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年的12月末，我们四个人一同到了上海，父母专门跑过来接我们。令人遗憾的是，莫夫特被派到了苏州，而我则在除夕那天跟着父母回到杭州。

        当一座很小的教堂进入我的视野时，我原有的厌恶情绪再次出现。父亲辛勤努力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如此微薄：仍旧是这个小教堂，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徒。“行进运动”给我带来的对国外传教的理想场景瞬间崩塌。幸运的是，学习中文是我首先要去做的事情。我天生对学习语言充满兴趣，而不容否认，中文对我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我想中文的学习者都能理解我的感受。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的时间，我幼年时学到的那点中文早已在时间里消失殆尽。但它仍在听力和发音以及一些成语的运用上，给我带来了一些帮助。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教人学中文的语言班和语言学校。

        教我中文的“老师”是一个年轻人，但他很多时候也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之前没有跟外国人有过接触，对我们的了解还存在于传闻中。因为听说我们会往茶里放一种药，喝过之后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他从来不敢喝我们的茶（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他意识到了工作中的问题，并尽力给我最大的帮助，而我也收获了很多。他教给了我很多当地的谚语和日常用语，如果当时能继续在杭州待下去，我可能会成为说杭州话最流利的外国人。杭州的方言很有特色，是官方语言和吴语（江南和浙北方言）混杂而成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迁都杭州的时候就有了。我对这种音调优美、情感表达婉转的方言有着特殊的偏爱。

        在杭州，很多人都是从宁波过来的，像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那些人，就都来自宁波。而且我父亲传教的地方，主要是在杭州和湖州之间宽广的农村地区。我经常会跟父亲去传教，因此，我不仅熟悉上面提到的地方语言，也熟悉上海、苏州地区的吴语。它们乍听起来是很相像的，但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尤其是在代名词的使用上。在苏杭地区生活的那段日子，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时，除了会和其他传教士做简短的交谈外，我同当地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用当地的方言和他们进行交流。

        经过了一年多的语言学习，我正式开始了传教士的工作，在杭州北边的大片农村地区。我的父母曾在这里待了很多年。我每天乘坐一艘木船，沿着复杂交错的河道，来往于农村地区和城里的家。父母指导我学会了教会的管理，组织传播福音的聚会，还有如何去别人家结识陌生的人。在农村的活动和与城市里居民们的接触，把我和中国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这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开始探寻传播福音的各种方法。接受洗礼毫无疑问是对基督信仰最简单的一种表现方式，我只需要在星期天的时候到教堂，参加那里的宗教聚会，并遵守安息日的教规就可以了，而且这种方式往往比宗教所能体现的社会价值更吸引人。中国人有他们传统的信仰，因为皈依基督而让他们放弃原有的信仰往往会激发他们的反叛，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做礼拜主要就是讲道，不需要繁琐、庞大的礼仪，也不用做艺术性的装饰，而这反而能够得到中国人的认同。总的来说，就是要将宗教概念朝着严肃、庄重、正式的方向发展，实现教会最初的自然而然的宗教标准。在这个方面，很多教会在后来都做出了明显的改善。

        当时，非宗教力量的介入使得传教活动变得不单纯，传教组织利用各国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广泛的特权。罗马的天主教就与法国签订了宗教事务上的协议，它们的传教士拥有政治上的特权，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当地政府的管辖。成为教会的一员，就可以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我这样讲并不是在怀疑他们的宗教动机，也不是质疑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相反的，我仍旧敬重他们。只是，这样在宗教事务上滥用世俗的权力，使得入教的人大多是受到利益的引诱，而非出自本心。而且地方上的官员因为对列强的畏惧，不能实现公正执法。他们担心列强会找到借口，提出更多领土和经济上的要求，这样的事之前发生过太多次了。加入教会的中国人成为特权阶层，他们会遇到亲戚的求助，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受到金钱的诱惑，收取一些报酬。传教士们会误以为那个地区的人们思想觉醒了，在寻求得到救赎，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皈依宗教是怀有丑恶的目的。而且，那些传教士往往也会被卷入，参与进罪恶的钱权交易中。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常常带有实际性和功利性的想法。他们更关心入教人数和布道聚会次数的增加。这些易于统计的数字，也更能让他们的资助者看明白。而中国人是很擅长察言观色的。他们轻松地察觉到了这些传教士们的动机和目的，然后设法使其得到满足。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在这种默契的合作中，双方都怀着互为所知的目的虚伪地交往着。这些传教士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他们只是在追求教会的实际利益，而这跟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干。这种普遍误解，对各个小基督教团体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和不幸。

        在写下我早期的这些印象后，我必须要说明一个结论，它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后来又被我在中国的经历不断地证实：从整体来看，传教士具有纯粹的宗教热情，他们待人真诚、目的高尚，对宗教事业充满无私奉献的精神。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当时视野束缚所带来的偏见。传教士们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远超出了一般人的估计。能跟这样一群优秀的人共事，我感觉到巨大的荣幸和骄傲。教会的政策、行政上的管理，以及正在被逐渐接受的联合计划，很快就让我开始在这些繁琐的工作中寻求到孜孜不倦的乐趣。我想，也许我终于可以成为一名典型的“福音传播者”，为之奉献终生，并且以愉悦的心情接受它。这个想法曾反复在我脑中出现。

        我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所作出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很多中国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教会是出于不单纯的目的，但在1900年，他们却赢得了我由衷的尊敬。那年，义和团发起反对传教士的运动，很多传教士因此丧命。在这样的环境下，仍旧有一批中国基督徒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着对基督的信仰。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很多都是从19世纪的宗教家庭出来的孩子。

        我到中国没多久，美国的北方长老会和南方长老会就在南京联合开办了一座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由双方共同管理。美国内战结束四十年后，从同一个教派分离出来两个教会，在大洋的另一端，终于实现了有限的交流。这说明了教会间联合的艰难。教会的分离阻隔了人类情感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耐心、契机，以及双方对宗教本质的共识，这些都在促进着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

        当时，神学院的老师只有三个人：两名分别来自美国两个教会的传教士和一名中国人。学院再三邀请我加入，都被我拒绝了。但他们仍不放弃，我只好让我所属的传教团来做决定。结果只有一个人反对，其他人都想让我接受这份邀请。唯一提出反对的人是弗兰克·普赖斯牧师，他并不认同让年轻人放弃传教，而去从事教育工作。几年后，在我的邀请下，他也来到燕京大学，成为受到学生喜爱和尊敬的教师，并一直工作到了1941年。我到南京没多久，美国南方卫理会、北方卫理会和基督徒教会也先后加入到了这个联合。如果不是因为与思想顽固的南方浸信会之间的冲突，北方浸信会也可能会加入进来。

        我被安排教《新约文学注释》学科，这让我终于有机会研读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为无上的权威，但奇怪的是，在课程表上只有很少的《圣经》课程。反而是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和教会的历史，这些课程占了很大比例。我想大概是长老会觉得大家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吧。不管怎样，在教学中，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而这又是如此吸引人的一门课程。我搜集到了任何所能找到的帮助我研究这门课程的资料，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于《新约》的经文、历史、哲理等有关的研究中。同时，我还在思索如何更好地教好我的学生们，让他们不会因为学习内容的繁复深奥而失去兴趣，还需要把握好跟他们之前的信仰之间的平衡关系。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学历高的也只相当于高中水平，还有的只读过几年旧式的私塾。孔子讲学，追求因材施教。因此，我在备课的时候，以知识性为标准，尽量做到浅显易懂，又不失实用性。

        到神学院之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起来。每天除了要上四个小时的课、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处理学校的一些事务外，还要抽时间来学习中文。因为搬到了南京，就需要掌握那里的方言。它像是北京方言的失败进化，声调奇怪，跟吴语有相似的地方，同时混杂着粗糙的北方语言中的卷舌音，是我听过的方言中最难听的一种。我的生活基本与外界隔绝开来，但我全用中文讲课。在讲道或是偶尔参加的演讲和社交场合，我基本上都是讲中文。

        不久，我开始尝试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为长老会的周刊写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文章（这本周刊在长老会的教派内外都很受欢迎）。并且也为哈斯丁的《圣经词典》写些文章，这本书当时正在进行中文版的选译。同时，《国际布道评论》《中国记事》等一些杂志也开始出现我的英文文章。金陵大学离我们学校很近，我经常到那里讲道或是给学生上《圣经》的课，还会与宗教研究组织的成员见面。我想，如果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传教者，能够有能力阅读原版的希腊文《新约》，对他们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能够在原文中感受到亲切和真实，而这也正是在经过艰难的翻译后所遗失的。麦考利曾说过，只有在掌握了另外一种语言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自己语言。这在文化上是有普遍意义的。而且在掌握了希腊语之后，也会使他们在面对那些会英语的传教者时充满自信，显得有“面子”和地位。为此，我专门出版了一本希腊文《新约》的初级读本，之后又出版了一本《新约希汉英字典》。我发现，很多古希腊文的词语在《新约》中已经不用了，是可以略去的。巧合的是，在我编著那本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了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新约》是由当时地中海一带流行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说明《新约》虽然在写作上没有使用标准的古希腊语，但它毫不妨碍作者才华的显现。并且通俗的希腊语的使用，使《新约》读起来更加生动、形象，也更易于翻译成流畅的中文。

        在神学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学院的学生始终没有大学毕业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并试着找出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我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但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来到了学院。他叫李汉铎，毕业于金陵大学。十五年后，他成为了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院长。在这件事情之前，中国的传道者组织起了学生自愿运动，就像当年发生在美国的学生自愿参与外国传教运动一样。我对此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丁立美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是山东的传道者。运动开始后，她在全国各地奔波，组织起了很多地方的学生分部。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献身基督事业成为它新的宗旨。而也正因为这个脱离具体意义的宗旨，导致了它后来的衰落。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有才能的人被吸收进来，成为传道者中的一员，而且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使教会开始思考传教的方式问题。

        三

        到中国之后，基督教的青年会对我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杭州的三年和南京的十一年都是如此。当时，韦拉德·里昂和弗莱彻·布鲁克尼安是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们去除了青年会在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并且提供认识西方知识和思想的机会。这一举措满足了很多青年的需要，也启发了我在传教上的做法。青年会能够吸引到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加入。他们在青年会中享有和外国传教士一样的权利，受到正式同事的待遇，而不是听命于行事的雇员。

        青年会的成员经常进行自由而真诚的讨论，他们关注并且强调，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如何实现基督教信仰。他们还会组织一些宗教上的竞赛、讲座和聚会。我经常会受到他们的邀请，到风景宜人的山上，参加他们的暑期聚会。这个聚会中进行的讨论，很多都对我的认识产生了影响。

        也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上，我认识了罗根·鲁慈主教。由于我们两个是聚会上仅有的外国人，几次活动后，我们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我整个传教事业中，这段友谊是最令我兴奋和激动的了。我看惯了他在暑期聚会上穿休闲衣服的样子，以至于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穿着主教的袍子时，简直不能确认那会是同一个人。

        搬到南京后不久，我认识了在协和医学院教书的罗德尔夫·希尔兹。这个学院迁到济南后，改名成齐鲁医学院。在不断地交往中，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成为我一生中结识的第三个最重要的朋友。后来，我们住到了同一栋房子里，我们的妻子亲密得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的年龄仅相差一天，两个孩子也经常形影不离，一起学习和玩耍。罗德尔夫在医学教育上的成绩卓越，后来成为了该领域领袖级的人物。

        四

        在神学院工作，总是难以避开一些宗教上的争论。简单来说，主要就是关于保守主义的正统派和自由主义的现代派之间的争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更多地指向前者，但我内心抱有对现代主义的同情，我的学术研究也使我对它有着情感上的倾向。没来中国前，为海外传教组织四处奔波的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值得尊重的老一辈宗教人士，他们的虔诚的信仰和高尚的品行以及相互之间真诚的友谊，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因教派问题产生的紧张情绪。我尽力将人们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跟对宗教的理性分析和研究区分开来。后者受到的传统、知识、地域方面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估计。虽然人们将教义的不同跟教派分歧相混同，而宗教情绪又放大了这种影响，但在我看来，教派之间的敌对立场，主要还是后者造成的。

        南京神学院是在新教教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已经在新教方面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仍旧不能避免遭到保守人士的指责。他们固执地坚持所谓的健全、完美的宗教传统。这种情况在苏北教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长江北面和南面都有差会，神学院是江南的。在我所属的华中差会中，每个人都很宽容，虽然各自有着不太相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从来不会为此争论不休。而在苏北差会，争辩无处不在，他们是我所遇到的，最容易被激怒、喜好和别人争论的一群人。这令我很不解，因为他们平时与人相处，表现得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在苏北这块贫困、混乱的土地上，艰苦的环境使他们失去了耐性，使他们变得激愤和好斗。这种情绪即使在他们传教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赛珍珠从小生活在那里，直到出嫁前才对其他的差会有所了解。她的父亲原来在我们差会，后来转去了苏北。在她的故事中，父亲从来都是个“争斗的天使”。她对所有差会的印象都不好。

        在神学院的教员们，很多都曾被北方差会的人调查过。他们不仅会指责教员在神学上的正统性，也会对毫无问题的教员提出批评，理由是他们对可疑的教会人员过于宽容。我是他们特别怀疑的对象。幸运的是，我们教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使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后来我辞职离开学院去了北平，并不是因为不堪于他们烦人的调查。但我还是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差会中的原教旨主义在疯狂滋长，如果哪天因为我让神学院也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那就太糟糕了。

        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其实在离开南京时，我已经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了。几年后我才知道了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非难，我觉得有必要将它记在这里。当时，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我用中文为他们年轻的中国成员做一次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基督教的几个主要方面——上帝、基督、圣灵和《圣经》。整个演讲过程都令我没有用到演讲稿，台下有人做了速记。之后，青年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将速记稿作为他们内部交流的资料，并保证不会在刊物上发表。我正在忙于去北平的一些事情，样稿都没看就答应了他们。我想即使我没有同意，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吧。

        还是在那一年，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到中国造访。他们名义上的工作是来组织夏季的传道人灵修聚会，其实是受命来调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教派的状况。一些热心的原教旨主义者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在青年会上的演讲速记稿，并交到了两位客人手中一份。不久，《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就出现了一篇名为《在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章，其言辞夸张激烈，极尽渲染之能事。署名的作者是格里菲斯·多马士博士。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我演讲中的大量言论，并摘引了其他相关的评论和文章。

        后来，为了给燕京大学募集基金，我暂时回到美国。海外布道组织的一位年长的干事给我寄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了那篇文章给传教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我想办法弥补这一过失。我最初是在里士满的汉诺佛长老会担任的圣职，尽管根据规定，我已经被转到中国的长老会，跟那里脱离了关系。但我仍要求去参加汉诺佛长老会的春季大会，为此，我专门从底特律赶到了那里。

        我并不能确定长老会对我进行怎样的裁决，但这是无所谓的。燕京大学对我是持支持态度的。即使长老会对我宗教的“可靠性”投出的是反对票，但在美国的北方和中国，我的声望和名誉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但我还是希望看到，在我早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那些我所熟知的保守的南方人，更关心的是宗教的信仰，而不是那些教条性的固执看法。我在自愿接受他们评判的同时，也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进行着评判。

        会议开始前，长老会就审判的方式征询了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特殊的委员会，对那份演讲速记进行详细的调查，任何能让你们满意的方式我都能接受。”但其实我还是很希望有机会做出我的申诉，对着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告诉他们，关于演讲中基督教的四个基础信仰的见解对我的重大影响。我也确实得到了这个机会。我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做了申诉，中途不断有委员会的人提出质疑。最后，我的申诉和回答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掌声，他们一致起立投了支持票。这时，一位身材瘦高的教友提出异议，并要求像北方谴责行为不道德的人那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再次进行投票。不过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通过。

        但这一结果并没有得到费城和普林斯顿那些人的认同。他们伙同南方跟他们持相同看法的人，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并声称要交给总务委员会处理。按规定，弗吉尼亚宗教会议仅对它的长老会负责，是没有权力对我进行审判的。而且它对长老会的判决充满信心，并不想进行二次裁决。这件事也就此结束了。后来我再次回到美国的时候，又专门去了里士满，申请将我在长老会的身份从中国调回。这样，以便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拥有正式的判决权。长老会成员一致通过了我的申请。我也成为了汉诺佛长老会“合法、正式”的一员。

        1926年9月29日，汉诺佛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长老会对司徒博士的观点进行了审查，其严格的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从来没有人像司徒博士一样，使长老会如此确信他所拥有跟我们相同的宗教信仰。就此，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指责完全是无的放矢，毫无根据的。他没有对此事进行公开的声明，将它交给了长老会来处理。而此时，他正在中国默默地从事着任重道远的宗教工作。”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充满对彼此的信任，那么在宗教观点上有分歧是无关紧要的。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应该看到基督精神上的共同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愉快、和谐地一起工作，而这也正是此事所揭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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