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常常梦见我和安心结婚。我们乘坐宽大的轿车穿过宽阔的长安大道，车上披着红绸还洒满花花绿绿的纸屑，两侧的车门上还有气球迎风摆动。在我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亲友车队，车队里坐着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我妈妈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她那样子让我感到格外的温暖和依恋。在这支望不见头尾的车队里，还坐着安心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我梦中的形象来自于安心给我看过的照片。还有我从小到大的一些朋友、同学，还有刘明浩。居然，不知怎么搞的，还有钟宁和她的哥哥钟国庆，他们也夹在送亲的人群中有说有笑。大概我把我所有认识的人，过去曾经跟我不错的人，都拉进来了。这类梦和这些人一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心里说不清快乐还是抑郁。后来一位路边算命的阴阳先生帮我解过这梦，他说我是一个绝顶善良的人，不记沈，渴望大团圆的结局，对任何人都有包容心……他这样用梦来评价我的性格人品让我很高兴，不管我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但我觉得自己确实挺不容易的。关于这结婚的梦只有一点我至今搞不明白，那就是不知为什么总会看到一些身穿制服的警察。梦到他们我非常迷惑，他们面目模糊让我无从辨识，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算命的对这几个莫名其妙出现的警察也大感惶惑，他面色犹疑地问我以前是不是犯过什么事儿或者犯过什么人，总之不是吉兆，让我自己小心行事好自为之。我把这算命的话告诉了安心，她笑笑说警察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警察。我说你早不是了。她说，那就是潘队长他们，我要是结婚肯定要请他们来呀。不过我也不可能结婚，要不然我怎么就从来梦不到这种好事？

        其实我也就是做梦，在梦中提前过痛，那时候我们也确实不可能结婚。我们囊中羞涩，两手空空，还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我们那时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是生存。

        为了治小熊的病，我背着安心，卖掉了我那台二十九时的松下彩电，卖给了我一中学同学的大爷。五千多块钱买的彩电看了一年多只卖了一千二，绝对是吐血了。原来那老家伙只出一千的，我们同学像“托儿”似的帮我推销了半天，再加上我又主动搭上了一个健伍牌的电咖啡壶，老头儿才算动了心。他说一千二就一千二吧，不过我这么大岁数喝不惯咖啡那玩意儿，你换这搅拌机得了。我就知道他想要那搅拌机，他从一进厨房就盯上那台搅拌机了，那搅拌机八成新，也是健伍的。我顺势说：索性连咖啡壶带搅拌机一起了，一千四，怎么样？老头儿一点不傻地笑了笑：一千四？您呀，趁早洗洗睡吧，也甭卖了，这么值钱的东西留着以后还能涨呢。我说：那您老人家再给个价。老头儿说：我说一千二就一千二，要不然搅拌机我也不要了，就一千。我们同学见我们已经说到头了，便站出来说了终止的话：这样吧，咖啡壶我要了，那两百我出！这才成交。

        那天正巧是元宵节，安心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几个元宵，还买了棵大白菜说要包饺子，想用搅拌机搅白菜馅的时候搅拌机找不着了。她找了半天问我看见没有，我说，啊，我给卖了。她有点意外，愣着说，干吗卖了？我说，过几天接小熊出院，不是还差点钱吗，咱不至于再找刘明浩了吧。安心呆呆地，站了半天，情绪低落。我说，怎么啦？她说，杨瑞，你卖东西我心里难受。我说，咳，又不是卖儿卖女。我也是看有你这么个劳动力不用白不用，不能让你闲着。以后你就己用菜刀剁馅吧，用搅拌机费那个电干什么。

        安心这才苦笑了一下，说：“卖了多少钱？”

        我说：“一千四。”

        安心吓一跳：“一千四，不可能！”

        我说：“还搭一个咖啡壶，反正咱们也不喝咖啡了。”

        她说：“那也不可能吧？”

        我说：“还搭一电视。”

        她马上转脸，果然看到电视没了。她走过来，抱住我，哭了。她在我的胸膛上无声地流泪，眼泪弄湿了我的衬衣，她轻轻地说：“杨瑞，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苦。”

        后来我又卖了家里一些其它的东西，像以前好多人送的工艺品、摆设之类，还有地毯和灯，还有我的BP机。能卖出点钱的或有人要的都卖。刘明浩买了我一套挺牛X的邮票。 他那时已经开始和贝贝的表姐李佳勾搭上了，正在穷追不舍阶段。李佳爱好集邮，刘明浩就投其所好，到处搜集珍品。我乘机好好敲了刘明浩一笔，要了他八百块钱，刘明浩二话没说当场现付。后来我才听说我那套邮票至少可以卖到千元以上。在做生意方面，我当然不是刘明浩的对手。

        刘明浩后来得了便宜还跟我卖乖：“你不知道现在邮票都跌了呀，人家还都说我给多了呢。你觉得值你就卖，我觉得值我就买，别人的话听不得。”

        刘明浩见我不吭声了，知道我对邮票也不内行，笑笑说：“你还是得找个工作，这么卖东西也不是个事儿。你看你们家还有什么？再下去就该卖你自己啦。”

        刘明浩后来还真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当机修工。他说这工作不错，每月工资一千左右，管一早一午两顿饭，一般小病可以在饭店的医务室拿药，还发工作服……再说你不是学矿山机械的吗，机械原理大同小异，你去也算专业对口。在一个单位你要是有专业就不受欺负。

        我挺高兴，就回家银安心说了这事儿。安心说这事儿也是委屈你的，你要愿意去的话就临时干干吧，像你这种条件我相信迟早一天会有一番事业的。我说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我现在可现实呢，我就想养活你，养活孩子，再把自己也养活了。

        我那几天就催刘明浩赶快帮我联系，他说那洗衣厂的厂长跟他关系没得说，可厂里进机修工这种事儿还得跟酒店人事部报，让我别急。于是我就等。因为没了BP机，整天也不敢离开家，怕刘明浩来找我我不在。等了将近一个星期，等得我心烦意乱的，而且这一个星期当中还出了一件让我特窝火的事。

        这天早上安心上班刚刚走，我还没起床呢就有人敲门。我本来以为是安心忘了带钥匙回来拿的，于是衣冠不整地下床开门，开门一看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连忙退回去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再看时，才发现那两个人都戴着大盖帽，帽子上还有一颗通红的国徽呢。我吓了一跳，想到梦里的警察和算命先生的危言，觉得大早上的看见这俩大盖帽颇不吉利。再一细看原来并不是警察，不知是工商的还是税务的还是保安公司的，直到他们坐下来自我介绍，我才知道这身衣服原来是检察院的。

        那女的比那男的年纪大点，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反正是我可以叫她阿姨的那种年龄。她先开口，说：“我们今天来，是想找你了解一个事情，希望你能如实反映情况，有什么说什么，好不好？”

        她这套言辞有点像办案子审查当事人似的，但口气上处理得比较慈善，所以并没让我产生抵触。我说：“行啊，你们想了解什么事儿？”

        男的拿出本子，做记录，女的问：“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在国宁公司上班的时候负责过一个基建工程，就是盖国宁跆拳道馆那个工程，是你负责的吗？”

        我说：“是啊，我是工程副总指挥，总指挥是边晓军，边疆的边，拂晓的晓，军队的军。我们俩搭班。”

        “你分工抓什么？”

        “我们俩也没明确分工，反正每天就那些事儿。他是总负责人，他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因为以前我没干过基建工程，我不懂。”

        “后来这个工程是包给哪家公司做的？”

        “后来，是包给龙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做的。”

        “决定由这家公司承包工程，通过招标了吗？”

        “没有，国宁公司也不是国有企业，所以没有通过市里的招标办公室进行社会招标，而是内部议标，找了两家公司比比资质，比比价，就定了。”

        “由谁来定呢？”

        “由国宁公司的董事长钟国庆定。当然，因为这项目是跟京师体校合资办的，所以程序上还要通过俱乐部的董事会，实际上就是跟体校派到董事会的一个副校长打个招呼。”

        “那钟国庆根据什么来定这家公司呢，这家公司以前跟国宁公司有过合作吗？”

        “没有。这家公司是我们筹建指挥部报上去的，具体工作是我们做，我们报材料，给钟国庆批。”

        “那么可不可以说，用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你们定的。”

        “定是钟国庆定，我们提供情况，也起一点作用吧。”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呢，你和边晓军？”

        “主要是边晓军吧，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你认为在选定工程承包商的过程中，出没出过什么事儿？

        比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腐败现象？“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什么，就说：“我们这工程，总的还行。现在土建方面也完工了，听说质量还不错。要有事儿也是边晓军的事儿，总不会是钟国庆腐败吧，这公司就是他自己的。”

        女的看了那男的一眼，然后冲我问道：“你怎么肯定除了钟国庆之外，就只有边晓军有可能腐败呢，别人就不可能了吗？”

        我笑笑：“别人，别人可能想腐败，轮不上。但凡想搞点腐败的人，多少总得有点权吧。”

        那女检察官也笑笑：“你想腐败吗？”

        我一愣，知道她是开玩笑。不过他们这种司法人员开玩笑都开得阴森森的。我说：“我也犯不着腐败。”

        “为什么？你和边晓军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啦。”

        “怎么不同？”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不该说我那时候是钟国庆的驸马爷，我是国宁家族中的一名准成员。而迈晓军只是一打工的，别着他是我的头儿。

        “你们不同在哪儿？”

        那女的不知为什么盯住这个话题，非要问到底似的，我不想再说我和钟家的旧事，便敷衍道：“腐败的事儿，别找我，我还没到那个档次。”

        两位检察官都不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女的说：“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你也再想想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你要想起什么感到需要找我们主动谈一谈的，就找我们。我们给你留个电话。”

        我听着这话有点别扭，好像我真有什么问题得老实交代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公检法人员的职业病，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有话不会好好说。我没作声，看着那女的写了个电话号码留在茶几上，他们告辞的时候，我也挺冷淡的。

        这事过了之后的第二天，我和安心接小熊出了医院。小熊见到我比见到安心还要亲。这孩子高兴时满脸的乖乖相说不出有多么的打动人，手钩着你，脸贴。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孩子的，现在也不喜欢，只有小熊除外。

        接小熊回家家里就显得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工作的事也不多操心了，反正能不能成全都听天由命。往往不去想的事情反而来得更快，两天之后刘明浩路过三环家具城的时候就进去告诉安心，我那事成了，让我星期一带上身份证和学历证明什么的上龙都大酒店人事部面试去。

        星期一上午八点一过我就到了龙都大酒店的人事部，面试很简单，问了几句话，看了我带去的一应证件证书证明，然后就让我填表。又过了两天，通知我去报到上班。洗衣厂厂长一看我长得挺顺眼，跟我认真聊了聊，就决定不让我做机修工了，改做业务推销员。他们那洗衣厂特别大，员工有将近一百人。龙都大酒店内部的活儿也就够吃个半他，他们还得拉社会上的活儿，有好多大使馆，外国商社都在他们这儿洗衣服，洗窗帘，还请他们上门洗地毯什么的。他们原来有一个业务推销员，但形象太寒掺，而且外语不行，外国人的生意一直拉不住。

        于是我就在龙都洗衣厂干上了。跟刘明浩当初说的差不多，每月工资奖金一千挂零，管两顿饭，可以在单位里洗澡，上下班还有班车。而且，我是搞推销的，还给我配了一台汉显的BP机，还发我一身不太合体的西服，我没穿。每天出去都穿自己原来的西服，我的西服有“都革”的，有“华伦天奴”的，最次也是“皮尔。卡丹”的，穿上去特贴身。我们厂长还同意免费给我洗烫。这西服一穿厂里的师傅都说这小伙子真是漂亮，有个老师傅还想把她的因女介绍给我谈恋爱呢。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就拉来四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一家自己没设洗衣厂的小宾馆。一下子给厂里增加了近五万元的营业额。

        按厂里的销售奖励办法我个人提成九百多块钱，我和安心的生活一下子显得宽裕起来。那个月我挣的加上她挣的，一共有三千多块，我们一到晚上上了床就讨论钱多了怎么办，该给小熊买些什么东西，该拿出多少钱还给刘明浩和潘队长他们，等等。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说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市。我们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

        那人又说：“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拥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阳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过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过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

        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你叫杨瑞吗？”

        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啊”

        那男的接下去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操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说什么，想告诉他们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说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说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

        他们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们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说道：“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说一声。”

        那个检察官说：“我们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说：“走吧。”

        他们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

        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

        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们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贪污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他心酸想哭。

        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

        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们，不等他们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增、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

        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说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说：因为他们欺负我来着。警察说：他们欺负你怎么不给他们戴呀？

        我说：他们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说：因为冤枉过来的。警察说：都这么说，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说：你自己说，还戴不戴了？我说：不戴了。警察说：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说：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说：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说：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么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

        第二天，检察院来人了，提审我。还是那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是那女的问，那男的记。这下我才知道，我折进来是因为刘明浩和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结我两万块钱的那件事。

        他们这次提审只是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细节——在什么地方吃的饭，钱是谁给的，是装在什么东西里给我的，当时我们都说了什么，然后这钱我都怎么“挥霍”的，等等。我每次要解释他们都打断我，让我只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别扯别的。今天我们

来只是核实情况，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解释你急什么！

        从他们的言语之中我分析出，龙华公司的那位老总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似乎也被抓了，我受贿的情节是他的案子捎带出来的。但他们的另一些话又使我感到，我是国宁公司内部的人检举揭发出来的。也许这两种分析都成立，钟国庆不是说过吗，他要照死了整我。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坐在检察官的面前，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忘在后脑勺了。

        那天提审完了，让我到看守所的一间办公室去取了被子，民警说是我家里人送来的。我一看那套被褥和几件衣服，就知道安心来过了。我急着问民警：“我家里人说什么没有？”民警瞪着眼反问我：“说什么呀，啊？等以后你们能见面的时候，她说什么你自己听，现在能说什么呀！”

        这儿的警察说话都像吃了枪药似的，火气特大，好像不大不足以压住我们这帮犯人的嚣张气焰。我抱着被子，满脑袋胡思乱想着，又被押回了刚进来时关押的那间大号。昨天挨打的那几个犯人见我回来了，都不吭声。我故意做出满脸横肉的样子，目光歹毒地四下打量，以威慑他们。其实，我心里还是怕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再用什么法子报复我。

        后来我才发觉，这帮人都他妈属于欺软怕硬的主儿，我一回来他们也特害怕，他们还怕我报复他们呢。后来他们跟我熟了，居然全都贱兮兮的对我好起来，一个赛着一个亲热地好起来。

        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就好起来，不必再像刚进来时那样每分钟提心吊胆，高度紧张，防备暗算。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自然习惯下来，松弛下来，再差的环境也会品出些快乐。人兽同源，人的适应性其实跟动物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检察院又提审了我一次，是那男的一个人来的。这次主要是让我交代我是怎么在得到了龙华公司给的好处之后，设法使他们中标的。其次，也听了我对他们的指控发表辩解。我辩解完了他没有表态，无论批驳还是认可，都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听完了，扼要地记在他那个黑皮本子上，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切消息都没有。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像刚过来时吃不下睡不着的样子。想安心想得也麻木了。偶尔，也会想起我爸。我想我爸当领导那么多年，公检法方面绕着弯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他要真想救我，不至于一点动作都做不出吧。但我自从上次和他吵架动了手之后，就再也没去看过他。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父子一样，跟那帮老犯人的脾气正相反，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我越不去看他，他越赌气，要不然怎么让刘明浩告诉我他要把我住的房子收回去呢，多狠！他准是气到一定份儿上才这么做的，并不是真缺了这份房租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不定我爸知道我被抓了多少会有些解气的快感，他会对别人，至少对刘明浩显摆他的先见之明：我早料到了，他跟上那个女的，早晚有一天得摔个大跟头！我说什么来着……

        我爸要是觉得他说对了，他得意还来不及呢，还能靠他救我吗？我才不想呢。

        后来，有一天上午，我又被提出去了。进了审讯室，看见检察院的那两个都没来，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让我在桌前坐下来，态度严肃，但很放松。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还没等我低头看就开口说道：“我是宏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应你的朋友安心的要求，准备担任你受贿一案的辩护人，你对由我来为你辩护，要提出反对意见吗？”

        我呆呆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似乎是想了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想，竟脱口反问了一句：“安心请你，得花多少钱？”

        那女律师对这问题有点意外，没想到的，但她还是认真严肃地回答了我：“我们事务所是根据司法部规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和辩护费的，至于说你这个案子该收多少费用，那还要看案件的难易程度和审理的时间，还要看一审之后有无上诉和抗诉，才能确定。”

        紧接着下面的话，我知道是不能问律师的，但我还是自言自语地、傻傻地问了出来：“她哪儿来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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