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解除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职责而乐在其中的人是应当受到别人的尊敬的。福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以有他这样一个人做朋友而感到自豪。

        福彭曾告诉过我：他立志学医是因为他早年患过严重的骨症，痛苦万分；当时许下了个愿：如果他还能活下去，这一生就应当用来解除患同样病症的人的痛苦。正当他病危之际，一个比利时的骨科大夫，他父亲的朋友，来到中国探望他们，动手术挽救他的生命。以后的60多年，他就用来实践他许下的心愿。

        坚持这个志愿，岂是易事？福彭在比利时学医，学成时，国内抗战爆发。像他这样学有专长的医生，在国外哪处得不到安定富裕的生活，但是福彭却毅然返国到云南大后方投身医学教育工作。抗战后方当教师的生活是艰苦的，医学院里的教授个人不开业而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的不多，福彭是其中之一。个人的享受不在他的心上。他一刻都不肯放松的是他的业务：研究和教学。1928年我和他在同一张桌子上做实验时，他就是这个劲儿，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1945年我从呈贡移居云南大学晚翠园的教员宿舍，正在医学院解剖室的附近。他一早来上班，过我家时，常常推门进来，看见我还高枕未起，总是话也不说，捶我一拳，反身就走。我心里想，这家伙，这样早又来报到了。他就是这样起早摸黑地搞他的实验。

        他的学生中有些也和我很熟，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学生们怎样地敬爱他。当他的学生是不容易的。他称得上是个严师，但是学生们心里都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出高徒。最使得学生们心服的是他以身作则。他是严己以律人。严格要求自己的学术在他已成了习惯，真是五十年如一日。我最后见到他是1980年。我们自从1957年遭受同样的打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一进他家门第一件事却是给我看他正在绘制的一叠关于心脏的解剖图。年已过古稀的福彭还是我最初相识时的福彭。

        我和福彭在一起的时候少，分离的时候多。但在我们，在一起和分离差别不大，在一起时，我们的话不多，捶一拳，反身就走。一拳传达了语言不能表达的深情。什么深情呢？他知道我明白他，我知道他明白我，这就够了。以1957年这件事说吧，我早就料到他会受到和我一样的遭遇。像他这样一个刚直不阿的性格，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对于他，我心中有数。他一定能支持下来，而且不怨天，不尤人，利用一切条件搞他念念不忘的业务。至于他能有多大成就，那不是由他本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了。他这个劲是夺不掉的。我在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中，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福彭果然是我所了解的福彭。我们分手时，我真想捶他一拳，用以告诉他：“我明白你。”

        明白什么呢？他明白他懂得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愉快。他最后的遗言要把他的遗体作实验之用，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懂得有一个东西比他的躯体更重要、更高贵。有此，这个躯体才有意义。这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许下的愿，立下的志：用这一生来解除别人的痛苦。这样死可以化为生，痛苦可以化为愉快。这一点我相信，福彭是明白的，有体会的。他就是这样做了一生。

        临别时的一拳，我没有捶出去，留一点余地也好。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究竟对福彭懂得多少，还得他捶回我一拳，才能检验。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躯体里现在的人还是解剖不出来的。无论怎样，我相信，福彭是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地永息的。我能做到像我这个朋友所得到的结束，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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