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很多老百姓只有一个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这关乎中国教育价值观系统的改善，是老百姓自己不能完成的。我自己就是办教育的，我觉得如果教育做不好的话，对国家的未来将产生重大的伤害，教育的好坏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甚至关乎民族生存。

        ——2007年，俞敏洪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背景分析

        俞敏洪曾因得肺结核病住院而休学一年，所以他在北大读了5年才拿下学士学位。从医院回到大学寝室时，他敏感地发现室友们都以狐疑的眼光看自己。尽管已经康复出院，同学们还是不敢和一个曾经的肺结核病人住在一起。

        万般无奈之下，俞敏洪只好搬离北大，在北大读书的最后两年，他住在北五环附近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借宿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那对农民夫妇家中光景还好，因为他们经常在颐和园门口贩卖胶卷，有着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住在那户农民家里的俞敏洪并没有支付房租，他用自己的知识和农民作了一次平等交换。农民家有一个小孩儿，上小学二年级，成绩很差。俞敏洪对农民夫妇说：“我来给你们的孩子当家教，我有信心把他的成绩提高到全班前10名。如果我真的把你家小孩的成绩提高到了班里前10名，希望你们免除我的房租。你们觉得可以吗？”

        农民夫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同意了，俞敏洪做起了不拿工资的家教。他一边做家教，一边读外国名著修身养性，包括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等。俞敏洪教了那个小孩两年多时间，小孩的成绩突猛进，从班级倒数几名冲到了全班前5名。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俞敏洪毕业留校当老师后，北大给他分配了一间宿舍。俞敏洪搬回北大之时，农民夫妇依依不舍，恳切地希望他能继续给小孩做家教，他们愿意支付工资。

        俞敏洪也很喜欢那个小孩，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以后每个星期六你们把孩子送到我的宿舍就行，我负责继续教他。”

        农民夫妇继续在颐和园门口卖胶卷，偶尔也把孩子送到俞敏洪那里去上课，但坚持了几次就再没送孩子过去。

        后来，有一次俞敏洪去颐和园游玩。在颐和园门口，他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在叫卖胶卷，没错，正是他之前教过的那个。眼前这一幕，让俞敏洪感伤了许久。

        

行动指南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言，“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教育即是培育下一代之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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