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接到一份通知，说民盟中央要举办纪念曾昭抡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问我能不能参加。我说我一定要来。说过之后，我就想，曾昭抡先生在我脑筋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不清楚不行，曾先生在历史里边该怎么评价，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在我心目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正代表了“爱国学者”这一代的人。要定个位。我想来想去，有四个字觉得比较妥当一些，就是“爱国学者”。

        从年龄上讲，我比曾先生差10年，晚他一代。他这一代人，我接触到了，可是我不属于他那一代人，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我上一代人的特点在哪里，不容易看得清楚，我曾昭抡先生，是小一辈看前辈。两辈人在历史里边的位置不同，发生的变化也很大。我希望自己能超脱出来我这一代，设身处地去想想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领略一代风骚。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在各个学科上都表现了出来。

        说老实话，我能看出来这一点，但是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比如讲曾昭抡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已经很出名了，是系主任。因为潘光旦先生的关系，我同曾先生也比较熟识，经常听到说他的笑话。他这个人连鞋都穿不好的，是破的。他想不到自己要穿好一点的鞋，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最突出的是，下雨的时候，他拿着伞，却不知道打开。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批老头子是怪人。可是我们同情他们，觉得怪得有意思。不修边幅，这是别人的评价，是好话。在他们的真实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９９ｌｉb?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我最近看了不少写上一代知识分子生平的书，比如陈寅恪，他一定要在明朝到清朝的知识分子当中找到他可以通话的人，所以写《柳如是别传》。他感到语言能通、能交流思想的人，还是在明清之交。志向不同，讲不了话的。代沟的意思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志不同也。现在，我们同下一代人交往，看不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志”在哪里。他也有他的志，有他追求的东西，有他生活的着落点，可是我们不能体会他了。这和我们对老一代人一样，我对曾昭抡先生这一代人，包括闻一多先生，他们一生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他们心里很清楚，我们理解起来就有困难。曾先生连家都不要的。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回事。这是个笑话，也是真事，说明曾先生“志”不在家。

        他的“志”在什么地方，我看的不一定对，但我看到了两个主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爱国，这是我看上一代人首先看到的东西。他们的爱国和现在讲的爱国不同。他们真的爱国，这是第一位的东西。为了爱国，别的事情都可以放下。第二个是学术，学者要有知识，有学识。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一是“爱国”，一是“学者”，曾昭抡先生身上这两个东西表现得很清楚。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曾昭抡先生对待化学，是和对待他爱人一样的。他创办化学学会会志，用的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不是人家要他拿钱，是他主动把工资拿出来办这个杂志。杂志比他的鞋重要。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人生经历当中的有些东西，随着历史发展就过去了，像“六教授”，像“右派”，这些东西都过去了，不再讲了，可是实验室对于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是不会过去的。这是学习的需要。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的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在我心目中，曾昭抡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学者。

        我们民盟也是从爱国这两个字上长出来的。我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进民盟，都是在40年代。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觉得，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要救亡，所以要加入民盟。不是想当官、想当部长才进民盟的。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官做不成了，他也不在乎。他觉得这样很好。编写了很多教材，培养了很多人才。他在的那个学校我去过，在珞珈山上，高高低低的路不大好走。他还是老样子，穿的还是破鞋子，走路碰在树上，碰破了头也不在乎。他心里边装的就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志在此也。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没有志向了。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他没有志了，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像汤佩松，把一生精力放在生物学里边；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现在科学院里的人，可以在一门学科的考卷上证明自己学得很好，分数考得很高，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得到各种各样的名誉，可是他并不一定清楚进入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比自己的老婆还重要。我对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了解，也不大理解。我这一代人不能完全理解上一代人，下一代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我这一代人。相差10年，就有了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希望大家能互相地多理解一些。中国文化要是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科学界就不能缺曾昭抡这样的人。我希望有这一天。知识分子靠的是知识，国家发展也需要积累知识，这是根本。曾先生当部长的历史很快就过去了，可是他花钱办的化学杂志还存在，他拼命发展的学科还存在，他的“志”转化成的东西还存在。我不知道新的一代继续下去的人心里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危险了。没有“志”了。文化就没有底了，没有根本了。我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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