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跑马场上，挤满了客人。女人们戴着太阳草帽，男人们抽着雪茄。爱迪和诺埃尔早早就下了班，来跑马场用爱迪的生日数字39玩“每日双重彩”。他们坐在板条折叠椅上，脚边到处是喝啤酒的纸杯，满地都是人们丢弃的马票。早些时快，爱迪已经赢了第一场马。他把赢来的钱押了一半在第二场马上，又赢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赢了二百零九美元。输了两次小赌之后，他把剩下的钱第六次全部赌在一匹马上，他和诺埃尔兴高采烈地想，反正他们来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所有。空手回家又怎么样？“想想看，如果你赢了的话，”诺埃尔说道，“你赚来的钱就都能给孩子了。”

        铃声响起，赛马冲了出去。赛马在远处的直线遗产上挤成一团，马身上五颜六色的丝绸披挂随着赛马的奔腾跳跃晃成了一片，爱迪赌的是8号，一匹名叫泽西·芬弛的马，这马不赖，尤共在四对一的时侠，但是，诺埃尔刚才提到的，“孩子”——他和玛格丽特准备领养的孩子——让他感到一阵内疚。他们本来可以用这钱的。他为什么干这种事呀？人群站起身来，赛马跑过来了。芬弛跑到了外围，抻长了身子驰骋起来，人群的欢呼声和雷霆般的马蹄声交错起伏。诺埃尔大叫大嚷。爱迪紧紧攥着他的马票。他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浑身生出鸡皮疙瘩。一匹马冲到了前头。泽西·芬弛！现在，爱迪赢了近入百美元了。

        “我得挂电话回家。”他说。

        “你会倒运的，”诺埃尔说。

        “你在说什么？”

        “你告诉别人，就会倒运。”

        “神经病。”

        “别挂。”

        “我要挂电话给她。她会高兴的。”

        “她不会高兴，”

        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公用电话前，投进一个五分钱硬币。玛格丽特接起电语。爱迪将消息告诉了她。诺埃尔说对了，她很不高兴。她要求他回家。他告诉她别要求他干什么。“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她嗔怪道。“你不能总是这样。”爱迪放下电话，耳朵根嘣嘣直跳。他回到了正在栏杆处吃花生的诺埃尔身边。“我猜着了吧，”诺埃尔说。

        他们走到窗口，又选了一匹马。爱迪从口袋里掏出钱。他的心思有一半已经不想再赌了，另一半却想再翻倍地赢，这样，等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以把钱往床上一扔，告诉他妻子，“拿着，买点你喜欢的东西，行了吧？”诺埃尔望着他把钱推进窗口。他扬了扬眉毛。

        “我知道，我知道。”爱迪说。

        他不知道的是，玛格丽特因为没办法打电话找他，所以决定开车来跑马场，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朝他嚷嚷，她感到很难过，她想向他道歉，她也不想让他再赌下去了。凭着她以往的经验，诺埃尔会坚持一直待到跑马场关门——诺埃尔就是那样。跑马场离她家只有十分钟的车程，她抓起地的手袋，坐进他们的纳什蓝布勒牌二手车，顺着海滨大道开去。她向右拐上了莱斯特街，太阳已经落山了，天空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大部分汽车迎面而来，她把车开到了莱斯特街的天桥下，这座天桥过去曾经是去跑马场的必经之路，客人们走上楼梯，跨过街道，再从楼梯上走下来；后来，跑马场付钱给市政府，建丁一盏交通灯，这座天桥便基本上废弃不用了。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天桥上并非空无一人。桥上有两个十七岁的少年，不想被人发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在一家酒铺偷了五盒香烟和三瓶“老哈珀”威士忌酒，被人赶了出来。这会儿，酒喝完了，香烟也抽了许多根，今夜他们闷得慌，就将空瓶子放在生锈的护栏外面摇晃。“你说我敢不敢？”一个说。

        “你不敢，”另一个说。

        第一个年轻人撒手让瓶子落了下去，他们弯下身子躲在铁栏杆后面观望。瓶子差一点砸到一辆车上，在马路上摔得粉碎。

        “哇！”第二个叫道。“看到了吧！”

        “胆小鬼，现在扔你的呀。”

        第二个站起身，伸出手举着瓶子，选择了车辆稀少的右手车道。他将瓶子前后摇摆着，想选好时机，让瓶子落在两辆车之间，好像这是某种艺术，他是某种艺术家。他的手指松开了，脸上几乎露出了微笑。

        四十英尺以下的地方，玛格丽特绝对没有想到要往上看，绝对没想到天桥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她除了想把爱迪在钱全部输光之前从跑马场里拉出来以外，没想其他任何事情。她正在考虑该到哪个看台去找爱迪，突然，一个“老哈珀”威士忌瓶子将她的挡风玻璃砸成了纷飞的碎片。她的车头撞到了路中何的混凝土分隔板海。她的身体像玩具娃娃一样被抛了起来，撞在车门、仪表板和方向盘上，她的肝脏被撕裂了，胳膊折断了，她的头受到了极大的挂击，他失去了片夜的听觉。她听不到刺耳的刹车声了，她听不到喇叭的鸣叫了。她也听不到胶底运动鞋跑下莱斯特街天桥，消失在夜色中。爱情像雨水，从天而降，带给爱人们沁人心扉的喜悦。然而，在生活的灼烤下，爱情有时也会表面干涸，需要从地下滋润，照料它的根茎，让它保持生机。发生在莱斯特街上的车祸将玛格丽特送进了医院。她在近六个月里卧床不起。她受伤的肝脏终于恢复了，但是，医疗费用和耽搁的时间让他们的领养计划化为了泡影。他们本来打算领养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无言的责备永远没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它只是像一个阴影，一样从丈夫那里转移到妻子身上。玛格丽特好长时间都沉默寡言。爱迪埋头于工作。阴影在他们的餐桌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他们在它的陪伴下进餐，听着叉子和盘子单调的撞击声。他们即使讲话，也只是谈一些小事情。他们的爱情之水藏到了根茎底下。爱迪再也没赌过马。他同诺埃尔的交往也逐渐淡薄了，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变得牵强。加利福尼亚洲的一家游乐场首先引进了一种钢管轨道游乐设施——轨道扭曲的角度之锐利，是木轨道无法企及的——忽然间，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疯狂过山车”，又风靡起来。公园主人巴洛克先生为“红宝石码头”订购了一部钢管轨道游乐车，爱迪负责监督游乐车的建造。他朝安装人员大喊大叫，检查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他不信任速度这么快的东西。六十度角？他肯定有人要受伤。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倒也让他分了神。“群星荟萃音乐厅”给拆掉了，“拉链车”也给拆掉了，还有那条孩子们现在觉得老掉了的、令人肉麻的“爱情隧道”。几年之后，一艘叫做“木头水槽”的新游乐船建成了，爱迪吃惊地发现，游乐船居然大受欢迎。人们坐在船上顺着水槽漂流，最后，掉进一个水花飞溅的大水池里。爱迪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被淋湿，况且，大海就在三百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照样搞他的维修，光着脚站在水里，保证船不会脱轨。终于，夫妇俩又开始讲话了，一天晚上，爱迪甚至提到了领养的事。玛格丽特摸摸前额，说道：“我们现在年纪太大了。”爱迪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岁月流逝。孩子没领养到，但是，他们的创伤却慢慢地愈合了，他们对彼此的依赖终于弥补了他们留给对方的空间。早晨，她给他烤面包片和煮咖啡，他开车把她先送到她做清洁工的地方，然后掉转头来去码头。有时，她下午收工早，她就会跟他一起沿着海滨走道步行，四处巡视，她会骑旋转木马或者乘坐涂着黄色油漆的蛤壳，爱迪会一边给她解释旋冀和电缆的道理，一边倾听发动机的声音。七月里的一个晚上，他们在海边散步，吃着葡萄棒冰，光着脚踩在很湿的沙子上。他们四下张望，发现自己是沙滩上年龄最大的人。

        玛格丽特说起年轻女孩子们穿的比基尼泳衣，说她永远不会有胆量穿这样的东西。爱迪说那些女孩子们很幸运，因为如果她穿上的话，男人们可就不会看别人了。虽然玛格丽特这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臀部已经发胖，眼睛四周也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她还是打心眼里感谢爱迪，默默地望着他扭曲的鼻梁和宽阔的下颚。爱情之水又从天而降，滋润着他们，就像他们脚下的海水，实实在在的毋庸置疑。三年后的一天，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用面包屑裹鸡块。爱迪的母亲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们一直住在这幢老公窝里，玛格丽特说这样会让她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喜欢看窗外的老旋转木马。突然间，在没有一丝预兆的情形下，玛格丽特的右手手掌不由自主地张开了。手指向后弯去，无法合拢。鸡块从她的手掌上滑下来，落到水池里。她胳膊抽痛，呼吸急促。她愣愣地望着自己僵硬的手指，它们好像是属于别人的，别人正用它们抓着一个无形的大罐子。然后，一切旋转起来。

        “爱迪，”她叫道，但是，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晕倒在地板上。

        他们确诊说，是脑瘤，她的身体会像许多其他病人一样日渐衰弱。治疗似乎让病情有所缓解，头发一片一片地脱落，早展与嗡嗡作响的放射线仪器做伴，晚上在医院的马桶边呕吐不停。在最后的日子里，当癌症被判定获胜时，医生们只是说，“多休息。别着急。”当她提出问题时，他们会同情地点头，一下一下好像从滴管里勉强挤出来的药水。她意识到这不过是客套，是他们无能为力时好心的表示，当一个医生建议她“把事情料理好”的时候，她要求出院了。与其说她是要求出院的，不如说她是通知医生她要出院的。爱迪扶她走上楼梯，把她的外套挂好，她四下打量他们的公寓。她要煮饭，但是，他强迫她坐下，然后烧了一些开水沏茶。他头一天买好了羊肉排，那天晚上，他邀请了几个朋友和同事，他语无伦次地同大家说着话吃完了晚饭，大多数客人见到面色焦黄的玛格丽特都说：“嘿，看谁回来了！”好像这是一个庆祝她回家而不是向她告别的聚会。他们用一只“康宁”盘子盛土豆泥，甜点是黄油巧克力方糕，等玛格丽特喝完了第二杯酒，爱迪拿起酒瓶，给她倒了第三杯。

        两天之后，她惊叫一声醒来。他在破晓前的沉寂中开车送她去医院。他们简短地说着话，商量哪个医生可能当班，爱迪应该给谁打电。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爱迪还是感到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在方向盘里，在油门里，在他眨眼的瞬间，在他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要挽留住她。她四十七岁。“你带着卡吗？”她问道。

        “卡……”他茫然地说道。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待她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更加纤细，好像那口气已经消耗了她过多的体力。“保险卡，”她声音沙哑地说。

        “对，对，”他赶紧说，“我带着呢。”

        他们把车泊在停车场里，爱迪熄了火。四周骤然变得过于凝滞，过于安静。他听得到每一个细小的声音，他的身体在皮车座上发出的咯吱声，车门把手喀哒一记打开的声音，外面的空气急速流过的声音，他的脚踩在停车场上的声音，他的钥匙串丁当作响的声音。他帮她打开车门，扶她出来。她的肩膀紧挨在下颚边蜷缩成一团，像一个冻僵了的孩子。她的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脸。她吸了吸鼻子，抬起眼睛，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她朝爱迪示意了一下，并朝那台白色大型游乐车顶部点了点头，游乐车上的红色车厢像挂在树上的装饰物一样摇来晃去。“今从这儿可以看到它，”她说道。

        “‘阜氏巨型摩天轮’？”他说。

        她避开目光。“家。”

        爱迪来到天堂之后还没有睡过觉，所以，他觉得自己同每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都不超过几个钟头。但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睡眠也没有醒来，没有日落也没有潮涨，没有三餐也没有日程表，他怎么知道呢？同玛格丽特在一起，他只需要时间——越多越好——他现在如愿以偿了。他们穿过一扇扇的门，见识各式各样的婚礼，他同她畅所欲言。在一场瑞典婚礼上，爱迪告诉她，他哥哥乔十年前死于心脏病，死前一个月刚刚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套新的高尚公寓。在一场俄国婚礼上，她问他是不是一直住在他们的老公寓里，他说是，她说她听了很高兴。在一个黎巴嫩村庄里举行的户外婚礼上，他讲起他到了天堂之后发生的事情，她似乎在听，又似乎已经知道。他讲到蓝皮人和他的故事，讲到为什么一些人死掉而另一些人活着，他讲到了上尉和他的关于自我牺牲的故事。当他讲到父亲的时候，玛格丽特回忆起曾有许多个夜晚，爱迪为了父亲的事火冒三丈，他捉摸不透父亲的冷漠。爱迪告诉她，现在他已经把事情摆平了，她扬起眉毛，咧开嘴笑了，爱迪又体会到了他多年来怀念的那种熟悉、温暖的感觉，那便是做一件能让他妻子开心的事。一天晚上，爱迪讲到了“红宝石码头”的变化，老式游乐车都被拆除了，游艺室里的锡管音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疯狂过山车扭曲得像开瓶塞的钻子，车厢还倒挂在轨道上，那些“黑暗”游乐车，以前不过是把牛仔剪影涂上能在黑暗中发亮的油漆，现在使用的都是录像屏幕，好像一直在看电视。他告诉她那些新鲜的名称。再没有什么“蜻蜓点水”或者“翻滚虫子”。样样都叫什么“暴风雪”，“疯狂之旅”，“极速之行”，“大漩涡”。“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爱迪说。

        “听起来，”，她叹惜地说道，“好像是别人的夏天。”

        爱迪意识到，这正是他多年以来的感受，“我应该到别处去工作，”他眼她说，“对不起，我从来没能把我们从那里弄出去。我的父亲。我的腿。战争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他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忧伤。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在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

        他从来没真正地告诉过她。大家心照不宣。在他那个年代，士兵们做他们该做的事，回到家以后就不再提起。他想到了他杀死的那些人。他想到了那些守卫。他想到了他手上的鲜血。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得到宽恕。“我迷失了自己，”他说。

        “你没有，”他的妻子说。

        “有，”他轻声说道，她不再出声了。

        有时，在天堂里，他们会一起躺下。但是，他们并没有入睡。玛格丽特说，在地球上，当你睡着时，你有时会梦到天堂，在梦里勾画出天堂的模样。但是，现在没有理由再做这样的梦了。所以，爱迪接着她的肩膀，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深深地呼吸她的芬芳。有一次，他问他的妻子，上帝知不知道他在这里。她微笑一下，说道：“当然了，”虽然爱迪承认，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时躲着上帝，有时觉得上帝根本没注意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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