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初期大量翻译马列及苏联和西方进步作家的书籍，给现代中文带来了不少养分，培植出陌生而又新鲜的中文肌理，是中文外文化的典型实例。他们的翻译工作归入整个“国营”概念之中，产品形成固定的一套规格，广大群众耳濡目染，自然衍生出一股“进步”的语文风气。他们的写作思维方式摆脱了传统中文的绳墨，引伸出多样而丰富的新词汇，甚至改变了不少中文字的固有意义。这种文字写出来的文章，只要内容紮实﹑跳出《人民日报》社论的八股框框，泰半都大为可观。

        最近读到江汉大学学报增刊里周汉生的《明清之际文人工艺观的转变》，发现文字不仅完全符合内地“进步语文”的规格，而且处处流露出作者深厚的国文根基﹔新旧语言交互映辉，古今思维融会贯通，确是很好的一种中文。“不过历史上的文化从来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而知识分子也总是一定文化的体。”除了用“载体”，传统中文没有更贴切的词语。“不少有影响的士大夫文人也对‘进道之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李流芳﹑钱大昕之於刻竹，高凤翰之於刻砚……。”这是白话里透出的古文韵味。“正是基於这种认识，曹雪芹才萌发了一种从动机上看与当时英﹑德﹑澳等国出现的贫苦儿童教育十分类似的残疾人技术教育思想。”长句而文理居然一清见底，那完全是文法概念不含糊之功。周汉生是武汉江汉大学艺术系的老师，也是当代一位技艺高深的竹刻家，真有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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