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她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她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她自有权利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不错，她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她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她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的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说：
“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她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作。”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说。"干么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别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说。"在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罢！”
他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看着高兰德做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决裂了。他心里有些难过。老是有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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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见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象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教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分，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象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薰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睒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象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象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①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的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象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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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民大学于一八九八年创于巴黎，尔后遍及全国：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课。该时因德莱弗斯事件发生，一部分知识分子创此机构，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与其民及工人阶级接近。此项运动至一九○四年以后渐趋衰落，不久即告终止。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分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古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象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象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其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象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的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的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象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①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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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路易十四。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的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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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欺骗旧教②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封丹的。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辞句更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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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为高卢族反抗凯撒大帝的领袖。此处言"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乃作者有意讽刺当时的反教会派牵强附会。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国南方格莱蒙—法朗城之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为诚信的旧教徒，后研究哲学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稣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非常的人。
还有一般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见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①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②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象块石子，象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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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
②扬山尼派为十七世纪旧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盛行于法国，根据荷兰扬山尼主教人性本恶之学说，倡为一种极严格的道德及神学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见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分，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起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起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其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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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创始于拿破仑。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辞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儿用颤音，一忽儿哶哶的象羊叫，做着大开大阖，有点抖动的手势，象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急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行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扒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决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的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起，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的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象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的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的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起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访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带着又①②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的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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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七八九年以后的三个政体，指第一共和（即大革命以后的，1792—1804年），第二共和（即路易—菲力气下台以后，1848—1852年），及第三共和（普法战争以后，1870年9月起直至二次大战被德国侵入为止）。
②此所谓第四个政权，暗指工人及平民阶级的抬头。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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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的毕克·特·拉·弥朗台尔（1463—1494）为历史上有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博学家。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作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的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末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艺儿，象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的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她对着平民弹奏德彪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象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干吗我就不能象你一样的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牲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吗，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象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院望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对岸，卢佛宫①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窿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象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象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奇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卢佛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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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哥特式建筑的教堂，正面钟楼上往往有下粗上细的极长的八角形柱作结顶，末梢则为箭形。而八角形的长柱四周饰有树叶与枝条等作为装饰，此处称神圣的荆棘，乃言此种树叶枝条之装饰象征基督荆冠上之荆棘。小圣堂在今巴黎法院侧，建于十三世纪，与巴黎圣母院相距不远。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小名片。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象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岂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的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象饱闷，又象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罗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起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起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起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象埃达·迦勃勒①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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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卜生戏剧《埃达·迦勃勒》中的主角，怀有高远的理想而终流于庸俗浅薄。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的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的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象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做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其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拚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做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做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曲谱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片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见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象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的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的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的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的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薰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象范洛几沃与弥盖朗琪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格弗里德。——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①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的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象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平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平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的响起来了。扫罗抑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悄悄的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的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的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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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卫为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年代约在公元前一○五五至一○一四年，少年时为父牧羊，先知撒母耳为之行油膏礼，预定其继承扫罗王位。因以色列王扫罗为神厌气，为恶魔所扰，致精神失常，乃从臣仆之言，访求耶西之子大卫侍侧弹琴。扫罗一闻琴声，即觉精神安定。见《旧约·撒母耳记》上卷第十六章。此处将故事略加改动，弹琴易为吹笛，访求改为偶遇。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的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的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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