些歌仅仅是内心的炉灶里爆发出来的几点火星而已，它还有别的东西要放射；可是苏兹老人等于忽然发见了整个的新天地，等他去爱的新天地。而这个天地的光明把他的心给照亮了。

        --------

        ①赫尔德（1744—1803）为最早鼓吹浪漫派文学的作家之一，对近代德国文学影响极大。

        一年以来，他不得不辞退大学教席；一天坏似一天的身体不容许他再继续授课。正当他躺在床上闹病的时候，书商华尔夫照例派人送来一包新到的乐谱，其中就有克利斯朵夫的歌集。他单身住着，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几个少数的家属久已死了，只有一个年老的女仆照料。而她其他病弱，每样事都自作主张。两三个和他一样高年的朋友不时来瞧瞧他；但他们身体也不大行，气候不好的时节也躲在家里，疏于访问了。那时正是冬季，街上盖满着正在融化的雪：苏兹整天没看到一个人。房里很黑，窗上蒙着一层黄色的雾，象幕一样的挡住了视线；炉子烧得挺热，教人累得很。邻近的教堂里，一座十七世纪的古钟每刻钟奏鸣一次，用那种高低不匀，完全不准的声音唱着赞美诗中的断篇零句，快乐的气息听来非常勉强，尤其在你心里不高兴的时候。老苏兹背后垫着一大堆靠枕咳个不停。他拿着一向喜欢的蒙丹的集子想念下去，但今天念起来不象平时那么有味，就让书本在手里掉了下去。他喘着起，呼吸很困难，出神似的在那里幻想。送来的乐谱放在床上，他没勇气打开来，只觉得心里很悲伤。终于他叹了口气，仔细解开绳子，戴上眼镜，开始读谱了。但他的心在别处，老想着排遣不开的往事。

        他一眼皮见一支古老的赞美歌，那是克利斯朵夫采用一个诚朴虔敬的诗人的辞句，而另外加上一种新的表情的，原作是保尔·格哈特的《基督徒流浪曲》：

        希望罢，可怜的灵魂，

        希望之外还得强毅勇猛！

        ……

        等待啊，等待：

        你就会看到

        欢乐的太阳！

        这些赞美歌的辞句是老苏兹熟悉的，但他从来没听见这种口吻……那已经不是单调到使你心灵入睡的，恬淡而虔敬的情绪，而是象苏兹的心一样的一颗心，比他的更年轻更坚强的心，在那里受着痛苦，存着希望，希望看到欢乐，而真的看到了。他的手索索的抖着，大颗的泪珠从腮帮上淌下。他又往下念：

        起来罢，起来！跟你的痛苦，

        跟你的烦恼，说一声再会！

        让它们去罢，一切烦扰你的心灵，

        使你悲苦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这些思想中间渗入一股年轻的刚强的热情，而在最后几句天真而充满着信念的诗中，还有他的英雄式的笑声：

        统治一切、领导一切的

        不是你，而是上帝。

        上帝才是君王，

        才能统治一切，统治如律！

        还有一节睥睨一切的诗句，是克利斯朵夫逞着少年的狂妄，从原诗中摘出来做他的歌的结论的：

        即使所有的妖魔反对，

        你也得镇静，不要怀疑！

        上帝决不会退避！

        他所决定的总得成功，

        他要完成的总得完成，

        他会坚持到底！

        ……然后是一片轻快的狂热，战争的醉意，好似古罗马皇帝的凯旋。

        老人浑身打战，起吁吁的追随着那激昂慷慨的音乐，有如儿童给一个同伴拉着手望前飞奔。他心跳着，流着泪，嘟嘟囔囔的嚷着：

        “啊！我的天！……啊！我的天！……”

        他又哭，又笑。他幸福了，窒息了。接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呛。老妈子莎乐美跑来，以为老人要完了。他继续哭着，咳着，嘴里叫着：“啊！我的天！……啊！我的天！……"而在短促的换口气的时间，在两阵咳呛的过渡期间，他又轻轻的尖声笑着。

        莎乐美以为他疯了。等到她弄明白了这次咳呛的原因，就很不客气的埋怨他。

        “怎么能为了这种鬼事而搞成这副模样！把这个给我！让我拿走。不准再看。”

        但老人一边咳着一边不肯让步，大声叫莎乐美别跟他烦。因为她还是和他争，他就勃然大怒，发誓赌咒，闹得气都喘不过来。她从来没看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敢和她这样顶撞。她愣了一愣，不禁把手里抓着的东西放下了；可是她恶狠狠的把他数说了一顿，拿他当老疯子看待，说她一向认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才知道看错了，他居然说出连赶车的也要为之脸红的咒骂，眼睛差点儿从头里爆出来，倘使那是两支手枪的话，还不早要了她的命！……要不是苏兹气得从枕上抬起身子大叫一声"出去！"，她尽可以这样的唠叨下去。可是主人那种斩钉截铁的口气，使她出去的时候把门大声碰了一下，说从此以后尽管他叫她，她也不愿意劳驾的了，他要死过去，她也不管了。

        于是，一点点黑起来的屋子里又安静了。钟声在平静的黄昏中又响起来，依旧是那种平板的，可笑的声音。老苏兹对刚才的发怒有点惭愧，一动不动的仰天躺着，气吁吁的，等心里的骚动平下去；他把心爱的歌集紧紧搂在怀里，象孩子一般的笑着。

        一连好几天，他好象出神了。他再也不想到他的疾苦，不想到冬天，不想到黯淡的日色，不想到自己的孤独。周围一切都是爱，都是光明。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他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朋友的年轻的心中再生了。

        他竭力想象克利斯朵夫的相貌，可始终不是他的真面目。他把克利斯朵夫想象得象他自己喜欢长的模样：淡黄的头发，瘦削的身材，蓝眼睛，声音很轻，好象蒙着一层什么似的，性格和气，温柔，胆小。并且不管他究竟长得怎么样，他总是预备把他理想化。凡是他周围的人：学生，邻居，朋友，女仆，他都把他们理想化。他的仁厚跟不会批评的脾气——一半也是故意的，因为这样才好减少烦恼，——在周围造成了许多清明纯洁的面目，跟他自己的一样。那是他的善心扯的谎，没有它，他就活不了。但他也并不完全受这些谎话的骗；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往往叹着气想到白天无数的小事情，都是跟他的理想抵触的。他明知莎乐美在背后跟邻舍街坊嘲笑他，在每周的账目上有规则的舞弊。他明知学生们用到他的时候对他恭而敬之，利用完了就把他置之脑后。他明知大学里的同事们从他退职以后把他完全忘了，他的后任剽窃他的文章而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或是提到他的名字而引他的一句毫无价值的话，挑他的眼儿：——这种手段在批评界中是惯用的。他知道他的老朋友耿士今天下午又对他扯了一个大谎，也知道另外一个朋友卜德班希米脱借去看几天的书是永远不会还他的了，——那对一个爱书本象爱真人一般的人是非常痛苦的。还有许多别的伤心事，新的旧的，都常常浮到他脑子里来；你不愿意去想；可是它们老在那里，他清清楚楚的感觉到。那些回忆有时竟使他痛苦得心如刀割，在静寂的夜里呻吟着：“啊！我的天！我的天！"——随后，他把不痛快的念头撩在一边，否认它们：他要保持自己的信心，要乐天知命，要相信别人，结果他便真的相信了。他的幻象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毁灭了多少次！——但他永远会生出新的幻象，……没有幻象他简直不能过活。

        素不相识的克利斯朵夫，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光明的中心。克利斯朵夫给他的第一封措辞冷淡的复信，应当会使他难过的——（也许他的确是难过的）；——可是他不愿意承认，倒反喜欢得象小孩子一样。他那么谦虚，对别人根本没有多大要求，只要得到人家一点儿感情就足够做他爱人家感激人家的养料。他从来不敢希望有福气看到克利斯朵夫，他太老了，不能再上莱茵河畔去旅行一次；至于请克利斯朵夫到这儿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克利斯朵夫的电报送到的时候，他正坐上桌子吃晚饭。他先是弄不明白：发报人的名字很陌生，他以为人家送错了电报，不是给他的；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慌乱中眼镜也戴不稳，灯光又不够亮，字母都在眼前跳舞。等到明白以后，他简直骚动得把晚饭都忘了。莎乐美提醒他也没用：没法再吞一口东西。他把饭巾望桌上一丢，也不象平时那样把它折好，便摇摇晃晃的站起身子，去拿了帽子和手杖往外就跑。好心的苏兹遇到一件这样快乐的事，第一个念头便是要把他的快乐分点给别人，把克利斯朵夫要来的消息通知他的朋友们。

        他有两个朋友，都是象他一样爱好音乐的，也被他引起了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一个是法官萨缪尔·耿士，一个是牙医生兼优秀的歌唱家奥斯加·卜德班希米脱。三个老朋友常在一起谈着克利斯朵夫，把所能找到的克利斯朵夫的作品统统演奏过了。卜德班希米脱唱着，苏兹弹着琴，耿士听着。然后，三个人几小时的低徊赞叹。他们弄着音乐的时候，不知说过多少次：“啊！要是克拉夫脱在这儿的话！”

        苏兹在街上想着自己的快乐和将要使朋友们感到的快乐，自个儿笑起来了。天快黑了；耿士住在离城半小时的一个小村上。可是天色还很亮：四月的黄昏多么柔和；夜莺在四下里歌唱。老苏兹快活得心都化开了，呼吸一点没有困难，两条腿象二十岁的时候一样。他轻快的走着，全不防在黑暗中常常绊脚的石子。遇到车辆，他就精神抖擞的闪在路旁，高高兴兴的和赶车的打招呼，对方在车灯底下看到是他，不由得很奇怪。

        走到村口耿士家的小园子前面，天已经全黑了。他敲着门，直着嗓子叫耿士。耿士打开窗来，神色仓皇的出现了。他在暗中探望，问：“谁啊？叫我干吗？”

        苏兹喘着大片，兴高采烈的嚷道：“克拉夫脱……克拉夫脱明天到……”

        耿士莫名片妙，只认出了他的声音：“苏兹！怎么啦？这么晚赶来什么事啊？”

        苏兹又说了一遍：“他明天到，明天早上！……”

        “什么？"耿士一点儿摸不着头脑。

        “克拉夫脱！”

        耿士把这句话想了一会，忽然很响亮的叫了一声，表示他明白了：

        “我就来！"他喊道。

        窗子重新关上。他在石阶上出现了，手里拿着灯，望园子里走过来。他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挺着大肚子，脑袋也很大，灰色头发，红胡子，脸上和手上都有雀斑。他衔着一个瓷烟斗，迈着细步走来。这个和善而有点迷迷忽忽的人，一辈子从来不为什么事着急的。可是苏兹带来的新闻也不免使他一反常态，兴奋起来；他把短短的手臂跟手里的灯一起舞动着，问：“真的？他到这儿来吗？”

        “明天早上，"苏兹好不得意的扬了扬电报。

        两位老朋友到凉棚底下坐在一条长凳上。苏兹端着灯。耿士小心翼翼的展开电报，慢慢的低声念着；苏兹又从他肩头上高声念着。耿士还看了电报四周的小字，拍发的时刻，到达的时刻，电文的字数。随后他把这张宝贵的纸还给了苏兹。苏兹得意的笑着，耿士侧了侧脑袋瞧着他说：“啊！好！……啊！好！”

        耿士想了一会，吸了一大口烟又吐了出来，然后把手放在苏兹膝盖上，说道：

        “得通知卜德班希米脱。”

        “我去，"苏兹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耿士说。

        他进去放下了灯，马上回出来。两个老人手挽着手走了。卜德班希米脱住在村子那一头。苏兹和耿士一路说着闲话，心里老想着那件事。忽然耿士停住脚步，用手杖望地上敲了一下：“啊！该死！……他不在这儿！……”

        这时他才记起卜德班希米脱下午到邻近一个城里开刀去了，今晚要在那边过夜，而且还得待上一二天。苏兹听了这话慌了。耿士也一样的发急。卜德班希米脱是他们俩非常得意的人物；他们很想拿他来做面子的。因此两人站在街上没了主意。

        “怎么办？怎么办？"耿士问。

        “非教克拉夫脱听一听卜德班希米脱的唱不可，"苏兹说。

        他想了想又道：“得打一个电报给他。”

        他们就上电报局，共同拟了一个措辞激动的长电，简直教人弄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发了电报，他们走回来。

        苏兹计算了一下：“要是他搭头班车，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这儿。”

        但耿士认为时间已经太晚，电报大概要明天早上才送到。苏兹摇摇头；两人一起说着：“事情多不巧！”

        他们俩在耿士门口分手了；耿士虽然和苏兹友谊那么深，可决不至于冒冒失失的把苏兹送出村口，回头再独自在黑夜里走一段路，哪怕是极短的路。他们约定明天在苏兹家里吃中饭。苏兹又望望天色，不大放心的说：“明儿要能天晴才好！”

        自命为通晓气象的耿士，郑重其事的把天色打量了一会，——（因为他也象苏兹一样，极希望克利斯朵夫来的时候能看到他们的地方多美）——说道：

        “明儿一定是好天。”

        这样，苏兹的心事才轻了一半。

        苏兹回头进城，好几次不是踏在车辙里差点儿跌交，就是撞在路旁的石子堆上。回家之前他先到点心铺定了一种本地著名的饼，快到家了，又退回去到车站上问明车子到达的时刻。到了家中，他和莎乐美把明天的饭菜商量了老半天。这样以后，他才筋疲力尽的上床；可是他象圣诞前夜的小孩子一样兴奋，整夜在被窝里翻来覆去，一刻儿都没睡着。到半夜一点，他想起来吩咐莎乐美，明天中上最好做一盘蒸鲤鱼，那是她的拿手菜。结果他并没去说，而且也是不说的好。但他仍旧下了床，把那间预备给克利斯朵夫睡的卧室收拾一番：他十二分的小心，不让莎乐美听见声音，免得受埋怨。他提心吊胆，唯恐错失了火车的时刻，虽然克利斯朵夫在八点以前决不会到。他一大早就起身了，第一眼是望天：耿士说得不错，果然是大好的晴天。苏兹蹑手蹑脚的走下地窖，那是因为怕着凉，怕太陡的梯子而久已不去的；他挑出最好的酒，回上来的时候脑门在环洞高头重重的撞了一下，赶到提着满满的一篮爬完梯子，他以为简直要闭过起去了。随后他拿着剪刀往园子里去，毫不爱惜的把最美的蔷薇和初开的紫丁香一起剪下。随后他回到卧室，性急慌忙的刮着胡子，割破了两三处，穿扮得齐齐整整，动身往车站去了。时间还只有起点。尽管莎乐美劝说，他连一滴牛奶都不肯喝，说克利斯朵夫到的时候一定也没用过早点，他们还是回来一起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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