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7月20日。1944年的这一天，著名的七二〇谋刺希特勒事件发生；1954年的这一天，罗大佑大哥出生，生日快乐！

        

罗大佑生日

        祝我心中神一样的罗大佑生日快乐！大佑哥是对我的整个流行音乐事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其实不光是我，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两代人，都是听着罗大佑的歌、唱着罗大佑的歌成长的。大家记得我有一首歌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那时候宿舍墙上刻的什么字呢？就是罗大佑的歌词。这个宿舍只要有一个文艺青年，墙上就会有罗大佑的歌词。罗大佑对我们这一代人有重大的影响，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台湾的影响。罗大佑是台湾解冻时期的旗手，大家知道在罗大佑出道的时候，正好是台湾在向解冻期转型的时候。所谓的解冻期就是取消戒严令，取消报禁、党禁。解冻时期的罗大佑是台湾最大的一面旗帜，十多年前，在台湾，罗大佑就被评价为二十年来单枪匹马和台湾恶劣的社会环境做斗争的勇士，或者叫台湾的堂吉诃德。我觉得罗大佑对我们的影响不单是在美学、音乐、技术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罗大佑的笔下、在罗大佑的琴声里，流行音乐从原来的完全不能跟电影或者文学比肩的雕虫小技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罗大佑之前，大家知道的流行音乐只是情歌，当然情歌也很美好，邓丽君、刘文正等等，唱了很多美好的情歌，但是这些东西在当时和电影、戏剧、文学、绘画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古典音乐还能和这些东西比肩，而流行音乐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像不太上台面的东西。在罗大佑的手中，当然大陆这边还有崔健，在这两位的演绎下，流行音乐变成了时代的呐喊，流行音乐上升到能够和电影、戏剧、文学比肩的高度。这也成为我们当前这些音乐人的最重要的一座灯塔，有罗大佑这座明亮的灯塔指明道路，我们在投身音乐行业的时候，就不只是再写写小情小爱的东西。我们会追随着罗大佑的脚步，去讴歌这个时代，或者去批判这个时代，去记录这个时代。

        我们那一代人对罗大佑的歌都非常熟悉，我会唱、会弹他的每一首歌。

        当时罗大佑的专辑有三首歌献给台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首歌中，我觉得头尾两首写得特别有意思。头一首歌是写台湾岛的过去，叫作《鹿港小镇》。这首歌的曲子非常好，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一首歌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首歌讲的是台湾岛的过去。第三首歌《未来的主人翁》是写台湾岛的未来，这首歌大家现在再去听，就会发现他已经提前写到了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弊病，歌中写道：“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其实在他写这首歌时电脑还很少，没有普及呢，但今天当大家一大桌子人凑在一起吃饭时，你们常看到每个孩子手里都会拿一个iPad，每个大人手里也都会拿一个iPhone，就都这样在低着头玩。大家互相之间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过去那种觥筹交错的感情交流全都没有了。这一切都被罗大佑在《未来的主人翁》中言中了，所以我觉得罗大佑是提前写好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消逝的风俗人情的每一首挽歌。今天听他当年的歌，再感叹今天的时代，我觉得只有罗大佑这种大师级的人物才能做到。

        罗大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后来我还有机会和他相识，而且关系还不错。在之后的年代中我也成为流行音乐界的一员，有人说我也是一个流派的旗手，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在罗大佑面前从来没有谈过音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来谈音乐，他一直都是我的灯塔。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小酒吧里聚会，酒喝多了，罗大佑就上台唱歌，他喝多了酒就会这个样子。那天那酒吧里的客人实在是太幸福了，罗大佑上台唱歌，我和张亚东两个人上台为他伴奏，张亚东弹键盘，我弹吉他。哇!当时的客人简直都惊呆了，全都热烈鼓掌，然后我跟亚东心里都觉得特别幸福。因为罗大佑是我们从小崇拜的偶像，你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台上为他伴奏，那是我从小心中的灯塔，那天我特别幸福，因为我会弹他所有的歌。

        罗大佑对整个流行音乐创作做出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从他之后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罗大佑的国文底子极其好，他会用那种很长的句子去写歌。在他之前写的歌词都是短句式的，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就是押着这种比较俗的韵，但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去写歌。

        罗大佑已经抛弃了押韵这个概念，他用特别长的句子来写，“为何梦中清清楚楚我看到的你简直像看到的我自己”，这么长的一句。三段式写歌也是罗大佑首创的，他大部分的歌都是三段式的，大家因为看又开始重新唱《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就是典型的罗大佑的三段式风格，这三段副歌非常有意思，其实是绝大部分字都一样，只改了几个字，第一段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第二段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第三段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这是中文里非常高级的写法，就是不要让每段都不一样，人家会记不住的，但如果每段都一样，就变成港台那种工厂生产的罐头歌曲。他每段就改一点儿，整个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个什么故事全都写出来了。

        罗大佑有一首写得非常漂亮的歌，整个副歌都是用回文来写的，完全可以颠过来倒过去地唱，这首歌就叫《沉默的表示》。它的副歌特别有意思，“轻轻问一声，是否还要我再等，因为夜已这样深”，之后倒过来唱，“轻轻问一声，是否夜已这样深，是否还要我再等”，再倒过来就成了“夜已这样深，轻轻我想问一声，是否还要我再等”。这种写作方法在中文里叫回文，是非常有意思的写法。他的歌能写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他的文学造诣之深应该算是整个流行音乐创作界的第一人，无出其右。后来的林夕、方文山，包括我本人在内，都难以望其项背。林夕当年是被罗大佑发现的，后来一直追随着罗大佑，罗大佑当年在香港发展的时候，那些粤语歌的歌词都是林夕帮着写的，包括《皇后大道东》等等。林夕后来被称为“一代词圣”，这当然跟他多年追随罗大佑有很大的关系。

        罗大佑在我们这代人心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2000年他第一次来到大陆，那时我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第一次看罗大佑的演唱会，几乎都疯掉了。罗大佑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从北京包机、包火车来上海的大概将近一万人，而且大多数人选择坐火车，大家在火车上基本上都是一夜没睡，高唱着罗大佑的各种歌曲，唱了一夜来到上海。我到上海后，就提前来到了体育场门口，就站在门口等，我想今天我一定能遇见很多原来觉得终生不会再见到的人，在人海里我一定能遇见。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等，果然一会儿看见一个师兄，一会儿看见一个师弟，一会儿看见一个以前上海的好朋友。大家都三十多岁了，但怀着同样的期待，一个个夹着小包全都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

        罗大佑演唱会开场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没有人报幕，没有主持人，也没有灯光，甚至没有前奏，他深知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在黑暗中，我们看不见他在哪里，他直接先唱出一个“我”字，开场就是“我将真心付给了你”，钢琴才起来，“哗——”全场一下子就沸腾了。当时演唱会的整个内场坐的几乎全都是北京人，上海同胞们都坐在看台上，最贵的内场票全部被北京这帮哥们儿包了。我旁边坐的是老狼和老狼的媳妇，后边是央视五套那些足球解说员，都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1968年、1969年的样子。演唱会到高潮的时候全场哭作一团，一直哭到周华健出现，大家去卫生间。

        罗大佑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中的灯塔，不光是音乐，可以说是我们那一代人人生的灯塔，他在我们心里永远是最明亮的引航灯。大佑哥，生日快乐！

        

七二〇谋刺希特勒事件

        1944年的这一天，七二〇谋杀事件发生。这个谋杀事件不是牯岭街少年谋杀事件，而是一群德国国防军包括上将在内的高级军官刺杀希特勒，具体执行的这位叫施陶芬贝格，是一位上校。当然如果想刺杀希特勒，一个普通的卫兵是刺杀不了的，你的地位至少得到能在会议室里参加作战会议才有可能，如果你是高级军官，出入都不用被人查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这才有机会去刺杀。当时这位叫施陶芬贝格的军官的公文包里装的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他在开会中途提前走了，临走的时候特意把那个装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离希特勒座位较近的桌子底下。炸弹一爆炸，不但希特勒会被炸死，其他与会的高级军官都会性命难保。

        所以他在会议开到一半时就提前离席，因为他还没有那么舍生忘死，不会像后来的人体炸弹一样和被袭击者同归于尽，还没到那种疯狂的地步。他只是想在刺杀希特勒后能与英美讲和，以此来挽救德国的命运，很多将领也都同意了这一计划，所以才实施了这次刺杀行动。不幸的是，如此周密的刺杀行动却因一个小小的无意识的动作而宣告失败，其原因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希特勒的气数未尽。当时，坐在会议桌边的一哥们儿不知道怎么一伸腿就碰到了那个公文包，可能觉得有些碍手碍脚，于是顺手就把包放到桌腿的另一边去了。这桌腿可不像普通桌子那样只是一根细细的木条，而是一块又宽大又厚实的竖立着的木板，厚得简直像堵墙一样。所以爆炸之后希特勒只是被震昏，而没有被炸死。这种事儿我觉得都是命运，这个人气数未尽，你谋划得再严密，他也死不了。

        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公文包仍然放在桌腿另一侧，也就是说仍在希特勒这边，那他肯定被炸死了。但放到另一侧就不同了，虽然桌子被炸飞了，但希特勒居然只是摔了一个跟头，受了点儿轻伤而已。我觉得这张德国制造的桌子也确实是太结实了点儿，如果换作一张山寨的桌子，希特勒肯定还是难逃一死，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德国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民族，他们制作出来的东西质量确实非常高，所以希特勒因此也逃过了这一劫。

        希特勒虽然逃过了一劫，但这件事儿还是严重影响了希特勒对战争的判断以及对军队的判断。其实希特勒不是德国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他也只是个下士。大家知道，德国有普鲁士军官贵族阶层，那些贵族世世代代都是军官，普鲁士军官中有很多叫冯某某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姓冯，“冯”是个荣誉称号，这些“冯”世代都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在他们眼里，希特勒这样一个奥地利人，还是个下士，说德语还有口音，他来指挥这些贵族军官，大家根本就不太服气。刚开始时，希特勒所做的决策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胜利不断的凯歌声中，这些贵族军官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听从他的命令，向他宣誓效忠。但那其实是希特勒在赌，不过一开始都赌赢了，《慕尼黑协定》赌赢了，打捷克赌赢了，打奥地利赌赢了，打波兰赌赢了，打法国赌赢了，这一路下来大家也就没的说了，你说的都是对的。你虽然不是真正的将军，但是你老能赌赢，那就听你的吧。但是在1944年七二〇谋杀事件发生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在1944年夏天的时候，苏军已经打出了国门，兵临波兰与罗马尼亚，正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东线的德军主力。在西线，英美盟军已经取得了诺曼底登陆战的完全胜利，正准备乘胜收复法国，进军德国。而在意大利，盟军已收复罗马，向北进军。德国此时面临的是东、西、南三面夹击，可以说是必败无疑。在这个时候，德国那些高级贵族军官认为自己肩负着德国的未来，要对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负起责任，而不是让一个奥地利来的下士担当这样的重任。

        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能让希特勒这样一个奥地利人再乱来了，于是这群国防军军官就发动了这次刺杀。但是刺杀没有成功，结果导致希特勒开始了大清洗。这些军官从上将开始，自杀的自杀、被处决的被处决，非常惨烈，以至于连并没有参与这件事儿的隆美尔也被赐死。当时隆美尔正在西线打仗，有人前来敲门，就说元首给你两条路选择，一是被我们逮捕后进行公审，一是先悄悄自杀，再由我们举办隆重的国葬。当然他选择了自杀。隆美尔作为最能征善战的德军将领，就这样被希特勒赐死了。

        从此，希特勒对国防军极度怀疑，极度不信任。德国国防军是一个有着非常光荣的传统的独立阶层。德国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军官阶层的国家，不像美国，美国全民都有枪，没有专门的军人阶层。德国国防军对它的党纳粹党、对它的元首希特勒始终有点儿貌合神离。大家知道德国犯下的所有那些罪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也好，在波兰的屠杀也好，包括到了苏联以后的屠杀，等等，其实都是党卫军干的。

        希特勒德国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有着自己独立的传统和管理机构的国防军。在国防军的高层将领中有不少人始终与希特勒格格不入，以后又卷入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当中。例如原先国防军的总司令贝克上将，就是这次刺杀希特勒的策划者，不过他早在二战爆发前就已经被希特勒撤职了。而国防军的总参谋长也因为不听希特勒的话，被换了很多次。另一部分就是由希特勒亲手培养出来的一支嫡系部队。这支军队是属于纳粹党的，叫作党卫军。这支党卫军一切都听命于希特勒。当然党卫军的数量跟国防军不能比，但是比较精锐的几个师，包括戈林师、骷髅师，这些主要的装甲力量都集中在党卫军。实际上国防军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或者说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明显要比党卫军少。屠杀犹太人也好、伤害平民也好，主要都是党卫军干的。尤其是在1944年7月20日之后，希特勒已经不敢相信国防军了，因而非常依赖党卫军，所以各种好的武器装备都向党卫军倾斜。这之后的几场战役，包括在西线的阿登森林反击战以及最后的柏林保卫战等，都是由党卫军主打。

        国防军在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其实信不信任已经不重要了，德军这时大势已去，没有多长时间就彻底失败了。战后，军事法庭对国防军的军官也没有进行非常严厉的审判，包括国防军最重要的统帅曼施泰因元帅等，这些人最后都没有被处决。后来，曼施泰因还写了战争回忆录《失去的胜利》。而对党卫军这些头目，军事法庭在战后给予了极为严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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