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小时现场的一切才处理完毕。局长要我们天黑前把报告送去，所以，后来我们不得不在帕克中心做些文字工作。

        下午4点钟，我们穿过大街，走进安东尼奥保释办事处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只是因为我们懒得坐在办公室里。我说：“首先我想知道石仓为什么要杀那位姑娘。”

        康纳叹了口气说：“还不清楚。我只能这么理解：埃迪一直为他父亲的公司奔波。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给来访的达官贵人提供姑娘，这种拉皮条生意他一直干了好多年。这事在他易如反掌。他是个花花公子，结识的女孩可多着呢。那些议员想玩姑娘，这样，他就有机会结交这些议员。不过，在谢里尔那儿，他倒是抓到了特殊的机缘，因为身为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莫顿参议员很让她着迷。莫顿很明智，果断地了结了跟这女人的瓜葛。可埃迪还是不断用私人飞机出人意料地送谢里尔去跟莫顿幽会，最终又使死灰复燃。埃迪也喜欢她。那天下午，两人做了爱。是埃迪安排她去中本公司参加晚会的。他知道莫顿准会在那儿。埃迪尽力促使莫顿阻止这笔买卖，所以，他就全身心地为星期六的会议忙碌着。顺便提一下，在新闻电视台的那盘磁带上，你以为他对谢里尔说的是‘贱货’，其实他说的是nichibei，日美关系。”

        “可我认为埃迪只是有这个打算，让谢里尔见上莫顿一面。他对46层上的一切究竟了解多少，我对此很是怀疑。他当然没想到她会跟莫顿上那儿去。一定是中本公司有人在晚会期间暗示她去那儿的。公司允许她出入46层，其原因很简单：上面有一间公司职员有时使用的套房，就在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问他：“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康纳笑了笑。“花田君提过他曾用过这间套房。很显然，这间套房相当豪华。”

        “这么说来，你的确有内线啰？”

        “有几个。我想中本公司兴许只是提供方便。他们在那儿安上摄像机可能是想敲诈。可有人跟我说，这间套房根本没摄像机，而会议室里倒有一架摄像机。这倒提醒我，菲利普斯说得不错，安装摄像机只是为了监督办公人员。当然，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料到竟会在这儿发生性行为。”

        “总之，当埃迪见到谢里尔随莫顿朝中本大厦的另一侧走去时，他准是担心至极。于是，他便跟踪他们。尽管他亲眼目睹了这起谋杀案，但我认为这起谋杀案纯系偶发事件。埃迪为了帮助朋友莫顿摆脱困境，便把他叫过来，带他离开了现场。埃迪和莫顿又回到了晚会上。”

        “那录像带怎么解释？”

        “哦。你记得我们曾谈过行贿。埃迪曾向一位名叫田中的下级保安人员行贿。我肯定埃迪给他的是毒品。埃迪跟他肯定有好几年的交情了。当石仓命令日中去取录像带时，田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埃迪。”

        “于是埃迪亲自取出了录像带。”

        “是的。跟田中一块儿去的。”

        “可菲利普斯说埃迪是一个人去的。”

        “菲利普斯撒了谎，因为他认识田中。田中告诉他没什么大事，所以他也就没有小题大作。但菲利普斯跟我们说这事儿时，竟只字不提田中。”

        “后来呢？”

        “石仓派了几个人去搜查谢里尔的公寓。田中找了个地方将录像带全都复制了一遍。埃迪则去山里参加了那个晚会。”

        “但埃迪留了一盘录像带。”

        “不错。”

        我想了一会儿说：“可我们在晚会上跟埃迪交谈时，他讲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康纳点点头说：“他撒了谎。”

        “甚至对你这样的朋友也撒谎？”

        康纳耸了耸肩。“他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

        “那么石仓呢？他干吗要杀那姑娘？”

        “为了操纵莫顿。这一招竟奏了效，他们迫使莫顿改变了对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的立场。就那么一会儿，莫顿便同意了这笔买卖。”

        “石仓会为了这事杀她？为了某个公司的买卖？”

        “不。我认为这起谋杀案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石仓精神负担过重，导致了神经紧张。他觉着他得向上司证明自己的才能。他下了很大的赌注——实在是很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做出了许多超出普通日本人行为规范的举动。就在这种压力达到极限的当儿，他便杀了那姑娘，事情就是这样。正如他曾说过的，她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不过，我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关于日本人，莫顿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觉得他的不少话里流露出他对日本的憎恨，比如，那些关于扔炸弹的玩笑，等等。还有什么在会议桌上做爱的主意。这实在是……太不登大雅了，你说呢？这些肯定激怒了石仓。”

        “是谁报的案？”

        “埃迪。”

        “他为什么这么做？”

        “让中本公司难堪。埃迪将莫顿安全带回晚会现场后，便去报案。也许是在晚会现场的什么地方打的电话。他打电话报案时，还不知道有保安摄像机的事。后来，田中告诉了他。埃迪这才开始担心石仓可能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又打了电话。”

        “他打电话求助于朋友约翰·康纳。”

        “是的。”

        我说：“这么说，埃迪就是小市仁志？”

        康纳点了点头。“他耍了个小滑头。小市仁志是日本一部描写公司腐败的名片中的一个角色。”

        “石仓呢？日本人干吗抛弃他？”

        “石仓处理问题过于轻率。星期四晚上他干得也太过分了。他们可不喜欢那样。中本公司本来会很快将他遣送回国的。他注定得在日本默默无闻地了却余生，成为公司做任何决议时都不会想到的一名小卒，只能成天在窗口的座位上凝视着窗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终身监禁。”

        我想了想说：“所以，当你在车里跟警察局通话，禀报你的计划时……是谁在监听电话？”

        “很难说。”康纳耸了耸肩。“可我喜欢埃迪。我欠他一次人情。我不想看到石仓回家。”

        我回到办公室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正等着我。她身穿黑色服装，自我介绍说她是谢里尔·奥斯汀的祖母。谢里尔的父母死于一起车祸，当时谢里尔才4岁。从此，谢里尔便由祖母抚养。她想谢谢我在调查此案过程中出了力，她跟我说了谢里尔小时候的模样，还有她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经过。

        “当然，她很漂亮，”她说，“男孩子肯定喜欢她。总有一群小伙子围着她转，你总不能用棍子赶他们走吧。”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当然，我从没认为她的想法都是对的，但她喜欢那些男孩围着她转。她还喜欢他们为她而大打出手。我记得她七八岁的时候，她总让那些小家伙在灰尘里打滚，她自己却坐在一边观看，替他们鼓掌加油。到了十几岁，她可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她知道该怎么办。其实那并没有什么好玩的。是她的脑袋瓜里出了毛病。她的情绪会很低落。她总是日日夜夜放那首曲子，好像是什么心灰意冷。”

        “杰里·李·刘易斯？”

        “当然，我明白是什么原因。那是她爹最喜欢的曲子。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他总是搂着她，开着他那辆敞篷汽车进城，收音机里播着那可恶的嘈杂声。她总是穿上最漂亮的衣裳。小时候，她长得的确可爱，跟她母亲一模一样。”

        老妇人哭了起来。我给她拿了张纸巾，很想表示同情。

        没过一会儿，她便开始打听事情的前因后果，谢里尔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才好。

        我走出帕克中心的底楼出口，路过喷泉时，一个身着西服的日本人拦住了我。这人约摸40岁光景，一头黑发，蓄着八字胡。他很有礼貌地招呼我，并递过他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我方才认出他是中本公司财务处长白井先生。

        “我早就想亲自拜访您，史密斯先生，以表达敝公司对石仓先生行为的深深歉意。他的所作所为很不体面，而且他是擅自行动。中本公司是很重名誉的，而且历来奉公守法。我向您保证，他不代表中本公司，也不代表中本公司做生意时所采取的原则。在这个国家，由于工作关系，石仓先生结识了许多投资银行家，还有不少举债经营的投机商人。坦率地说，我想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染上了许多恶习。”

        这下可好，既是道歉，又是侮辱，真所谓一举两得。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敬他。

        最后，我说：“白井先生，有人想出钱资助购买一幢小房子……”

        “哦，是吗？”

        “是的。也许你还没听说这件事。”

        “其实，我亦早有所闻。”

        我说：“我一直很想知道，你现在对这资助会有何想法。”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只有我右侧不远处喷泉的哗哗水声。

        白井透过朦胧的阳光，斜眼看了我一下，盘算着该怎么回答。

        末了，他说：“史密斯君，这资助不合理，当然该撤回。”

        “谢谢，白井先生。”我说。

        我和康纳驱车赶回我的公寓。我们谁都没开口。我们行驶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架空的指示牌被那些无聊分子喷上了漆。我意识到这路相当颠簸不平。路的右侧，韦斯沃特周围的摩天大楼笼罩在茫茫的烟雾里，景致丑陋，不堪入目。

        最后，我开了口。“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就这样？只是中本和日本别的什么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微电脑公司？或者别的什么？”

        康纳耸了耸肩。“也许是多种目的吧。日本人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看来，如今的美国只是他们的竞技场。那倒是真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并不重要。”

        我们来到我住的那条街。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着这条树木成荫的公寓小街，加上街段尽头有我女儿玩耍的游乐园，很是合人意。现在，我却生出了别样的感受。空气混浊，满街肮脏，令人恶心。

        我停好车。康纳走了出去，握了握我的手。“别灰心。”

        “我很灰心。”

        “别这样。事情是很严重，可一切都会改变的。以前改变过，今后还会再次改变。”

        “我想是这样。”

        “现在你做何打算？”他问道。

        “不知道，”我说，“我想去别的地方。可没任何去处。”

        他点了点头。“离开警察局？”

        “也许吧。肯定离开特别勤务处。这我很难……说明白。”

        他点点头。“保重，后辈。谢谢你帮忙。”

        “你也多保重，前辈。”

        我疲惫不堪。我爬上楼梯，来到自己的公寓，走了进去。由于女儿不在家，屋里静悄悄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走进起居室。当我坐进椅子里时，感到后背又开始作痛。我又站了起来，打开电视机。我看不下去。我想起康纳说过，在美国，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就像对待日本这件事一样：假如你将国家卖给口本，那么这个国家就归他们所有，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人们一旦拥有了某样东西，他们就可随便处置。事实就是如此。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身衣服。我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天晚上这个案子发生前我在整理的女儿的生日照片。那些看上去并不像她本人的照片，它们已与现实不相符了。我听着从起居室电视机里传来的无力的哭声。我以前一直以为日子基本上都还过得去，但现在有些事却出了差错。

        我走进女儿的房间，看着她的小床和缝有大象图案的被子，我想起她睡着的模样：仰躺着，双臂搁在头的两侧，那样无忧无虑。我想起，她竟是那么信任我，任我为她建造她现在的天地；我还想起她成长后将步入的世界。可当我开始替她铺床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一阵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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