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于11月20日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到越北中央根据地时,越军总军委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旱季作战实施方案。韦国清、梅嘉生,还有茹夫一与会。会议从19日持续到24日。
“一个绝妙的战机出现了!”鲜明的念头马上从韦国清脑海里跳了出来,梅嘉生也几乎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个好消息!”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说道,“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六个营法国伞兵从红河三角洲调动到了越西北,调到了奠边府。接下来,就应该把他钉在奠边府,并且把更多的法军吸引过去。”
总军委会议改变议程,商讨起奠边府的局势来。
会议对法军作战动机提出了几种推测。一种可能是法军要在西北守住莱州和奠边府,或者只守其中之一。如果是只守一地,那么他们可能选中的是奠边府。另有一种可能是法军虚晃一枪,然后很快地从这两个地方撤走,重演那产的故事。
不管怎么设想,法军空降奠边府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纳瓦尔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向越军拱手托出。它至少说明,纳瓦尔不是对越军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毫无所知,就是估量得太低了。三个月前,越军憋足了劲要打那产,那产之敌却突然消失了。眼下,越军手里已经有了榴弹炮和高射炮部队,不是正好可以用来打奠边府吗?
越军应该抓住天赐良机,迅速开向奠边府,实施重大战役。在这一点上,武元甲、黄文泰和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的意见非常一致。问题仅仅在于,纳瓦尔占领奠边府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已经确定开向越西北的两个半师,越军还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增添多少?
刘焕成、周洪波这些警卫员发现,得知法军占领奠边府的消息以后,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显得相当兴奋,他们在办公室进进出出,而韦国清住所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韦国清的睡眠变得很不好,为了不惊动他的休息,连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的早操都取消了。
韦国清失眠了。
韦国清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三野中有“小诸葛”之称,他的睡眠之差也是很有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打起仗来,我几天几夜不眠是很平常的,经常是打完一个战役才有一个好觉。”所以,参谋人员在韦国清休息时间内因军情紧急而呼唤他已成习惯,因为在这时他们往往解救了正因无法入睡而苦恼的韦国清。
由于失眠,韦国清早就和安眠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常数粒数粒地吞食诸如“速可眠”“鲁米那”之类的安眠药,他当年服用的安眠药在20世纪后期都成了医生的慎用药。
由于失眠和肠胃不调,头痛症久久地纠缠着韦国清,两侧太阳穴疼痛起来持续甚久,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对于他的头痛,广西、北京的大医院医生纷纷束手,无奈的医生只好给他一个在20世纪早期出现过的“健脑器”,头痛时紧紧地勒在额际减缓痛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将韦国清诊断为“不典型的美尼尔氏综合征”,这才对症施治,使韦国清的身体明显好转。
来到越南的韦国清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他深知,身为越军总顾问,这与当年亲自率兵上阵有许多不同之处,思考更需周密,处理问题更要讲究方法。战役战术的制定和实施、武器装备的加强和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战役决策过程中,指挥群体间的协调配合,或是分歧、龃龉,也会对战争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决策当前,他不能不慎而又慎。
韦国清的信念非常坚定:越军应该指向西北与法军决战,为此必须取得武元甲的同意。
梅嘉生完全支持韦国清的意见。1953年夏季,他回北京汇报工作之后曾去青岛疗养。这时,梅嘉生正满40岁,英姿勃发,将军风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崇尚战场英雄的年代,青岛疗养院的一位年轻女护士被梅嘉生的将军气质深深吸引,对他照料有加,不时向警卫员周洪波打听梅嘉生的情况。终于,周洪波会意,告诉她使君有妇,何况将军之心对夫人始终如一。姑娘听罢,长叹一声,默默垂泪而去。
看着女护士的苗条身影,周洪波也是一番惆怅。寻思之后,他将此情婉告梅嘉生。梅嘉生摇摇头,哑然一笑,然后话题一转,对周洪波说:“马上准备行装,我刚刚得到消息,越南战场上法军有反攻的苗头,我们要马上回越南,准备打一场大仗。”
谢过年轻女护士的照料,梅嘉生提前结束疗养,比韦国清先一步赶回越南,着手准备西北战役。战争使梅嘉生养成了爱读兵书和地图的习惯,如果没有事务安排,晚饭之后稍许活动一会儿,他就会在地图前捧书研读,直到深夜。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来,他马上意识到,如果放掉如此战机,作为参谋长将遗憾终生。他对韦国清十分敬重,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让梅嘉生感到高兴的是,他的意见往往和韦国清不谋而合,在奠边府战役问题上也是如此。
韦国清很快接到了北京回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同意越军主力去西北实施大战役的决心。胡志明也同意武元甲向他的报告,他要求总军委拟制更详尽的计划,再由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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