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尽量用仇杀来掩盖抢劫（虽然抢劫的目的是那么明显），然而有一宗，却是用抢劫来掩盖仇杀。那日刚下过雨，寒气砭骨，我们斜躺在客车的座位上，避开从车窗破裂处刮进来的冷风。从哗哗奔行的声音能听出，路面的积水正被旋转的轮胎卷起并在到达一定高度后飞溅出去。小树在后退，光秃的枝条以及有如鹤膝的树瘤被打湿，正朝下滴水。随着客车越行越快，勾捏也变得越来越焦虑。她皱着眉，捏紧拳头，数次低首，又被迫抬起，凄苦地望着窗外。一开始，面对我的关心她还嫌吵，后来却是她自己翻过身来，紧紧掐着我的皮肉，说：

        “我快要死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要死了，还没回家一趟呢。”

        她说的时候，泪如雨下。我们在下一站下车（她死活要立刻下，我说你他妈在这里下又没现成的车又没东西挡雨），搭回程车返回，后乘火车来到古井区。它是省城郊区，在高速公路旁，遍布着仓库、平房、高杆灯与t型广告牌。上次我们去登邑大市场后头的勾捏同学家玩，近在咫尺，勾捏却不曾提出要回家。现在又要死要活地回来。我们走过很长一段黄泥路，看到沿途的平房小屋，其油毡屋顶因为雨水浇洒，变得分外黑亮，找到那间红砖小院。铁门锁着，里头的屋门也锁着，一只公鸡单腿站在长满苔藓的泥地，孤独地发呆。她扔过去一颗石子，它撒开腿跑，鸡距在地上留下一串印迹，不一会儿它又端着肥硕的身躯跑回来，钻进鸡埘。

        “这是我继父的家。”她说。因为她这么说，我自认为找到她素性暴躁、孤僻和残忍的缘由。在她九岁时父母离婚，她先是住在父亲家，继母让她自己带来的两个孩子住大房，让她住在屋顶石棉瓦漏水、地面透湿的违建小屋。一直以来它都是亲戚或帮工住的地方。她觉得是在自己家做客，因此去找母亲，并从此给母亲带去无尽的痛苦。你也知道，离过婚的女人很难找到像样的归宿，勾捏的母亲不想毁了这段新的婚姻，就让自己忍下很多事，也让勾捏跟着忍受。勾捏每次得罪继父，她的生母都会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对勾捏施以殴打。一边打一边看着丈夫，直到后者表态不要再打了。只有她们俩在时，当母亲的眼里便流露出恳求、绝望与嫌弃的意思，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为什么就要生你这样一个女儿呢？”勾捏判断母亲在心里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老天你对我如此不公？”

        我们没有向邻居打听她的下落，而是径直走向古井公园。那是座免费公园，无人打扫，破败的水泥道粘着纸屑与断线的风筝，浑浊的池塘里立着假山。水面上漂着塑料泡沫饭盒。“他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风雨无阻。”勾捏说。

        “散心？”

        “不，是做皇帝。”

        接着她说：“就是假设路过的妇女都是他的后宫，一一检阅她们。”

        我们在一段弧形围墙的前头发现他。他仰躺在一张褪色的靠背长椅上。在他的上空，榕树的枝条交错在一起，不时朝下滴水。这是一个视觉上比较隐蔽的地方，可以轻松看见两边来者，却不易被他们察觉。在他的上身盖着一件夹克，裤裆上则盖着一份报纸。椅子上放着一瓶古井醇香。她示意我猫腰从后边抄过去。她蹲下去，将手放在他伸直的腿上。他用了很久才从遥远的睡眠中醒来。为着适应这醒来的寒冷世界，他还打了个激灵。然后他冷漠地看向她，在意识到她是谁后，多少有了点热情。

        “是你呀，欢欢，你回来啦。”他摸向嘴角流的涎沫。

        “是我，爸。”

        她揭开报纸。就像是随手抓起家里的什么东西，一切自然而然，她拉下他的拉链，握住那软绵绵的东西，继续和他交谈。“欢啊，年轻人第一重要的是念书，第二重要的还是念书，年轻人应该以念书为重，念好书找个好工作。”他将一只手放在她的头上。而她开始出眼泪。

        “你要钱吗？”他颤巍巍地摸向口袋，“念书总是要钱的。”

        “我妈在哪儿？”她说。

        “你妈呀，”他将一堆钱里所有是一百元的都抽出来，递给她，在受到沉默的拒绝后，他用钱刮她的手臂，“你先接着。”

        “我问我妈她在哪儿。”

        “医院，”他看起来很艰难地说，“又犯了。”

        她站起来，眼泪像是沿着玻璃窗滑下来的雨水，不停地流。在她转过身去时，我拿起细铁丝，猛然勒向他颈部。我感觉铁丝都勒进我的肉里去，挨到骨头了。他的面部瞬间涨红，血管从额头、太阳穴处几乎是弹跳着崩起来，胸口鼓得像个球。他的手时而抓住椅子扶手，时而过来抠铁丝。他的鞋跟在泥地上不停蹭着，蹭出一道道凹槽。在蹭掉皮鞋后，他用脚继续蹭着。她过去，抚摸他的眼睛，而他就是不合眼。“还没死呢。”我气喘嘘嘘地说。直到她说他伸出来的舌头都快要咬穿了，直到我感觉一股与我拉扯的力猛然溜掉，我才松手。我用血淋淋的手将他那玩意儿塞回裤裆，然后将他的每个口袋都翻出来。

        我们在精神病院门口待了一会儿。它围墙高耸，墙头嵌着许多碎玻璃。门前停着一辆依维柯医护车，保安靠在车门边玩儿手机。透过大铁门，能看见院内深处有几幢五六层高的住宿楼，晾着密密麻麻的病号服。院内绿化不错。一位病人正对着芭蕉叶说话，几名病友将手交叉插进衣袖，围观着，脑袋不时转来转去，仿佛是在向人示意，他可好玩啦。我们只待了不到一分钟，便头也不回地走了。辗转千里，只为了这么一下。让我的双手勒出道道红印，勒出血来，痛得一个多礼拜没办法活动，就为了这么一下。

        我们一起最后杀死的那个人，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但也正是他，让我对自己在干的活儿感到前所未有的厌恶。我记得，在被捅中腹部后，他脑袋朝右歪斜，贴靠在方向盘上，双手慢慢溜下去。玫瑰花放在工作台上。刮雨器正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来回快速地舞动。车窗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朝我们挥舞，说，不，不。然而他已经不可逆地死了。我长时间地发呆。有几辆车路过，飞溅而去。最后，我振作起来，将他拖出来，扔到路基下。雨水淋在我和勾捏的头发上，也淋向死者的身体。等到人们发现时，他的皮肤注定已森白发皱。

        我们用死者给我们的工作服盖住驾驶室的血泊，将那束花丢到车窗外，开走车。我想花隐喻的是远去的惟一的爱人。她要么抛弃他，要么死了，而他仍对她保持忠诚。“每当凋谢，我就换一朵新的。”他这样回答我的疑问。他不喜欢说话，但总是在你询问时礼貌而恭敬地听着。虽然回答得极为简省，而且有时是不知所云，但你仍能感受到其中巨大的诚意。

        他总是放一名歌手的歌。我用了很久才找到那懒散的欧洲女声所隐含的意思：与世无争。

        那天，只有他停下来搭载我们，而我们还杀了他。他开着一辆蓝色大运重卡。太多的车面对我们的招手，扬长而去，稍微客气点的，也就是在经过时，避免让积水溅到我们。只有这辆重卡在开过去十米后，停了下来。我们是被一辆客车扔在这里的。拖车拖走抛锚的它。同行的乘客大声咒骂，可是不久便各自找到办法，遁离此地，只有我们俩被留在雨地里，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寒冷，我们抱着湿透的胳臂，哆哆嗦嗦，走来走去，互相咒骂着。直到他揿响喇叭，我们才奔过去。他亲切地笑着，扯出两件干燥的工作服，让我们脱掉外套披上。他还开了暖气。好一阵子，也许是二十分钟后，或者是半小时后，因为暖气的作用，他睡着了。他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微微弓着，头受地球引力的作用，不时朝下猛点一下。他试图睁开眼皮，可是又一阵浓重的睡意袭来。勾捏推推我，我才发现这可怕的情况。我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轻轻拍醒他。他大声向我致谢。而后从工具箱里摸出香烟，让我抽。他自己并不抽。

        我们建议他将车停在路边，好好睡一下。他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便将车驶离主路，然后在没熄火的情况下睡死了，我接过她递来的刀，听凭着惯性的指引，捅死他。他之所以不熄火，是考虑到要烧暖气。他怕我们冷坏了。啊，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很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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