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就是那种，”道丹太太说，“闻不到臭味儿。拖它时也瞧不见垃圾。”

        “还有，”加斯东说，“美国军队的硬铝垃圾箱。那种垃圾箱跟德国垃圾箱一样，有盖子，但轻得多。我认为这种垃圾箱最好。”

        “你们以为，”道丹太太说道，“那些无赖房客会为我签名向房东请愿吗？会要求我起码有一个带盖子的垃圾箱吗？才不会呢！这种事儿，他们太自私自利了！可是，就该各管各的臭屎，各管各的垃圾，这才像话嘛。”

        道丹太太生活中最大的事件，让她最舒心最满意的事件，就是道政管理处的员工罢工。一般说，加斯东早上一到，总是他第一个向她通报这些事件。

        “两三天后就得干起来。”加斯东说。

        咪咪小姐低下了头。她不喜欢罢工。罢工让她恐惧，就像清道夫加斯东雄壮的能力让她恐惧一样。

        “早该干了，”道丹太太说道，“这么说，刮顺风了。”

        她唱起来：

        于是，对每个房客，道丹太太都要得意扬扬地通报这件事。

        “好了，从今儿个晚上开始罢工。”

        “罢什么工？”房客们毫无恶意地问，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嘿，我对你们这么通报，你们说能罢什么工？”

        罢工这天晚上，房客们或者他们的保姆一个接一个走下楼，经过她的门房小屋，去圣欧拉利街的阴沟孔倒垃圾。道丹太太神气活现地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她领略到片刻的幸福。这话说得不算太过分。

        “瞧这一大队人。简直是圣体瞻礼。有些人有别的大队伍，我呢，那就是我的队伍。”

        加斯东到来时，她正在等他，她眼看着人行道上杳无人迹，便怡然自得，心满意足。

        “这么着，啥事儿也不干喽？”加斯东边问候边说。

        “您说的没错。”道丹太太回答道。

        “应该好好享受它，”加斯东说，“这就跟青春一样，长不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一直传到我们这里，话音响亮的程度随着他们在大街上占据的位置而有所不同。道丹太太和咪咪小姐各自站在她们自己的人行道上，清道夫呢，他却站在大街的中央。前几批行人并没有打扰他们，行人的脚步却仿佛在给他们的话音加标点。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辰，圣欧拉利大街属于他们。道丹太太先抱怨垃圾箱，然后诅咒我们，到最后，尽管不情愿，她不得不谈谈即将出现的天气情况。清道夫则拿他们生活的倒霉状态开玩笑。世俗生活的清晨。贫嘴的清晨。这些事情应该讲得格外精彩，精彩到敢于毫不脸红地让道丹太太自己和清道夫加斯东读一读！

        当道丹太太和加斯东的闲扯停下来时，六点半左右，自动倒卸垃圾车的轰鸣便取而代之，原来垃圾车已经开到圣欧拉利大街上了。垃圾车每天早晨开过来，一年四季的每天早晨。大部分时间，人们还在睡觉，听不见它，但有人听见时，也知道每天都有垃圾车来。大家认为那是每天都必然听见的声音，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因为习惯中的事物淤塞现象，人们经常听不见这种声音。正如人们有时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也正如在旅行时，在乡村散步时，间或也听不见火车的声音。一辆机车过去，而我们却在突然间被带到多辆机车经过的世界。而且还记得起来。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辆别的机车在某些地方经过，这样，除了自己，别人也一样。于是，人们又处在全球的机车世界里，那里到处是机车，那些机车朝千万个方向飞驰，拖着无数的车厢，车厢里挤满了当代人，他们出差，他们旅行。自动倒卸垃圾车也一样。垃圾车把我送到我这个世界的垃圾箱王国里，这些垃圾箱里满是我的同代人丢弃的果皮烂菜和其他残渣废物，我的同代人生活着，吃着，吃着，为了保养身体，为了延续生命，尽可能延续生命。他们依照我们大家共同的新陈代谢规律消化着，吸收着，以如此巨大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想起来的确很巨大，所以我们共同期望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毅力本身的说服力，就足以与我们最著名的教堂媲美，甚至超过那些教堂。这支异乎寻常的人类咀嚼之歌每天开始唱，每天黎明又由街道的垃圾车重唱，它乃是——管你爱听不爱听——无法征服的当代人类有机群体之歌。啊！在垃圾车面前，没有什么陌生人，也没有什么敌人！在垃圾车那巨大而美丽的大嘴面前，所有的人都一样；在永恒面前，所有人的肚子都一样。因为，对垃圾车那张大嘴来说，不存在任何区别。归根结底，啊，希望我倒霉的五楼的房客，跟我们的尘土一样，总有一天都要混在一起，同样，我的排骨也会随便跟你的排骨相混，扔进那么可爱的垃圾车独特的肚子、后边的肚子里。

        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清道夫也对天气的走向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语调说明他已看破红尘，而且，他的语调不像道丹太太那么低沉，也没有她那样教训人的味道。尽管清道夫还年轻，有关天气会怎样的问题，他却相信人是注定没有把握的。

        “相信我，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天气会怎样，谁对天气都不可能有把握。有时候，一下子就变了。”

        加斯东变成了看穿一切的清道夫。

        四年前他可是另外一个人。他步履稳健，站姿笔挺，外衣纽扣也总扣得整整齐齐。他仪表堂堂，自豪而高贵。他站在街道中央，用他那欧石楠大扫帚扫地，动作大气而端正。头上的大盖帽稍向耳边倾斜，报纸从他的外衣口袋露出来，十分显眼（他永远对各种性质的时事了如指掌，他认为这是关乎荣誉的问题），他扫地时那潇洒，那效率，真可谓至高无上。他扫人行道也从不离开大街中央，连大货车也不得不绕过他身边继续前行。他扫地的技术本身也与众不同：有时从人行道，有时从车行道，他胳膊一挥，一大扫帚将他扫的一切脏东西甩到街沟里。那一刻，他对他的生存状态感到如此满意，我竟向道丹太太打听，他的清道夫职业是否他的副业，瞧他那样的自信，他是否某个大人物，甚至是某位权贵，再说，类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然而，道丹太太说，不是，他这辈子从未当过别的什么，除了圣欧拉利街区的清道夫。

        如今，再也不是当年的同一个人了。道丹太太，我，加上所有认识他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爱他的职业。如今，他与所有其他的清道夫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喝三四口白葡萄酒，外加他特有的一种悲哀。他长胖了。每隔两三个月，道丹太太都要在他那巴黎路政处制服上移动纽扣。谈到她那唯一的朋友，她很担心。

        “我原以为，”她说，“那是阅读弄的。但不光是这个。事情不简单。”

        总而言之，加斯东扫地已开始越来越慢，越来越马虎。中午前后，道丹太太看着他从大街上走过来，便摇摇头，表示谴责。他扫了街，但街道仍然跟没扫时一样脏。而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整洁。他扫完地后，不像过去那样扛着扫帚，而是将扫帚拖在身后。道丹太太恐怕明白问题的症结，明白近两年来加斯东心里一直在酝酿着什么。否则，她的担忧就无法解释。然而，她很不情愿谈论这事，她不喜欢谈他的情况。

        如今，加斯东看上去活像昔日放荡不羁、寻欢作乐的人。他已麻木不仁。可以这么说：他见多识广过头了。而且我认为，他的毛病就在这里。的确，这一带所做的一切，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他这个见证人，都有他这个匿名的看客，仿佛就他一个人是观看一切的真正观众。他参与了所有的事件，公众的或私人的，只要发生在他清扫的大街上。对单单一个人来说，这的确多得过头了。因此，如今这一带的居民尽可以去世或者初领圣体，他再也不会因此而激动。他对人间的一切事件再也不感兴趣。那些事让他厌烦。谁临终也好，谁结婚也好，谁出生也好，他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哲学观点，那也许是真正的清道夫观点和看法。对他来说，初领圣体、结婚、死人，都一成不变地以同样的方式告终：将鲜花扔进街沟。他则引导鲜花顺水流到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下水道。他向道丹太太通报说：“七号楼四层，儿子结婚。”然而，他从不走进任何一个楼层，从不进入这些人的家里，而为了这些楼层里的人，他每天清晨都要将道路扫得干干净净，让他们再也看不见他们留在身后的痕迹。对那些人，他只知道他们的姓名，事迹和公众行为。他从人们的喜事和丧事中只看到精力的消耗，他插手的只是完成最后的行动：清除痕迹。

        有一段时间，他也许认为自己可以是另外一种状况；他认为人们看见他每天完成这份无可指责的工作，会亲近他，会设法更好地了解他。也许他因此而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职业适合于满足他的好奇心，满足他那了解人们的巨大胃口，而且他可以变成圣欧拉利街区居民的灵魂和良心的清道夫。显然，他甚至料想自己可以听到大家对他一个人说知心话，对他这个傻乎乎的人、默默无闻的人，这个没有特殊个性的清道夫说知心话。可惜呀！人们花不起这个时间。而且大家也没有太多机会同清道夫聊天。

        在过多希望之后，加斯东绝望了。现在，当他打听咪咪小姐的一只眼睛情况如何（约莫一年以来，咪咪小姐的一只眼睛情况很糟）：

        “那只眼睛，怎么样啦？”

        咪咪小姐便回答他说，眼睛的情况要多好有多好。

        “谢谢您，好像上个礼拜又好些了……”

        他遭遇了谎言。他遭遇谎言时，已从道丹太太那里确切知道，咪咪小姐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她之所以对他隐瞒真相，是因为她害怕，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这种恐惧肯定是由她个人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害怕某一个晚上，假如加斯东比平常喝得还多，而她的视力又低得恰巧认不出他，他也许会下作到闯进她的膳宿公寓，总之，闯进她寂寞的生活，闯进她的幸福。这完全有悖于她管理公寓的清誉，有悖于她个人的清誉。她害怕这个，而且认为加斯东的话说到一半已经给她的恐惧提供了实证，尤其在他打听她的眼睛状况时。

        就这样，谁会相信他呢？连有关咪咪小姐的眼睛状况，加斯东都听不到真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能不一天比一天更靠近道丹太太呢？他怎能不去享受他曾经等待而又遭到拒绝的快乐之外的快乐？比如，吓唬咪咪小姐的快乐？让她的恐惧得到证实的快乐？扰乱她睡眠的快乐？而且，眼见诚实正直本身如此之吝啬，如此之难于实施，他怎能不私下希望另类的不诚实不正直？

        加斯东来到咪咪小姐身边，他没有打招呼，却对她宣布说：

        “皮埃罗死了（说的是疯子皮埃罗），大家会更闷得慌。”

        或者说：

        “一桩大罪案，加上又困难时间又长的调查，这是清道夫能遇到的最大的好事。怀疑清道夫是见证人，询问清道夫，那算他们运气，要不，哪能处理罪案。对清道夫来说，那是唯一的消遣，也是唯一被人看得起的机会。在这个没啥罪案的破街区，我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一旦我遇上这个机会，如果调查是否成功取决于我的证言，我就想方设法让调查拖得越长越好。”

        他说完，便在咪咪小姐惊恐的眼神和道丹太太欣赏的目光里走远了。

        “一段时间以来，”咪咪小姐说道，“我不晓得您注意到没有，他变了，而且应该说，不是朝好的方向变。”

        道丹太太毕竟相当瞧不起咪咪小姐，所以她不会告诉她对加斯东变化的想法。

        “像他这样的男人，”她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一开始，我琢磨，那和吕西安有关，垃圾车上那小伙子塞给了他太多的书。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不能解释一切。还有别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大事已经引不起加斯东的注意和好奇，引起他好奇和注意的是物质世界发生的大事。尤其是翻修大楼。除了道丹太太，她还能激发他的热情，其余任何个人都已引不起他的兴趣。眼见工人们待在高高的天桥上，或者坐在木板上，或者系着绳子吊在离大街十五米的高处，不要木板垫脚，一边刮着，粉刷着，用水泥砌着石头，一边聊着天，就这景象还能引起他对雄浑世界的思念。他观赏着那些工人，把整个身子靠在他的扫帚上，靠在他那过分女人气的工具上。他时不时也跟他们说上几句话。他问那些人工作进展如何，有些什么困难。街区最后一个翻修工程，即市镇小学的翻修拖了很长时间，夏天的整整两个月，这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而且也许是决定性的影响。他扫地的节奏越来越慢，每一扫帚都如此软弱无力，这充分揭示了他的精神状态。因为翻修大楼的景象在激发他热情的同时，也使他气馁。别人的工作让他的职业显得越发微不足道。于是，他只扫扫街沟和人行道，而且两眼朝天。他再也不扫街中央了。道丹太太在大门口叫着他说：

        “干这活儿用不着您的两齿耙。”

        他连回答的话也不说了，只冲她笑笑。

        我也是在翻修市镇小学的时候再一次试图对道丹太太谈起加斯东的状况的。像他那样的男人，我说，又年富力强，他是否应该换一个职业？当然，我跟她意见一致，清道夫是个风光的好行当。然而，你在干这一行时，再也没有丝毫的满足感，你已经将其中的快乐消耗干净了时，这个寂寞的行当一定会变得比别的行当更令人难以忍受。加斯东已经不是街道景色最快乐的看客，他已变成最郁闷的清道夫，这不是事实吗？道丹太太用相当冷淡的腔调回答我说，的确很遗憾，加斯东变得那么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甚至很忧伤，但这并不是建议他改变职业的理由。显然，她在琢磨我到底掺和些什么。她很可能模模糊糊宁愿加斯东保持现在的样子，那更像她，从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己见。我对她说，我认为，加斯东比她更有理由怨天尤人。他甚至没有她已经拥有的障眼法。尤其在夏天。原来，在夏天，道丹太太老坐在门口的一个小凳子上，没完没了地拆人家送给她的旧毛线外套。这对她来说，简直就算不上是干活。谁都可以问自己世上还有没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事。拆毛衣时眼睛可以东看西看。毛线自个儿有规律地拆开，人只要轻轻提着毛线就行了，与此同时，她却可以依靠这种自动高效率给人的印象，安安稳稳地饱览引人入胜的街景。于是，当有人问道丹太太她在那里干什么时，她可以回答说：

        “您不是看见了吗，我是门房。”

        在最炎热的夏天，谁都能看见她如此这般安静地拆毛衣。

        “您不是看见了吗，”她说，“我在守大楼。”

        她最讨厌待在自己的门口，看上去什么也不干。于是，她干这种自动拆毛衣的活，实际上什么也不干。我小心翼翼地向她提到了这点，同时指出，加斯东可没有她那样的障眼法。他待在街上，我说，就为了扫地。即使他斗胆在翻修中的大楼前停久一点，他也会在心里感到内疚（还不算在我们大楼对面的市镇小学翻修期间，道丹太太老监视他，责备他）。然而，道丹太太对我的论据充耳不闻，毫不动摇。她嘛，她是不会改变职业的，加斯东也应该与她一样。她愿意他当清道夫，哪怕当忧伤的、糟糕的清道夫呢，别的可不行。

        “我看得出您的用心，”她对我说，“但我呢，我说他应该干的不是政治，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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