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把尼科尔斯船长告诉我的有关斯特里克兰的很多事情连接起来，在此我用最佳的顺序把它们好好梳理一下。船长和斯特里克兰的相识，是我和斯特里克兰在巴黎见了最后一面之后，大约是那年冬天的后半段。他俩认识之前的几个月，斯特里克兰怎么打发日子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料想他的生活一定过得很艰辛，因为尼科尔斯船长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夜晚收容所里，当时在马赛有一场罢工，而斯特里克兰已经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好像也不可能挣到一笔小钱来勉强糊口了。

        夜晚收容所是一个石头砌成的大建筑，如果提供的证件齐全，他们就能说服管事的修道士相信他们都是能工作的人，那么穷人和流浪汉在这里就可以得到一张床，免费住上一周。在等着收容所大门开放的时候，尼科尔斯船长注意到了人群中斯特里克兰高大的身材和古怪的外表。人们无精打采地干等着，一些人来来回回地溜达，一些人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些人坐在马路牙子上，脚耷拉在排水沟里。当他们排队鱼贯而入办公室时，尼科尔斯船长听到那位正验看斯特里克兰证件的修道士跟他用英语说了几句话，但船长没有找到机会和他说话。因为当船长一进入公共休息室，一位用胳膊夹着一大本圣经的修道士就跟着进来了，修道士登上房间尽头的讲坛开始布起道来，而那些悲惨的流浪汉们不得不忍受布道，作为他们住宿的代价。船长和斯特里克兰被分到了不同的房间里，第二天清晨大约五点钟，一个身材结实的修道士就把他们从床上叫了起来。当船长叠好被子洗完脸后，斯特里克兰已经不见了。尼科尔斯船长在凛冽的寒风中在街上逛了一个小时，然后走到一个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维克托·耶鲁广场，在这儿他又发现了斯特里克兰，他正靠在一座雕像的底座上打盹呢。为了弄醒他，船长踢了他一脚。

        “醒醒，来吃早饭吧，伙计。”他说道。

        “滚一边去。”斯特里克兰不满地回答道。

        我辨认出了我朋友有限的词汇量，这正是他常用的语气，我准备把尼科尔斯船长看作一个值得信赖的见证人了。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船长问道。

        “滚你妈的蛋。”斯特里克兰回敬道。

        “跟我走吧，我会给你弄点早饭的。”

        经过片刻犹豫，斯特里克兰急忙站了起来，两人一起向面包救济所走去。在那里，饥饿的人会得到一片楔形的面包，他们必须在救济所里吃完，面包不允许带走。吃完面包，他们来到汤粥救济所，每天十一点到四点之间，可以在这儿领到一碗稀糊糊的咸粥，但只能喝一周。两个救济所的建筑相隔很远，只有快饿死的人才会忍不住两头跑。他们吃完早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就算认识了，因此也开始了两人奇怪的交往。

        他俩一起在马赛度过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生活波澜不惊，没什么冒险活动——如果你脑海中的冒险就是指出人意料或者惊险刺激的事件的话。他们每天忙于挣点钱，晚上能找个地儿睡觉，找点吃的能够减弱饥饿的痛苦。但是，写到这儿我真希望能画出几幅图画，色彩丰富，活泼生动，尼科尔斯船长生动的叙述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他叙述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下层生活中的种种冒险经历，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极有趣味的书，各种各样的人物竞相登场，学生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材料，编辑成一本全面的关于流浪汉的大辞典。然而，我用几个段落写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从他俩身上得到这种印象，生活是紧张、粗野、野蛮、色彩丰富和活泼的。而我所知道的马赛这座城市，人群熙熙攘攘，阳光明媚，到处是舒适的宾馆和人满为患的餐馆，有钱人充斥其中，可他们平淡无奇、庸庸碌碌，与他俩的生活相比，他们的生活黯然失色。所以，那些亲眼见过尼科尔斯船长描绘给我听的景象的人真是值得羡慕啊。

        当夜晚收容所的门不再向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开放的时候，这两个人寻求住到“硬汉”比尔那里去。“硬汉”比尔是一家水手寄宿旅馆的老板，他是个身材魁梧，有着一双大拳头的黑白混血儿。他给失业的水手提供食物和住处，直到他们在船上找到活干为止。他们住在比尔那里有一个月了，在这儿投宿的还有另外十几个人，什么瑞典人、黑人、巴西人，大家睡在这栋房子的两个空荡荡房间的地板上，每个人睡的位置是比尔分配的。每天大家都跟着他一起到维克托·耶鲁广场去，这儿也是船长们找人手的地方。比尔娶了一个肥胖而又邋遢的美国女人，老天知道她怎么沦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借宿的人都要轮流帮她做些家务活，斯特里克兰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作为免除做家务和寄宿费的代价，尼科尔斯船长认为这是一个聪明之举。在这场交易中，“硬汉”比尔不仅支付了画布、颜料和画笔的费用，而且还给了斯特里克兰一磅走私的烟草。就我所知，这幅画可能还在装饰着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楼房的客厅，这栋楼房就在拉·乔利埃特码头附近，我想这幅画现在能卖到一千五百英镑了。斯特里克兰的想法是先搭船前往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然后再转途到萨摩亚或塔希提岛。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到去南太平洋的，虽然我还记得他长久以来魂牵梦萦的梦想就是到一座小岛上去，小岛郁郁葱葱，阳光明媚，四周环海，海水比北部纬度的任何海洋都要湛蓝。我想他和尼科尔斯船长摽在一起，就是因为后者对南太平洋的大部分水域都很熟悉。也恰恰是尼科尔斯船长说服他，如果去了塔希提岛，他会更舒适些。

        “你知道，塔希提岛是法国人的领土，”尼科尔斯船长跟我解释说，“而法国人办事不是他妈的那么机械。”

        我想我明白了他话中的含意。

        斯特里克兰没有什么证件，但是只要有钱可赚（“硬汉”比尔会把在船上找到差事的水手第一个月的薪水揣入自己的腰包），这事对于“硬汉”比尔来说根本不是事儿，当时正好他给提供食宿的一群人中，有个英国司炉工死了，“硬汉”比尔就把他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两个人打算往东去，可不巧当时只有在向西航行的船上能有找到差事的机会。斯特里克兰两次拒绝在开往美国的船上所提供的职位，一次拒绝了开往纽卡斯尔煤船上的职位。“硬汉”比尔可没有耐心对待这种执拗，因为结果只能让他破财。他一分钟也没多耽搁就把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赶出了他的家门，他俩再一次流落街头了。

        “硬汉”比尔提供的伙食谈不上丰盛，你从餐桌前站起身来几乎和坐下去时一样的饥饿，但是有好几天，他们都有理由后悔没能在那里再待下去，他们领教了饥饿的真正滋味。汤粥救济所和夜晚收容所都对这俩人关上了大门，他们只能靠在面包救济所里得到的一块面包果腹。找到能睡觉的地方，倒头就睡，有时睡在火车站岔道上的空车皮里，有时睡在仓库后面运货的大车里；但天气刺骨的寒冷，在迷迷糊糊打了一两个小时的盹后，他们又会回到大街上流浪。让他们感到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对尼科尔斯船长来说，更是如此。他会到小酒馆里去捡前一天晚上闲逛的人扔掉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用烟斗吸过更糟糕的杂七杂八的玩意儿。”他补充了一句，故作深沉地耸了耸肩，一边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拿了一大把雪茄，然后，把一支烟叼到嘴上，剩下的装入口袋。

        偶尔他俩也能挣到一点儿钱，有时一艘邮轮停靠码头，尼科尔斯船长有办法和船上的计时员套套近乎，成功地为他俩找到一份装卸工的活儿。有时碰上一艘英国船，他们会偷偷溜进前甲板下面的水手舱，混在水手堆里开心地大吃一顿。当然这么做也有风险，如果撞上船上管事的，就会被从舷梯上轰下来，为了催他们快滚，屁股上还免不了会挨上几脚。

        “肚子吃饱了，屁股上挨上一脚也算不上什么伤害，”尼科尔斯船长说道，“从我个人的角度上看，我从不把它往坏处想，管事的不得不考虑船上的纪律。”

        我的脑海出现了一幅活灵活现的画面，尼科尔斯船长在愤怒的大副抬脚之前，飞快地沿着狭窄舷梯屁滚尿流地跑了下来，但是，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对英国商船队的纪律严明还是满心欢喜的。

        他们经常能在鱼市找到一些零活干干。还有一次，码头上卸下了很多箱橘子，他们把这些箱子装到卡车上，每人各自挣到了一法郎。一天他们撞上了大运，有一家寄宿店的老板揽到一单生意，要给一艘从马达加斯加开来，绕过好望角的货轮刷油漆，他们站在悬挂在船体一侧的厚木板上，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给生锈的船体刷上油漆，这情景一定很合斯特里克兰习惯冷嘲热讽的胃口。我问尼科尔斯船长，斯特里克兰在这些困顿的日子里，有什么样的反应。

        “从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道，“他有时脾气会不太好，但是我们从早到晚没吃上一口，我们没能谈妥价钱在中国佬的店里睡上一晚的时候，他都像蟋蟀一样蹦蹦跳跳。”

        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因为斯特里克兰正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人，就是在最容易丧失勇气的情况下也能坦然处之。这到底是由于灵魂的平和，还是矛盾的对立，就很难说清了。

        “中国佬厕所”是海滨游民们给一家位于布特里路附近寒碜小客栈的称呼，这家店是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开的。六个铜板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板睡在地板上。在这里，他们结交了不少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人。当他们身无分文，夜晚也格外寒冷的时候，他们高兴地向白天挣到一个法郎的人借些钱，支付住宿费。这些流浪汉一点儿也不吝啬，只要他们有了点儿钱，会毫不犹豫地和大家分享。他们来自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但是大家都是见面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某个国度的自由人，这个国度的疆界包括了他们所在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度名叫安乐乡。

        “但是，我想如果斯特里克兰被惹翻了，他可不是个善茬。”尼科尔斯船长若有所思地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到了‘硬汉’比尔，他向查理索要给他的那些证件。”

        “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最好亲自来我住的地方拿。”查理说道。

        “‘硬汉’比尔可是个霸道的家伙，他不是很喜欢查理的样子，所以他开始咒骂查理，把肚子里所有脏话的存货都抖了出来，所以只要‘硬汉’比尔开始张嘴骂人，还是值得一听的。查理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了几步，凑到他的跟前说道：‘给我滚远点，你他妈的这头蠢猪。’他说的话不多，但说话的方式着实吓人，‘硬汉’比尔没再说一个字，你能看见他脸色变得蜡黄，掉头离开了，好像突然记起他有一个约会。”

        按照尼科尔斯船长的叙述，斯特里克兰当时骂人的话和我所写出的并不完全一样，考虑到这本书打算作为家庭读物，我想还是最好，哪怕是牺牲点儿真实性，也要把他嘴里说出的话稍作改动，变成雅俗共赏的字眼，这样才适合在家庭圈子里传阅。

        话又说回来，“硬汉”比尔可不是个受了一个普通水手的侮辱而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威势全仰仗他是个狠角色的名声，最初有一个，后来又有一个住在“硬汉”比尔寄宿店的水手告诉他俩，“硬汉”比尔发誓要把斯特里克兰做掉。

        一天晚上，尼科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小酒吧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两旁全是一间间的平房，每个平房就一个单间，它们就像拥挤集市上的摊位或者马戏团里关动物的笼子。在每一个门口都能看见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自己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音招呼着路人，还有的无精打采地看着画报。她们当中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还有各种肤色的人，有的胖，有的瘦，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眉毛描得很重，嘴唇也抹得鲜红，你能看出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堕落放荡后留下的疤痕。有的人穿着黑色的内衣和肉色长袜，有的人头发卷曲，染成了黄色，穿着短短的薄纱连衣裙，像个小姑娘似的。透过开着的门，你能看到屋里的红砖地，一张大木床，牌桌上摆着大口水罐和脸盆。形形色色的人沿着街道在闲荡——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的金发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人，英国的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英俊的水兵，美国货船上的黑人。白天，这条小街脏乱不堪，可到了夜晚，在小屋里的灯光照耀下，这条街竟然有种罪恶的美丽。丑恶的淫欲弥漫在空气中，压抑而可怕，然而在这幅挥之不去，困扰你的景象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你会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原始力量把你推开，却同时又吸引着你。在这里，一切文明的体面都荡然无存，你感觉人们在和阴郁的现实面对面地打交道，氛围立刻变得紧张和充满悲剧性。

        在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就座的酒吧里，有一架自动钢琴声音很大地播放着舞曲，屋子四周人们都围坐在桌子旁，这边有六七个水手醉醺醺地大喊大叫，那边有一群士兵。在屋子中央，人们一对对挤在一起跳舞。胡子拉碴的水手，脸被晒得黢黑，用粗糙结实的大手紧紧地搂着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了内衣。时不时，两个水手也起身跳起舞来。喧闹声震耳欲聋，人们唱着、喊着、笑着；当一个男人长时间地亲吻坐在他腿上的女孩时，那些英国水手像叫猫似的喊叫，就更加重了屋里的嘈杂。空气很浑浊，男人们沉重的大皮靴踩踏出的尘土，抽烟喷出的烟雾，搞得到处乌烟瘴气。屋里很热，吧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侍者身材矮小，有着一张扁平、长满雀斑的脸，端着摆了啤酒杯的托盘，急匆匆地来来回回跑。

        过了一会儿，“硬汉”比尔在两个身材高大的黑人陪同下，走了进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有好几分醉意了，是故意来找事的。他摇摇晃晃地撞到了一张桌子，三个士兵正坐在桌子边，打翻了一杯啤酒，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酒吧的老板走上前来，命令“硬汉”比尔离开，老板的块头也很大，习惯上容不得他的顾客闹事。“硬汉”比尔迟疑着，这个店主不是个他轻易敢动的主儿，因为他有警察撑腰，比尔骂了一句，想转身离开。突然，他看见了斯特里克兰，东倒西歪地走到他跟前，一句话没说，他嘬了一口痰，吐了斯特里克兰一脸。斯特里克兰抄起酒杯向他扔去，跳舞的人都突然停下不动了，片刻之间，屋里变得鸦雀无声。随着“硬汉”比尔扑向斯特里克兰，所有人身上好斗的欲望都被激发了，一会儿工夫，酒吧里开始了一场混战，桌子被掀翻了，杯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地狱似的吵闹。女人们四散奔向大门，有的躲到吧台后面。路人从街上蜂拥进来，你能听见咒骂声一片，拳击声、喊叫声四起，在屋子中央，十几个人正全力扭打在一起。突然，警察冲进来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门口蹿，当酒吧或多或少不那么混乱了，人们发现“硬汉”比尔正躺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头上裂了一道大口子。尼科尔斯船长生拉硬拽地把斯特里克兰拖到街上，后者的胳膊上有一道伤口，正流着血，衣服也被撕扯得破烂不堪。尼科尔斯船长自己脸上也满是鲜血，他的鼻子上挨了一拳。

        “我想你最好在‘硬汉’比尔出院之前离开马赛。”当他们回到“中国佬厕所”寄宿店清洗血迹时，尼科尔斯船长对斯特里克兰说道。

        “这比斗鸡带劲多了。”斯特里克兰说。

        我好像看见他脸上露出了讥讽的微笑。

        尼科尔斯船长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硬汉”比尔的恶毒。斯特里克兰两次让这个混血儿吃了亏。而这个混血儿在清醒的时候，可是要小心提防的，他会伺机而动，他会不慌不忙地下黑手。说不定哪天晚上，斯特里克兰背上就会挨上一刀，一两天之后，一个无名海滨游民的尸体就会被从港口的脏水里打捞上来。尼科尔斯第二天傍晚去“硬汉”比尔的寄宿店打探消息，他还在医院，但他的妻子已经去看过他了，据她说比尔发下了毒誓，一旦他出了院，就会杀了斯特里克兰。

        一周过去了。

        “那就是我常说的话，”尼科尔斯船长回忆说，“你要是揍一个人，就要把他揍得半死，这样才会有点时间让你看一下形势，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

        那时，斯特里克兰还是很有些运气的，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船派人到“水手之家”找一个司炉工，取代原来的司炉工。原来的司炉工在船过直布罗陀海峡时精神错乱，纵身跳下了轮船。

        “你一刻也别耽误，快到码头去，我的伙计。”尼科尔斯船长对斯特里克兰说道，“正好你有证件，赶紧在合同上签上名吧。”

        斯特里克兰立即就出发了，那是尼科尔斯船长见他的最后一面。船只在港口停留六个小时。当天傍晚时分，尼科尔斯船长看着轮船烟囱中冒出的烟渐渐消失，船穿过冬天的大海，劈波斩浪向东而去。

        我已经尽我所能，把所有细节都叙述出来了，因为我想把这些生动的故事和我亲眼所见的斯特里克兰在阿什利花园的生活做对比，那时他整天忙于股票生意，但是我又清楚尼科尔斯船长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我敢说他告诉我的这些事，可能一句真话都没有，如果我了解到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斯特里克兰，他对马赛的熟悉来自于杂志，我也毫不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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