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大后，我找到一家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为它创办了外语培训部，以承包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做了起来。我当时心里憋着一股气，一心想要做出点成绩来洗刷自己在北大遭受的耻辱，又想尽快存够钱出国读书，所以特别发愤努力，结果培训部的名气越来越大。到了1993年，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办学之中，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好。刚好当时有个朋友办了家公司叫“新北高”，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在东方前面加了个“新”字，“新东方学校”从此诞生。拿到办学许可证是1993年11月16日，我是骑着自行车到海淀区教育局领的许可证。那一天北京正好刮着大风，漫天黄沙飞舞，给我带来了一种战士出征、慷慨悲壮的感觉。

        ——摘自《岁月如歌》，《新东方精神》杂志2008年第3期

        

背景分析

        颇富戏剧性的是，徐小平、王强加盟之前，新东方也是“三驾马车”的格局，按照王强的说法，“一匹公马（俞敏洪），外加两匹母马，老俞的太太和他的母亲”。

        创业之初的新东方，太太管财务，俞敏洪既当业务员又是授课老师，夫妻二人诠释着那种最初级的家族企业模式。俞敏洪的母亲被称为“新东方之母”，老太太精神矍铄、意志顽强，早年对新东方事务介入甚深。老太太的精明与实干，在江阴老家传为佳话。1992年12月18日，老太太满怀忧愤地赶到北京，名义上是帮助儿子料理家务，实际上想看管俞敏洪，生怕他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俞敏洪离开北大的鲁莽举动已经让老太太伤心欲绝。老太太在北京帮俞敏洪夫妻带小孩，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闲不住，就在新东方学校周边开了一家小餐馆和一家小卖铺，逐渐地，老太太把新东方学校的教材印刷、教材采购业务独自包揽下来，截至2000年年底，老太太把生意的流水流水在商业上指营业额做到了1000多万元。

        

行动指南

        抱定愿赌服输的心态去经营自我、经营商业，决定了就全力以赴、执著向前，输赢与成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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