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旬，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接连收到中央电报，命令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中共中央在6月18日给陈赓的电报中说：

        你去越南，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项情况在内），及我们可能的援助（特别注意物资的运输条件），拟定一个大体可行的军事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输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后勤，进行作战。这个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并需越共中央同意。最近越共中央提出很多要求，并拟在1950年内组织与装备六个师约十万人的部队。我们觉得他们的要求缺乏周密的计划，似乎不很切合实际，难以行通，特别是目前的运输条件及越南的经济条件，在目前不可能组织这样大的部队。望你在越南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和越共中央一道，共同拟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同时，应将我们援助他们的计划也加以拟定，报告中央批准后实行。

        战争环境中，情况瞬息万变。6月21日，罗贵波电告中共中央，在老街的越军缺乏粮食，难以实施原定作战方案，印支共中央和总军委决定暂时放弃老街战役，改而进行高平战役，争取在7月下旬开始。考虑到在云南整训的第308师对高平较为熟悉，拟将该师调往高平作战。

        接到这份电报的次日，6月2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赓，要他准备尽快出发去越南协助组织战役。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广西省领导同志：“现在云南整训的越南部队约1万人，准备于12～15日由砚山启程，7月下旬到达靖西，并准备作战。请你们指示沿途给予帮助，并替他们选择集中地点，代为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该部队到达靖西后，如枪械军火有所不足，向你们要求补充时，你们应尽可能给予帮助。”

        陈赓行事果断，即刻确定了随同他赴越的工作班子。他们是：第4兵团宣传部部长曾延伟、兵团作战处副处长王振夫、兵团军械处副处长杨进、兵团机要处副处长刘师祥、第14军作战处处长梁中玉、后勤处处长张乃詹、副师长王砚泉、炮兵团团长杜建华。

        和陈赓一起去越南的，还有原边区纵队参谋长、36岁的黄景文和团政委黄为。这两位都是“越南通”。

        原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主力由司令员曾生率领，经海路撤到山东烟台。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南路武装坚持粤桂边地区游击战争。1946年2月，由于受到国民党军压力，经中共南方局与越南党商洽，南路武装主力第1团由团长黄景文率领，大部入越整训，余部原地坚持斗争。

        黄景文率部入越后，曾协助越军在北江和海宁省与法军作战，得到越方称赞，为此黄景文于1946年10月被聘请为越南高级步兵学校（校址在义安省）顾问。黄景文化名“陈光”，刻苦学习，越南语水平明显提高。

        1947年，在越南整训的解放军部队于10月返回国内，于1948年初编入新成立的“滇桂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黄景文任一支队司令员。1949年7月，“边纵”改称“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仍为“边纵”，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

        有这个背景，边纵参谋长黄景文入越自然顺理成章。据黄景文夫人李夏湘后来的回忆，陈赓组织入越工作班子的时候，黄景文主动请缨说：“请组织让我参加顾问团吧。我对越南的情况熟悉。”

        考虑到随行电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军区、在越南的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和第4兵团司令部这四个方面保持及时联系，刘师祥带上了三个机要员——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为了及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还从兵团新闻科调来了机要员赵锡峰。

        边纵领导人1950年合影：左起林李明（边纵政委）、庄田（边纵司令员）、黄景文（边纵参谋长）。（黄晓夏供稿）

        一声令下，代表团成员齐聚昆明。

        第40师副师长王砚泉还在滇西南凤庆地区指挥剿匪作战，并且刚刚完成了对赴越军事顾问团干部的选派。待接到兵团命令急返昆明的电报，他就只有纵马飞奔了。赶到大理的时候，王砚泉遇见了要去昆明向军事顾问团报到的第119团团长田大邦，两人结成一路急如星火般来到昆明。陈赓一见王砚泉，大声说道：“回来得真快，跟我一块到越南去打一仗吧。”

        随陈赓出发的干部们都很愉快，几年来他们跟随陈司令员出征，捷报频传，信心十足。只是28岁的刘师祥原打算7月里和同在一个处的女机要员张瑞云结婚的，这下子婚期可就不知道要推到哪一天去了。

        陈赓细心地为印支共中央准备了礼物——从香港买来的一批收音机、手表和钢笔。他还为罗贵波带上了慰问品，加上别的，林林总总，足足用了20头骡子驮运。

        临行之际，陈赓的考虑颇为周到。6月28日，他致电中共西南局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决定于7月5日由昆动身赴越，但我应以何名义去越，请即示之。”

        6月30日，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复电：“陈赓到越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陈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他被赋予全权，入越后即为中国派出的最高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代表中共中央作出决断。而罗贵波则是中共中央派往越南的联络代表。

        毛泽东对陈赓的军事才能完全信任，他同意越方改打高平的决定，于7月2日致电印支共中央说：“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后来，陈赓的出发日期略有推迟。

        7月7日早晨，一列小火车静静地滑出了昆明火车站，向南驶去。车窗里，有人想贴着窗户往外张望，一看到路边有人，又急忙缩了回去。他就是陈赓。清晨，陈赓吻别了当年4月8日才出生的女儿小进。算起来，小女儿再过十天就过百日了。

        在一个警卫连护卫下，陈赓率随行人员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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