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方的交通彻底瘫痪了。在我们加入队伍的地方前面一百码，我看到有人下车，沿着中央隔离带走，一直走到下一个坡的坡顶。那个人站在山上，像个侦察兵，站了漫长的几分钟，然后，他摇着头慢慢地走回来。他停下，俯身凑到同样止步不前的隔壁的驾驶座车窗旁，传达了坏消息。我的周围，人们正在关上发动机。我们能听到急迫的警笛声，然后陆续看到一辆救护车，辆救护车，一辆警车，然后是一辆拖车从路肩驶过。

        “这里的快速路不太快啊。”英明的仁波切评述道。

        我又骂了一句。仁波切瞟过来，我有一度在想，他要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已经两次了。

        但是没有，他静静地坐着，做仁波切该做的事，我在内心深处能感觉到，我试图向全世界隐瞒的那部分自己正在翻腾。此刻我得坦白，我容易发一阵一阵的无名小火。不是对谁发火，我平时不会对助理、吉妮、孩子们发脾气。但如果我刚好心情不好，什么沮丧的事情又刚好闯入我的生活——一部我弄不明白怎么整理邮件的新电脑；一扇纱门，安装说明书用六种语言写得乱七八糟（在用扳手G上紧螺栓A之后，把螺丝A拧进孔B，但之前要先把门闩E放进门把手里），况且还少了个螺丝；已经误期的一本书上还有个严重的印刷错误；一个鞋带打结的小孩子，站在雨中的教堂门前，他的表弟正在里面准备接受洗礼；一台熄火的割草机，怎么都发动不起来，可草坪才割了一半——都是那种芝麻小事，如果我心情不好，就会发作上五到十分钟，咕咕哝哝地发牢骚，摔碗柜的门，要不就在我们家的小院子里一边跺脚乱走，一边踢草皮，诸如此类。这是可怜的行为方式。我也很尴尬，很惭愧。吉妮和孩子们见多了，所以这种行为不再有威慑力，甚至不会惹恼他们。“爸爸在冒烟。”娜塔莎会说，他们会边任我把新药柜门开开合合二十次，边说着：“看哪！看看它的做工有多差！为什么现在每样东西都做得这么差，甚至连他妈的昂贵的药柜都是？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便宜的破垃圾！有人来看看吗？”

        没有人来看。孩子们假笑。吉妮洗盘子。如果在工作中发生这种事，我的助理萨兰达就会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又缓和下来，变得谦卑有礼。但在那十分钟里，我就和公园里大吼自家孩子的父母一样丑恶。

        想到这些东西会代代相传，父亲或母亲的罪恶会经久不衰，渗入他们儿孙的生活中，我觉得挺有趣的。我偶尔考虑到自家孩子时，会为这个烦心，我有一种忧虑，就是我或许在无意之中把一些东西传给他们，一些阴暗的倾向、怪癖或者缺点。有的时候，在我的小脾气过去之后，关于我自己爸爸的记忆会复苏，一个一贯沉着踏实的日耳曼灵魂，会被一辆拖拉机上的传动装置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搞得面红耳赤，同时啐着唾沫。我下了校车，走上长长的车道，书包一下下地打在肩胛骨上，他就在大谷仓的门口，有力的手里握着扳手，拖拉机被开膛破肚，就好像在手术室里一样，深色的机油，齿轮，工整地仰面放着的外壳——安全起见，螺栓都还装着。他一丝不苟。特别心灵手巧，即使按照达科他农夫的标准也是。大多数时候沉默寡言，但并不苛刻。但就是有这种发脾气的时候，他会跺脚怒吼，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叨叨那个非常渎神的短语：“詹姆士·克劳！詹姆士·草泥马·克劳！”再用他的扳手或者靴跟砸土，一张脸涨得就像麦金托什红苹果。

        其实不存在怕他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拿我、西西莉亚或者妈妈出气。但那就像是，你已经习惯了回家面对风吹麦浪的大草原——对我来说这是事实——然后，这一天，你回到家里，草原的土壤下面喷出了暴怒和沮丧的熔浆，质地阴暗。十分钟之后熔浆就会消失，最多半个小时。母亲有雷达感知这种情绪，她会把他带出去喝杯茶，吃块德国硬饼干，一开始他会无视她，无视托盘，继续骂着他的“詹姆士·克劳”。最终他会缓和下来，能够过去啜一口茶，咬一口饼干了，那就标志着尾声的开始。他在恢复的路上，家人会集体松一口气，然后一个星期、几个星期，有时长达几个月，我们都不会再见到那一面的他。

        于是这种特性遗传到我身上了。事情都是这样的，不是吗？你身上的部分丑恶单纯属于你自己。但有一部分是学来的，或者遗传来的。而且，说来也怪，自我意识的监视似乎对它无效。不过，这好像没多大事——你的脾气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对孩子们缺乏耐心，对伴侣的卑劣，吃太多，在工作中或网球场上作一点弊，在家人上床睡觉时看色情视频，或者每隔一天的午餐时间开熘，去“女孩！女孩！女孩！”喝上一杯，都没多大事。我们给自己的小嗜好和不算小的违规找借口。我们让它变得合理。它们是批判思维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批判思维也能原谅它们。

        你能做的，我认为，只有判断你的哪些恶魔是不伤人的，哪些是真正的麻烦，然后找出勇气全力对付后面那群恶魔。如果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你能在DNA里筑起一道水坝，把这种东西挡住，不让它们遗传下去，或者以更弱的形式遗传下去，那么，至少依我看，你就能死得安详了。

        但有沃尔沃仁波切陪着我，被困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高速公路的世界级交通堵塞里，我没法安详。在冒了几分钟的烟，尝试过克制却发现做不到时，我走出车外，开始在路边发脾气，那样子有点腰鼓舞的架势，安东尼以前管它叫“沮丧”。我抱怨着瞎转，一边踢起中央隔离带的草皮，一边看着山顶，说些类似于这样的话：“真好啊。真完美。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坐啊坐。真美啊。是开始他妈的旅程的最好方式。”

        因为我妹妹的上师坐在那里，安稳得像一块挡泥板，没有认同，没有叫板，没有怜悯，甚至都没有在意，我发作的时间比平常要久几分钟。连尖啸的救护车都没有让我消停。

        最后，我们的前方有一点小骚动，司机们扔掉香烟，爬回他们的驾驶座上。我又叨叨着诅咒了我的霉运几秒钟，然后回到座位上，甚至都没有看仁波切一眼。我们缓慢地向前移动，一辆车接着一辆，并道，一点一点地挪动，直到我们经过了耽搁的事因——一辆车前部的三分之一被撞得稀烂，人行道上满是玻璃，司机的车门半开，像是被扯开的，方向盘上方是一块星形的碎挡风玻璃。一辆中型卡车也撞毁了，车头冲着错误的方向。第三辆车侧翻在右路肩下的沟里。当时，除了愚蠢和羞愧，还有近期我一直感觉到的，那挥之不去的空虚感的低语。只是低语。

        仁波切正在拨动他腰带上的一串木珠。他说：“你现在不需要离开快速路了，再也不需要了。”

        但我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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