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5月2日。1895年的今天，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1942年的这一天，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还是达·芬奇、大作曲家施光南，还有民国著名的大才子、僧人苏曼殊的祭日，也是恐怖分子头目本·拉登被击毙的日子。
公车上书
1895年的今天，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省举子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1895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倒霉的一年。1840年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的中国，当时从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最强大的，但从社会经济形态来讲，中国还停滞在传统农业社会，而欧美各国已进入近代工业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工业也是蓬勃发展，成为初步近代化的国家。1894年，中国和邻居日本对赌国运，在甲午战争这场豪赌中，日本赢了，我们输了。在这场豪赌中我们不光输了钱，输了士气，还输了整个国运，进入最危急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一直都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所以来北京赶考的举子就发起了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正式拉开了中国百日维新或者叫戊戌变法的序幕。从历史的角度，公车上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中国必须改革，这是肯定的。当时国家已经衰落到如此地步，改革的要求迫在眉睫，所以知识分子要求改革，老百姓要求图强，皇帝也要求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尤其是皇帝太年轻，轻信了康有为这些人。康有为年轻时在家乡就被称为妄人，满嘴跑火车，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他自己没有读过那么多西方书籍，也没出过国，外国的事情全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光绪皇帝非常信任他。其实改革不应该这样“一刀切”：老臣全都不信，偏听偏信几个新人。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百日之内发出七十多道闭门造车的诏书。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改革必须循序渐进。过于激进的改革往往导致非常负面的影响，以失败告终。
1901年之后慈禧太后在清末新政时期实施的政策，包括袁世凯上台后实施的政策，就是戊戌变法时追求的那些东西，只不过由一些老成持重的人来操作的时候，不像那些对管理国家毫无经验的幼稚的知识分子那样激进。中国后来的改革遵循了维新的道路，只是那时国运已去，而日本早已拿着相当于日本数年政府收入的中国赔款扬长而去，加入世界最富强国家的行列。历史没有给中国的改革留时间，此后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摸索。今天看来，我们似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但一百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拉登被击毙
2011年的今天，拉登被美军击毙。这件事现在美国还在闹，因为击毙拉登的人出了一本书，然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国防部起诉。拉登的阴影从“9·11”开始一直笼罩着美国和西方人民。后来很多事情都证明拉登并不能操纵所有的基地恐怖组织，但大家觉得所有的恐怖袭击好像都是拉登干的，只要拉登在，好像就永远不得安宁。所以美国人不管打到哪里，一定要把拉登刨出来。
拉登的名字的翻译有一点儿小问题。他的名字是Osama bin Laden，穆斯林的名字中bin后面是他父亲的名字拉登，他们全家包括他的兄弟姐妹都叫什么什么本·拉登，所以他的名字实际上应该翻译成奥萨马。他的名字跟奥巴马很像，以至于拉登被击毙的时候，美国媒体由于过于兴奋弄出了笑话，直接在电视上打出来的是Obama bin Laden被击毙。
美国人民对“9·11”仇恨非常深，“9·11”时死的美国人比二战日本袭击珍珠港时还要多。美国不管花多少纳税人的钱，甭管是每个月花一百万美元，还是每个月花一百亿美元（实际上就是每月一百亿美元花在伊拉克），也一定要把拉登抓住，最后美国人终于把他击毙了。拉登竟然没有逃到中亚的一个什么地方。那儿的人长得都差不多，他完全可以卖卖羊肉串，收工了弹弹冬不拉，苟活下去。但是拉登没有这样做。
实际上，对于击毙本·拉登这件事，美国政府老谋深算，我猜美国政府早就发现他在哪儿了，只不过不急于击毙他，要等到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再用这招。民主社会有个问题，政客脑子里老绷着一根神经，就是选举，政府出台每个政策、做每件事，都要想着这和选举有什么关系，怎样做才能有利于选举。我猜奥巴马大概还经常会问一句：“拉登同志最近怎么样？”“最近吃得不错，不出门。”“好好好，留着留着。”一直留到总统准备竞选连任，才下令把他干掉。
按穆斯林习俗，死人必须二十四小时内下葬，所以拉登被击毙后，没来得及把尸体拉回美国给大家展览展览就海葬了。到现在美国还有很多阴谋论，说杀的其实不是拉登云云。
达·芬奇去世
今天是达·芬奇的祭日。很难用一个身份去界定他。他是个画家，但他1519年就画出了潜艇，过了好几百年，人类才真的造出了潜艇。他学过生物，学过解剖，设计过各种从建筑到机械的家伙。我在佛罗伦萨还看过他的机械工程图纸原稿展览，比四百年后我在清华学工程制图课时画的还要神奇。他会各种神秘的东西，还当过共济会的政治领袖。只有文艺复兴时期才能诞生这样伟大全才。
施光南去世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被授予“人民音乐家”称号的只有三位，这是中国音乐家的最高荣誉。前两位被授予此殊荣的是国歌的作曲者聂耳，以及《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冼星海。改革开放以后，唯一被授予这个光荣称号的就是施光南先生。
施光南是我们北京四中的杰出校友，北京四中的校歌也是由施光南学长创作的。1996年，那时候我二十七岁不到，在万人体育馆开我的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那英跟我讲：“晓松，你应该感谢生活。”我说：“为什么？”她说：“施光南老师一辈子就想开自己的作品音乐会，而且只想在一个剧院里开，但始终都没有开成。”那时候大家对音乐不够重视，也没有钱去办这样的音乐会。我当时听了以后确实挺心酸的，像施光南先生这样影响了一代人的杰出音乐家，应该有音乐会来纪念他。
苏曼殊去世
民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僧人——李叔同、苏曼殊，都是大才子。可能才子们读书到一定程度，恋爱谈多了就会看破红尘，就有可能遁入空门。苏曼殊用中国非常漂亮的韵文去翻译拜伦的诗，有些地方有点儿像《楚辞》，是我读过的最好的翻译。苏曼殊在国外长大，是一个身世非常复杂的人，三十几岁去世前说了一句话：“一切有情。”另一位大师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圆寂的时候也说过一句话：“悲欣交集。”人临终前说的话，其实是一个人对人世最终的看法。每当读到这两句话，我都会情难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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