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十几里路，但见前面尘头大起，好几匹骡子驼着箱笼，迎面而来。走近了互相问讯，才知道那正是多隆阿派人从德兴阿那里，替胜保要回来的行李。

        于是双方都停了下来。胜保手下的一个亲信，保升到正三品参领衔，而实际上等于马弁的护军校，名叫拉达哈的旗人，原来奉派护眷进京的，这时一起押运行李而来，走到胜保轿前来请安回话。

        少不得要报告一些当时被劫的经过，话说得很噜苏，胜保不耐烦了，“反正你当的好差使；”他冷笑着打断他的话，“这会儿我也没工夫听你的！你倒是说吧，现在怎么样了？”

        “多大人派了人去，办了好大的交涉，把八驼行李拿回来了。”

        “东西少不少啊？”

        “大概不少什么。”

        “怎么叫‘大概’？到底少了什么？”

        “就一口箱子动了。其余的，封条都还贴得好好的。”

        “那一口箱子？”胜保急急问道：“箱子不编了号了吗？”

        “是第一号那一口。”

        还好！胜保颇感安慰。第一号箱子里的东西，不值什么钱。装箱的时候有意使其名实不符，号码越前越是不关紧要，这小小的一番心思，还真收了大效用。但是，再值钱也不过身外之物，所以他紧接着又问：“人呢？”

        “几位姨太太带着丫头，都还住在蒲州城里，等大帅到了一起走。”

        “喔！”胜保终于把最要紧的一句话问了出来：“吕姨太还好吧？”

        问到这一句，拉达哈的脸色，比死了父母还难看，只动着嘴唇，不知在说些什么？

        “怎么啦？”胜保大声喝问，“没有听见我的话？我问吕姨太！”

        “叫，叫德大人给留下了。”

        “啊！”胜保在轿子里跳脚，摘下大墨镜，气急败坏地指着拉达哈问：“他怎么说？”

        “德大人的话很难听。”拉达哈嗫嚅着，“大帅还，还是不要问的好。”

        “混帐！我怎么能不问。”

        “德大人说……，”拉达哈把头低着，也放低了声音，“他说，吕姨太是逆犯的老婆，他得公事公办！”

        这“公事公办”四个字，击中了胜保的要害。明知德兴阿会假“公”济“私”，也拿他无可如何。于是颓然往后一靠，什么事都懒得问了。

        这样，过了好几天，才能把想念吕姨太的心思，略略放开。在山西过了年，本想多留几日，经不住朝廷一再催促，过了年初七只得动身。正月底到京，随即送入刑部。主办司官接收了多隆阿奉旨拿问解京的咨文，把胜保交给了“提牢厅”，暂且在“火房”安顿。关门下锁，已有牢狱之实，这下胜保才真的着慌了。

        这一关关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问，只教他“递亲供”，在无数被参劾的罪名中，他只承认了一条：随带营妓。

        “亲供”是递上来了，而且军机处已根据刑部的奏报拟旨“派议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审讯，按律定拟具奏”，但恭王迟迟未有行动，因为投鼠忌器，顾虑甚多。

        在胜保未到京以前，他们预定的营救计划，即已发动。一马当先的是西安将军穆腾阿和陕西巡抚瑛棨会衔的奏折，用六百里加紧飞递。奏折送到，慈禧太后已经归寝。因为在传递顺序上，属于第一等紧急，内奏事处丝毫不敢耽搁，夜叩宫门，由安德海接了折，再去敲开慈禧太后的寝宫，把黄匣子送了进去。

        这时慈禧太后，虽只有一年两个多月的听政经验，可是对内外办事的程序，已经非常熟悉。看到是穆腾阿和瑛棨会衔，并用六百里加紧呈递的奏折，不由得大吃一惊，失声而呼：“莫非多隆阿阵亡了？”

        这不怪她如此想，因为倘是紧急军报，则应由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多隆阿奏报，驻防将军和督抚会衔的奏折，除非呈报统兵大员或者学政出缺，不得用六百里加紧。因此，她直觉地想到了多隆阿有何不测。那知拆开来一看，说的竟是“直隶军务吃紧，请饬胜保前往剿办。”

        “混帐东西！”慈禧太后气得把奏折摔在地上。

        这种情形，安德海难得见到，但奏折摔在地上，不能不管，悄悄儿把它拾了起来。正不知如何处置时，慈禧太后有了指示。

        “拿笔来！”

        安德海答应着，取来朱笔，她亲自批了八个字：“均着传旨严行申饬。”然后命他立即送还给内奏事处。

        第二天一早，军机章京接了折回到军机处，自然先把最紧急的放在上面，送到恭王那里拿起来一看，也有啼笑皆非之感。不过，他比慈禧太后要冷静些，得先要跟同僚把穆腾阿和瑛棨会衔上此折的用意，推敲个明白，再作道理。

        “穆腾阿是胜保的死党，瑛棨是个糊涂虫，他必是受了穆腾阿的指使，跟着来碰这个大钉子，何苦？”宝鋆皱着眉说。

        “我是说上这个折子的用意。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么荒唐，会得到怎么样儿的一个结果？”

        “那也无非意在报答胜保而已。”

        “不然！”文祥另有看法，“这是‘投石问路’，探测朝廷的意旨。倘或批驳的口气松动，替胜保说话的人，就一个跟着一个都来了。”

        “不错，不错！”在座的人，无不深深点头。

        “那就拟旨痛斥吧！”恭王作了决定。

        这道“严行申饬”的上谕，由内阁明发。京里京外受了胜保活动的人，一看风色不妙，便都观望不前。可是间接也有消息传到恭王耳朵里，说是胜保所招降的那批人，不懂得什么为国为民的大义，只知道对胜保感恩图报，倘或处置失宜，操之过急，只怕会激出变故，那一来，大局就更棘手了。

        掌权一年多以来，恭王的宗旨依然是稳定局势为第一，对于苗沛霖尚且可以委屈求全，只要他能受羁縻，那怕就在寿州一带做“土皇帝”，也可以容忍，然则因为胜保而激起意外的变故，自然是他所引以为切戒的。

        而且，对胜保的感情，恭王也毕竟与人不同。前年勒兵京畿，遥控行在，胜保那一支杂凑的军队，到底能予肃顺多少威胁，固然难言，但是，恭王却确确实实因为胜保的态度，增加了信心，同时也表示出有胜保的人马可以运用，使得那些原来徘徊在肃顺与他之间的人，倒向自己这一面。得失成败，寸心自知，恭王觉得是欠着胜保的情的。

        为了这公与私的双重窒碍，处事一向果断明快的恭王，在这一件继“诛三凶”以后，为京里京外瞩目关怀的大案子上，显得十分黏滞，仿佛竟忘了这件事似地。

        他的心情，最了解的是文祥和曹毓瑛，然后才数到宝鋆。宝鋆一向以恭王的意旨为意旨，曹毓瑛资格尚浅，进言要看机会，唯有文祥，认为恭王这样拖延着不是办法，觉得非要说话不可。

        凡是有所主张，他一向措词缓和而宗旨坚定，他为恭王指出，胜保的被革职拿问，重要的是在一个“问”字。革而不问，就整饬纪纲而言，比“曲予优容”更坏。而且，不问也不行，两宫太后口中不说，心里已经不满，内阁也在等消息，等他们来催问，在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大臣议罪，一向是由重臣会同吏、刑两部，在内阁集议，审讯胜保，明发上谕上规定由议政王、大学士会同刑部办理，更是非同小可的事。不管如何，议政王应先召集会议，才是正办。所以恭王接纳了文祥的意见，咨会内阁，定期集议。

        事先，当然有一番私底下的接触，恭王得到报告：大学士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李棠阶，态度都很激烈，已经有了表示，非严办胜保，不足以伸国法。

        “这是为什么呢？”恭王皱眉问道，“莫非……？”

        宝鋆说话向来无保留，大声接口：“河南人嘛！胜克斋在河南搞得太不象话了，周、李两公，不如此表示，对他们的老乡，怎么交代？”

        这倒是心直口快，一语破的，恭王心里有数了。所以在内阁会议的那一天，尽让周祖培和李棠阶痛斥胜保，先教他们泄了愤再说。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周祖培拍着桌子说：“象这样纵兵殃民，贪污渎职，辜负朝廷的统兵大员，百死不足蔽其辜！”

        “芝老说得是。”恭王胸有成竹地徐徐发言，附和之后，陡然一转，“不过，俗语说得好，‘投鼠忌器’，胜保已经在刑部狱中，随时可诛。我想——我们还是先撇开胜保来谈吧！”

        周祖培一楞，不知道撇开胜保，还有什么人、什么事要扯在这件案子里来谈？

        庙堂之上，不便说什么不够冠冕堂皇的，迁就现实的话，于是撇开胜保这个人，谈他所隐匿的财产。这件事归宝鋆管，他象聊闲天，谈新闻似地，把多隆阿奉旨查抄的情形，以及从他处得到的消息，胜保在谁那里可能隐匿了些什么财产？派什么人搜查？用什么方法？诸如此类，娓娓言来，虽嫌琐碎，听来倒也有些趣味。

        第一次集议，就这样糊里糊涂结束了。不多几天，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一道奏折，为恭王和他的同僚，带来了新的困扰和忧虑——胜保在苗沛霖以外，又下了一着狠棋。

        曾国藩的奏折中说：江南提督李世忠上书，愿意褫夺自己的职务，为胜保赎罪。这是件异想天开的事，而以前方的一个武官，干预朝廷处置获罪大臣的威权，不但冒昧，而且荒唐。照道理说，在曾国藩那里就应该受到一顿申斥，可是曾国藩未作处置，据实代奏，只略略声明他所以代奏的原因是：“不敢壅于上闻。”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了解李世忠与胜保的关系的人看，其中大有文章。曾国藩的意思是表示，如果不为李世忠代陈他的请求，可能就会有麻烦，而这个麻烦是连他这个节制四省兵权的两江总督都料理不了的，所以“不敢壅于上闻”。

        “你们三位先商量商量！”恭王把奏折交给了文祥、宝鋆和曹毓瑛，摇着头说：“我头痛得很！”

        他们那三个人又何尝不头痛？聚在一起，把曾国藩的那道奏折，反复看了几遍，不知如何批答。

        终于，文祥说了这么一句：“我看，李世忠的用意，也不尽是报私恩，有个替胜克斋表功的意思在内。”

        宝鋆不甚明白他的意思，曹毓瑛却大有领悟，连连点头：“这看得深了！”

        “怎么呢？”

        “咸丰八年九月，胜克斋招降李世忠，裨益大局，确非等闲。那时李世忠不叫李世忠，叫李昭寿。”

        李昭寿原是捻匪，与洪军合流，在长江北岸的滁州、六合一带与官兵作战。咸丰八年秋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合力稳定了长江北岸，进窥皖北，滁州交李昭寿防守。他部下的纪律极坏，而且不是洪军的嫡系，所以陈玉成一向轻视他，使得李昭寿起了异心。

        于是胜保设法俘获了他的全家，相待极厚，李昭寿考虑了切身利害，献出滁州城，接受了胜保的招降。奏报到京，赏给二品花翎，赐名世忠，授职总兵，仍旧让他驻军六合一带。

        “从那个时候起，江宁的洪军与皖北不能连成一气，未始不是李世忠阻隔之功。这论起来，也算是胜克斋的功劳。”

        “但要挟制朝廷就不对了！”文祥皱着眉说，“李世忠只怕也是第二个苗沛霖，听说那一带的土匪盐枭，都出入其门，李世忠的外号叫做‘寿王。”

        “那，”宝鋆惊讶地说，“不又要造反了吗？”

        其余两个人都不作声。好久，文祥握着拳，神色痛苦地说：“决不能把李世忠逼反了！

        其中关系，太大，太大！”

        这样，自然而然就提出了一个结论，只有安抚一法。但批答的谕旨，甚难措词，宝鋆便指着曹毓瑛说：“琢如，这非你的大手笔不可。”

        “等见了王爷再说吧！”曹毓瑛答道，“怕在谕旨以外，还得有别的布置。”

        “对！”文祥深深点头，“谈了半天，琢如这句话很有用。

        走，咱们上鉴园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正在宴客，特为告个罪离席，在小书房里接见密谈。一路来，文祥已成竹在胸，此时便从容地提出了他的办法。

        “安抚固为势所必然，但这个奏折不必急着批。”

        “对了！”恭王不由得插了句嘴，“这个宗旨好，先让李世忠存着一分指望，咱们再从长计议。”

        “是。”文祥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琢如以为还得有别的布置，这是老谋深算的话。我看，今天就用六爷的名义，先给曾涤生去封信。”

        “信上怎么说？”

        “李世忠所请，决不可行。让他善加安抚，而且，”文祥加重了语气说，“要严加防备！”

        “好！”恭王立即作了决定：“就请琢如辛苦一下子，在这儿写了就发。”

        因为决定了把李世忠的请求，暂时搁置，所以第二天早晨在养心殿见两宫太后时，恭王便根本不提这件事。而慈禧太后偏偏记得，等把其他的章奏处理完毕，她和颜悦色地问：“好象曾国藩还有一个折子，那个李世忠怎么啦？”

        “这是个麻烦。”恭王使劲摇着头。

        “麻烦可也没有办法。到底该怎么办，总得有个下文。”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慈安太后问：“姐姐，你说是吗？”

        “我，”慈安太后歉意地笑着答道，“我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哪！”

        慈禧太后对李世忠的出身，以及目前的情形也不甚明白，趁此机会看着文祥说道：“你一定清楚，给讲一讲吧！”

        文祥便出班奏答，把胜保招降李世忠的经过，扼要地说了一遍，然后提到他的现况：“李世忠目前驻扎六合，那里的盐课、厘金都归他收了用，这么优容他的原因，就是要教他感恩图报，别学苗沛霖的样，绝了那颗降而复叛的心。李秀成去年十一月带了三十万人，从江西到皖北，分兵南下，想从背后打曾国荃，替江宁解围，如果李世忠变了心，投了过去，举足重轻，大局会起变化。”

        “那就得跟他说好的罗？”

        慈禧太后这句话中，自嘲的意味十足，恭王觉得脸上有些发烫，便接口答了句：“‘小不忍则乱大谋’，两位太后圣明。”

        看见恭王面有窘色，慈禧太后不断点头，作为安慰，但她有她的看法，却依然说了出来。

        “我常常在想，”慈禧太后辞色雍容地，用她那特有的，清脆而沉着有威的声音说：“京里京外那么多的人在办事，说到头来，就归咱们君臣几个拿主意，事情，不一定样样都能办通；人，不见得个个都能心服，只要咱们自己良心上交代得过去，也就管不得那许多了。六爷，你说是这话不是？”

        “圣母皇太后见得是。”恭王把垂着的手举了起来，指着自己的心说：“臣也就是凭一颗心，报答天恩祖德。”

        “是啊！可就是怎么才对得起自己良心呢？我看，只有一个‘公’字。”

        她停了下来，以沉静的眼光环视每一个军机大臣，令人有不怒而威之感，配合着她那两句语意深沉的话，不由得都惴惴然，不知她有什么责备的话要说。

        “就拿何桂清这件案子来说吧，”慈禧太后依然闲闲地，仿佛谈家常的那种语气，“照我看，是办得太重了一点儿。丧师失地，也不止他一个人，何以就该他砍脑袋？去年夏天从上海押解到京，朝里有些人帮他说话，有些要严办，我们姐妹也闹不清谁的理对，谁的理不对。光讲理好办，存着私心，这面一套说法，那面一套说法，把理路搞乱了，事情可就难办了。当时我就想，倘或何桂清这件案子，由我一个人作主，我一定饶了他，革职永不叙用，也就够他受的了。可是有好些人说，大局正有起色，一定得要整饬纪纲，才能平定大乱。这话说的是大道理，没有得可驳的，我们姐妹心里想饶何桂清的，也办不到，只好准了‘秋后处决’的罪名。本来去年改元，秋决停勾，何桂清还可以多活一年，又有人说，何桂清罪情重大，不能按常例办理，到底把他绑到了菜市口。朝廷大法，自然没有得可说的。不过……。”

        一转要说到正题上，慈禧太后偏偏停了下来，好整以暇地，端起康熙窑绿地黄龙的盖碗，揭开碗盖，送到口边，却又嫌茶不烫，招呼在殿外伺候的太监重换。这一耽搁，别的人倒还好，吴廷栋却真如芒刺在背，异常局促，因为严办何桂清，他的主张最力，现在看慈禧太后，大有不满之意，而且又不能冒昧申辩，所以在那料峭春寒的二月天气，背上竟出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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