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蒋介石亲自下了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939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进皖东。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即令第四支队回撤，理由是不能擅自移防驻地。四支队不听，蒋介石密令皖东程汝怀部对进入皖东的新四军“按匪论剿”。然而，到1940年初，皖东新四军仍有较大发展。

        这时，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张大力发展苏北，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则主张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举行书记处会议，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电告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向皖东敌后发展，到3月间就从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15000人，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一看势头不对，下令在长江下游及淮河西域的新四军统统撤回皖南。

        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刘少奇：“对蒋的撤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蒋介石见命令失灵，立刻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指挥汤恩伯、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

        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4万至5万兵力，在3个月中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其他国民党军的东进。

        4月初，顾祝同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邀请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意在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以消灭。

        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企图。他于4月20日致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掐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绝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是消解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现在和将来，江北部队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使江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故目前对顾祝同可用各种办法借口延搁之。”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过了几天又致电项英，明确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形势日渐恶化，项英却犹豫不决。5月4日，毛泽东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随后，陈毅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苏南地区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可能遭受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做准备，从而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黄桥一战，韩德勤元气大伤，退守兴化、曹甸等水网地区，不敢轻举妄动，颇为恼火。

        然而，最为恼火的人物要数蒋介石。

        黄桥战役后第九天，即1940年10月9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面谕，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六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境地内”，即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中央及时洞察了国民党的意图，于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新四军和皖南部队移动方向问题发出指示：

        “……皓电发表后，反共高潮上升，我们在军事上必须第一步以移动为名，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以便于我军集结应战。

        “希夷（即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的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上，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

        黄桥战役前，毛泽东、王稼祥即有电报称：“韩德勤部是顾祝同惟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黄桥战役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项：“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11月21日，毛泽东专电叶挺、项英，让他们认真准备北移。隔了三天，再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率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几小时后，又电叶、项：“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如此紧催慢催，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料到蒋介石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

        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的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说他们经多方研究考虑，决定移皖北，不移苏南，问他和叶挺谁先走，谁后走。

        29日，毛泽东、朱德表示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告之。

        12月18日，毛泽东感到形势严峻，致电叶挺、项英：“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两天后又电叶、项：“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刘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12月26日，毛泽东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拟写一电：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要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或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作为老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曾有过不俗的表现，作出过重要贡献，而这时却变得如此优柔寡断，毫无定见，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毛泽东的这份电报，透出悲愤，也透出焦虑。

        1941年1月1日，毛泽东终于收到了项英下了最后决心后的电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

        隔了一天，毛泽东、朱德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主力部队6个团共9000余人，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壮歌声中，冒雨由云岭启程北移。他们怎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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