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丰泽园中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四十余人，在上午早早来到了这里。偌大的颐年堂里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屋子一头放着的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颐年堂颇像个会议室。倒是屋内四周墙壁上挂着的清代宫廷字画没有撤去，引得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拥到墙边仔细端详。

        忽然，听得工作人员用不大的声音说：“首长来了。”大家登时纷纷回到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迎接他们的是顾问们的一片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进屋子，在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只有王光美站在刘少奇身后。接着，大家也坐下了。

        但是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主要和同志们谈谈去越南工作的问题。本来毛主席、周总理要一起和大家见见面的，但是朝鲜爆发了战争，相信你们也都看到报纸了。目前，战局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注朝鲜局势的发展，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只能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见面。”

        刘少奇发问：“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朱德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推辞：“副主席先说吧。”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啊？可以提出来嘛，有话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在经历了一番思考之后，绝大多数顾问都已经决心服从中央的安排，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此刻来到中南海，更是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使命感。其实，在顾问团的组建过程中，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正式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刘少奇接着讲下去：“没有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这次你们去越南工作，是一件大事。去不去，是个原则问题，也是共产党员的立场问题。大家都是党员吧，共产党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我们国家是解放了。但是还要深刻地想一想，台湾还没有解放嘛，还有许多岛屿没有解放嘛，大陆上还有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毛主席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怎样理解呀？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甘心吗？”

        刘少奇讲起了历史：“你们不是看过故宫了吗？李自成不是占了北京进了故宫吗？结果怎么样？李自成的部队骄傲了，以为大功告成，就是没有料到明朝残余势力勾结清兵进关，结果没有多少日子就完了。今天蒋介石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勾结起来反攻大陆，这个危险不是很明显吗？共产党员能掉以轻心吗？”

        颐年堂里静静的，除了刘少奇的话音，就是钢笔尖在笔记本上划过的沙沙声。顾问们紧张地记录着，生怕漏掉太多。

        刘少奇接着说：“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就是不仅要解放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同志们，想想这个任务有多大有多么艰巨呀！”

        说话向来平稳、注重逻辑的刘少奇说到这里，也在话音中带出了情感：“我们现在的胜利只是开始，不是完成了任务。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骄傲，不能有享乐思想，不能松劲。就拿越南来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不亚于我们，所受的痛苦甚至比我们还重，如同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和越南是近邻，边界上的人民互有亲戚，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能坐视不救吗？如果说，越南再被法国占领，我们的边界能安全吗？他们被征服，我们就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援助越南，既是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胜利。”

        刘少奇回忆起往事：“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流血、牺牲，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他们为的是什么？这就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要只看眼前，只看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要看远些，胸怀要宽广些，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气派。”

        刘少奇说：“越南革命胜利不会太快，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我看三年的准备是需要的。今年要好好装备、训练部队，明年可以进行大的重要战斗。”

        刘少奇讲完了，他看了看朱德，征询他的意见。

        朱德说：“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成。”

        刘少奇说：“你也讲一讲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要注意的工作方法。”

        朱德不再推辞，宽和地对顾问们说了起来：“刘副主席讲的我完全同意，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这次你们去越南，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同时很光荣。你们去干什么呢？不是像外交官那样办外交，而是要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左起：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毛泽东）

        朱德说：“去了还要了解人家的实际情况。人家也有经验，不要看不起人家的经验。介绍我们的经验也要切合人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照套我们的经验。比如，他们大体上和我们抗日战争时的情况相似，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呀？在有利的情况下打一打运动战呀？至于具体的作战方式，我看咱们的经验是可以适用的。要想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军队建设的经验我看都可以用上，那就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

        朱德的讲话不长，他在快结束的时候说：“听说越南还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则。”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桌面上的一张纸，又把它拿起来，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物品的单子，有一些就不大需要，比如说皮鞋……”

        话音未落，颐年堂里的顾问们发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朱德手里攥着的，是顾问团向中央提出的一张清单。顾问们要出国了，希望发一块手表、一支好钢笔，再发一双皮鞋。打了那么些年仗，大多数人已经多年没穿过皮鞋了，甚至还来不及拥有一双皮鞋。有的人，自小在牛背上长大，从来没有穿过皮鞋。

        朱德显然不太满意：“到了越南还要住农村，又是稻田、水网、山林什么的，皮鞋就没有多大用处，背上还很重，还是多带点草鞋、布鞋比较适用。手表，是不是每人都要有一块呀？我看领导同志有就行了。还有派克钢笔，听说要几十万元一支（当时币制，1万元合人民币1元），写好字不在用什么笔，毛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钢笔，只有几支毛笔，有时也用铅笔。我看咱们新出的新华牌钢笔就不错，又便宜又好使，可以每人发一支。衣服，也不要像外交官，不要这个料子那个料子的。他们游击队都穿便衣，最近编了些正规军，听说正式军衣也没有发全。我们可以做一些像他们军衣那样的服，不要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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