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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示,坚决回击蒋介石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见嚣张,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

        早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声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民国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

        稍后,蒋介石又秘密批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严令执行。

        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的,并没有完全公开出来。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五中全会可以说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正如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的道路”,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转向看共产党的根据地,开始着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摩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限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在蒋介石看来,八路军急剧扩大,而且到处抢地盘,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将归属谁家!想到这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秘密批准了一系列反共方案。并密令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还向各战区下令: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它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

        1939年2月,鹿钟麟从重庆开会回到河北,腰杆子挺直了许多。第一天办公,他先给朱德、彭德怀拍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

        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袭击八路军,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公开叫喊:“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八路军一定要交出政权!”

        共产党不再让步,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电示朱、彭: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鹿钟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府发饷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从命;五、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

        1939年5月底,毛泽东看到了三个月前蒋介石秘密批准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绝密文件里,提出两种对付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毛泽东发话了:“来而无往非礼也!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6月10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反摩擦的指导方针:“积极帮助蒋督促蒋朝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

        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在军事方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不得脱离驻地,不得要求划给区域,不准扩充武力;党务方面要求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服从领袖,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不得在各地有任何秘密或公开之组织,停止宣传共产主义,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各种宣传品;行政方面,要求共产党取消地方政权,共产党所办教育与训练机关或停办,或由中央接收等。

        平江惨案发生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追悼会上,周恩来送了挽联,上书: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

        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他说:

        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

        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

        毛泽东话锋一转,直指蒋介石: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毛泽东曾经说过以下这段话,可以为他坚决回击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最佳注脚:

        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这种互消对方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40年秋,由于英、美的积极支持,使得蒋介石认为,抗战的胜利只是迟早的事情,而自己的心腹大患,则要尽快解决。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既而,在抗战形势刚刚好转的时候,攻击共产党的计划就要出炉了。

        蒋介石因为在华北丧失了进行大规模武装摩擦的力量,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便把反共重心转向华中,伺机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成为这次反共高潮起点的,是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

        11月12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项英、刘少奇等: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30万大军准备进攻新四军,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也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对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11月14日,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散发着油墨香气,就等蒋介石签字了。两日后,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的20万人已接到攻击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预备令。顾祝同已开始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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