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边府战役和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同样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反复思考“战”与“和”的选择。从军事角度来说，他早就不赞成法军空降奠边府，认为虽然“这一阵地是坚固到足以给越盟造成重大伤亡的，但从长远来看，放弃机动性而宁可占据一处四周由高地控制着的、与外界难以取得联络的没有机动余地的阵地，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行动”。

        但是，艾森豪威尔绝对支持法国拉尼埃政府，他说：“拉尼埃政府的存在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我们深信，没有哪个继任的政府会在印度支那的防御或支持欧洲防务集团这些问题上采取一种比他更为强硬的立场了。”

        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1日亲自致信英国首相丘吉尔：

        阁下必然以深切的关怀与焦虑的心情注视着法国人在奠边府英勇奋战的每天报道。今天那里的局势看来未必是绝望的。

        但是，不论这场令人瞩目的战斗的结局怎样，我担心法国人不能单独地把它坚持到底，尽管我们给予他们大量的物资和金钱援助。单是力促法国人加紧他们的努力，不是个解决办法。如果他们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则对于我们的和你们的全球战略地位以及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力量对比来说，其最终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使我们面临严酷的结论，即东南亚的局势迫切需要我们采取严肃而又影响深远的决定。

        离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不到四个星期了，鉴于法国人现有的心理状态，在那里共产党在我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可能性，必然比在柏林大得多。我能够理解法国人谋求结束这场战争的十分自然的愿望，这场战争已经使他们流血八年之久。但是我们为寻求摆脱僵局的煞费苦心的探索，迫使我们勉强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印度支那问题没有那样一种谈判解决办法——在本质上将既不是掩盖法国投降的一项保全面子的策略，又不是掩盖共产党退却的一项保全面子的策略。第一种选择在其广泛的战略意义上是太严重了，对你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艾森豪威尔认为，现在支持法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集团或同盟”。这个集团或同盟的成员应该有英国、美国、法国、印度支那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艾森豪威尔强调：“这个联盟必须是强大的，并且在必要时必须愿意战斗。”不过说到这里，艾森豪威尔又加了一句：“我并不认为贵方或我方有派出任何值得重视的地面部队的需要。”

        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美国对德国和菲律宾政策。既然涉及东南亚，与会者不可避免地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再次主张，对印度支那动用美国空军和海军，首先使用空军猛烈轰炸奠边府的越军阵地。但是，说出这番主意的时候，雷德福的底气并不壮，因为就在前一天（3月31日），雷德福在五角大楼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时问同僚们，如果法国正式请求美国海、空军投入印度支那战争，美国该怎么办？

        与会者们绝大多数反对美军卷入战争，尤其是美军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最强烈。他认为，仗一旦打起来，就很难限制于使用空军了，弄得不好就可能卷入全面战争。当过“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在朝鲜和中国志愿军交过手，深知仗不好打。他指出，一旦大规模空军行动使中国志愿军进入越南战场，而美国又要卷入的话，至少要在那里投入七个师才能抵抗得了中国志愿军的进攻。

        雷德福的意见没有被通过，只好等到会后在私下里向杜勒斯强调，在印度支那战场，“时间是个大问题”。他还说：“如果那里出现一场灾难，人们会因为总统一无所为而批评他。”

        鉴于部下的意见很不一致，艾森豪威尔变得更加谨慎，而且认准了，如果要在印度支那动武，英国的支持必不可少。

        就在4月1日当天，美国驻英国大使罗杰·马金斯转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致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该文指出：“仔细地研究了（印度支那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以后，我们感觉到在有利情况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在那里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则正在增加，这也许会迫使我们三方同意在日内瓦接受一项政治妥协。”

        还是英国旁观者清。丘吉尔对法国“体面地实现停火”早就不抱希望。丘吉尔是一位有历史远见的政治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他已经发现昔日的大英联邦正在无可挽回地解体。才几年工夫，总人口占世界第二位的印度已经从英联邦内独立出去，英国正在从亚洲国家中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还要留在亚洲不走呢？

        早在1953年9月8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局顾问奥格本提出印度支那问题备忘录指出：“过去，我们的印度支那政策，毫无疑问是建立在法国决不会失败也决不能失败这样的基点之上的。但是现在的迹象表明，法国很有可能在印度支那失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随之而改变我们的印度支那政策呢？”

        英国军方提出了相似意见。1953年下半年，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两次会商了印度支那情况，得出的结论都是，法军在印支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

        这些判断使得丘吉尔进一步确认，越盟难以打败，北越终将失守。他认为，要保住其他国家的现状就是上策。英国亚洲政策的要点是，既然印度支那战局已经如此，最好的选择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使尖锐的冲突暂时平息。英国不想再与东方阵营直接对抗。

        英国对日内瓦会议抱有切合实际的希望，准备得也比较充分。丘吉尔和艾登觉得有可能在日内瓦会议就停息印度支那战火达成一项协议，其中的关键就是也运用“朝鲜方式”南北分治。丘吉尔和艾登认为，中国会接受“朝鲜方式”，因为这样一来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出现了“缓冲地带”，减少了中国和西方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丘吉尔认为，苏联已经承认，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苏联并不希望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大得无与伦比，苏联会接受在印度支那实施“朝鲜方式”。事实上，1954年3月下旬，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官员在与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接触中已探问过，“朝鲜方式”能不能运用于印度支那？丘吉尔和艾登的看法一致：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妥协，采取“朝鲜方式”使越南分治，恐怕是最能为两大阵营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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