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4月22日。公元353年的这一天，著名的《兰亭集序》写成。1915年的这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今天还是两位香港大导演吴思远、杜琪峰的生日，生日快乐。还有1994年的这一天，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内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尼克松去世。1945年的今天，《白毛女》在延安首演。
王羲之的《千字文》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这一天写成了。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手里拿的一把扇子上写着“兰亭”两字。好多年轻人问，为什么你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叫“亭兰”的扇子？可见传统国学亟待普及。中国过去的字都是从右往左看的，中国古代只有死人墓道里的字和现在一样是从左往右读的，其他都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读。
《兰亭集序》完成的这一天被历史记载下来，说明在中国悠长的历史文化中，书法被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来传承，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在西方你几乎看不到书法，只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还有一点儿这种文化。我们重视书法到什么程度呢？中学的历史课本那么薄，但每一朝每一代到最后讲文化的时候，都会讲到本朝有大书法家某某某，然后配张他的书法照片。可是从来没有一朝一代记载过本朝有音乐家某某某，本朝有伟大的音乐作品，这部音乐作品是哪天写成的。在中国，书法家的名字流传千古，大书法家的作品现在恨不得能卖到成百上千万美元，可西方没听说过有书法家。西方到处立着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帕格尼尼等音乐家的塑像，而中国立着王羲之的塑像、王羲之的亭子、王羲之的这个那个，但从没有一位音乐家被做成塑像。我作为音乐人，对此非常痛心。一个民族传承书法确实很重要，但是对一个民族的塑造，对一个时代的记录，到今天为止，到底是用音乐传达人类最朴素的情感重要，还是书法更重要呢？所以在编新版教科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编几个音乐家进去，哪怕是排在书法家后面。
王羲之是大家能说出来的最大的书法家。中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孩子们的基础教育都是从“三百千”开始的，“三”是，“百”是，“千”是《千字文》。南北朝时，梁武帝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字，他皇帝当得不太好，但是很重视文化和宗教。梁武帝要求一个大才子用王羲之的一千个字，编成 “千字文”。这位才子可谓殚精竭虑，用从王羲之的书法里抠出来的一千个零散的字，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讲出了有关天地、人文的最基本的道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押着韵，今天再也没有人能完成这样的事情了。最后他用了999个字，有一个字实在是塞不进去了。而且这999个字在《千字文》里有一字重复。《千字文》这么多年以来，成为旧中国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三个教材之一，由此可见王羲之地位之高。
反人类的化学武器
1915年的这一天，人类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天。科学发展本来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追求更美好的梦想，但是这么多年来，科学进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首先用于战争，比如火药和化学武器的应用都是如此，并且都给人类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伤亡。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艺术可以用来修正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如果没有艺术，全靠科学，那人类会变成最残酷的一种动物，只会用科技来互相杀戮，用科技来毁灭自己。化学武器在“一战”中出现，原子弹在“二战”中出现。人类开始陷入迷茫：为什么科学发展了，却用来杀害人类？所以人类才需要艺术，艺术始终跟科学平行，相互追赶，艺术解释了人类是什么样子，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美好在哪里。
化学武器的使用是“一战”中惨痛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化学武器远没有今天先进，但已经很可怕了。当时的化学武器主要用的是氯气，是挥发性很强的一种气体。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一战”，但我自己也是氯气的受害者。我住在加州，北加州有一个地方叫纳帕谷，有两百多个酒庄，是加州乃至全美国最重要的酒庄聚集地。在那里有一个节日叫装瓶日，每年到了装瓶日那几天，就要把红酒从大木桶装到瓶子里。这个时候，每个酒庄里的酒都可以免费品尝，还可以免费吃奶酪。那次我喝得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我在一个酒庄看见一个大桶横在那儿，桶上面有个眼儿，就是原来放塞子的地方，塞了一个纸杯。我一想，这不就是让大家尝酒用的吗？于是我把纸杯拿起来，怀着极为贪婪的欲望，把鼻子伸到那个眼儿里去，想先好好闻一闻这酒，深深地吸了一口，结果吸到的是氯气。因为那个木桶已经装完瓶了，但桶壁上有一圈需要清洗的酒残渍，为了能把残渍清洗干净，就把盐酸倒在了桶里，把纸杯插在眼里。结果我就把鼻子伸进去使劲闻了一下盐酸挥发出的氯气，氯气一碰见水，就又变成盐酸。所以我从鼻黏膜一直到胸腔，都火辣辣地疼。当时我都快疯掉了，我说：“快快快，快把经理叫来。我是一个音乐人，现在唱不了歌了。我现在就起诉你。”在美国，特殊物品必须得明确标识出来。连地上有水都得明确标识说这地方滑，否则有人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就可以诉讼。酒庄经理被我吓得赶紧道歉，如果是一个纯美国人，这事绝对不轻饶他，如果起诉，至少判酒庄赔十万美元。但是咱们中国人比较中庸和善，尤其听不得人家说软话道歉什么的。最后我说：“算了算了，不用赔了。”但我那天的纳帕谷之旅也毁了，因为喝不了酒了，什么也闻不见，得不停地往鼻子里灌水，特别难受。
我只闻了一下氯气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不难想象如果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对士兵的伤害有多么巨大。氯气甚至还会致盲，希特勒1918年在战壕里碰到这种化学武器，眼睛都快瞎了。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化学武器导致他有点儿阳痿，要不为什么希特勒一辈子无后，也没有发生这方面的绯闻。
在“一战”的时候还发生过重大的事故，一艘装满了化学武器的万吨巨轮在港口被炸沉，导致整个港口发生了灾难性的大污染。所以化学武器是一定要禁止的，最后各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从那之后，只在一两次极小的局部战争中交战双方互相控诉对方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是“二战”中就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过化学武器。
现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指核武器、化学武器还有生物武器。生物武器更加残酷，化学武器只是使用在战场的士兵身上，但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逃不过生物武器的魔爪，可以直接致病，是反人类的恶魔。因此一定要禁止这种武器的使用。
最后一个北上的香港导演
今天是两位香港大导演的生日，一位是曾经担任过香港导演协会会长的吴思远导演，一位是杜琪峰导演。香港导演北上现在已经成了大趋势，内地电影市场越来越大，动辄超过十亿票房，票房纪录光2012年就屡次被打破。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香港导演开始陆续北上。导演们其实也是逐水草而居，哪里有市场就去哪儿，好莱坞有市场就去好莱坞，好莱坞去不了就来内地。
吴思远导演应该算是香港导演中第一个北上的，来到了他的故乡上海。香港电影圈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上海搬到香港的那些电影公司和导演建立起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电影圈里还在说上海话，可见上海当时对于香港电影的影响多么巨大。香港电影实际上一直到李小龙时代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吴思远导演本身就是上海人，所以他第一个回到了内地。
而杜琪峰导演应该算是香港电影大导演里最后一个北上的。杜琪峰是香港黑帮片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比日本导演北野武还要凶悍、残酷而真实。导演们永远分成不同类型，有的导演就想拍商业片，制片人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有的导演觉得我要坚持，我要当艺术金刚。杜琪峰导演就是坚持自我到最后的导演，一直在香港拍标准港式黑帮片，充满浓浓的香港味道。
香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华语片是，超过了之前的，有七千多万港币，相当于五千多万人民币，但远不足以负担今天的演员片酬、制作成本。如果香港电影只依赖香港市场，只能拍成本相当有限的电影。所以在吴思远导演北上很多年后，最后一位坚持在香港拍港片的大导演杜琪峰这一两年也开始北上拍内地票房片。市场潮流浩浩荡荡，一个属于香港电影的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深谋远虑的尼克松
1994年的这一天，尼松总统去世。有些总统是因为被刺杀或者病故没有做满任期，而他是一位因为犯了错误遭弹劾被迫提前辞职下台的总统。克林顿总统当时也差一点儿被弹劾，但最终还是挺过去了。
尼克松总统窃听了反对党总部。在美国，反对党很重要，没有反对党，国家所谓的民主从哪里来？两党轮流执政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是尼克松竟然监听反对党总部，而且是动用国家机关去做的，相当于动用国家机关给自己竞选，动用国家机关给一个党谋利，这就不是简单的窃听，而是动摇美国立国之本的大错。尼克松犯了这个重大错误，那就只有提前辞职下台。
尼克松其实是美国20世纪最有建树的总统之一，功绩虽然比不上罗斯福总统，但是至少能跟里根总统并列。他任内做了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访问中国。尼克松访华当时震惊世界，实际上是揭开了冷战帷幕，从各自利益出发，抛下意识形态，这是中美双方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尼克松并非肯尼迪式或奥巴马式靠演讲成功的总统。他经过多年的宦海沉浮，当过副总统，曾参加过总统竞选遭遇失败。所以尼克松年纪很大了才做总统，在政治上深谋远虑。很多四十多岁就当总统的通常都是冲动一阵子，以为能改变什么东西，最后其实什么也没改变。
《白毛女》首演
1945年的这一天，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白毛女》讲的是一个地主欺压民女的故事。白毛女原来的头发并不是白的，后来她为了躲避禽兽黄世仁，逃到了山里，山里没盐吃，只能吃庙里的贡品，最后头发都变白了。在后来演出的时候，由陈强先生饰演《白毛女》中的大反派地主黄世仁，由于演得过于传神，在底下看戏的战士拿陈强先生当作真地主，直接站起来拔出枪就向台上的陈强开枪。幸亏没有打着，不然就没有后来的陈佩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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