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时间赛跑”——艾滋病与教堂2006年度全球峰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我认为与艾滋病和艾滋病毒作斗争是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因为有了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此次危机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
几个月前，我去了一趟非洲……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那里，我参观了南非的艾滋病治疗医院，看到那里人满为患。许多人都步行数小时甚至好几天来到那里，只为寻求帮助。我见到了许多坚强的病人，为了自己和家人们绝不放弃生命。我还遇到了许多抗击艾滋病的活动者，虽然他们都面对着来自政府的阻力，但依然坚持与艾滋病斗争到底。
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关于艾滋病的故事当中，最让人心碎的还是最近劳瑞·戈林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劳瑞是来自《芝加哥论坛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通讯社的记者，她对我们的非洲之行进行了报道。
三年前，劳瑞雇用了一个保姆，叫何兰格威·里奥卡迪亚·姆可努，大家都称她为里奥。里奥在南非一个小村庄中长大，有八个兄弟姐妹。她一直都在努力工作，抚养两个孩子，存下挣来的每一分钱。当里奥成为劳瑞的保姆时，她几乎已经还清了房贷，她甚至开始打算将这份新工作挣来的钱用于开办一家孤儿院，专门收容当地的艾滋病孤儿们。
但是有一天，里奥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说她的长兄病了。起初，他告诉大家自己得的是糖尿病，但后来到了医院才向家人承认，他得了艾滋病。几天后他就死去了，他的妻子也因为同样的病症死去。所以里奥开始抚养她兄长的三个孩子。
半年后，里奥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她的弟弟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像照顾自己的长兄那样照顾、看护弟弟，但不久后他也死了。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接下来的一个是里奥已经怀孕的妹妹，然后是另外一个弟弟，接着又是一个弟弟。
她出钱为他们买了棺材，举行了葬礼。她收养了他们的孩子，为他们付学费。她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然后就开始四处举债。后来借来的钱也花光了，只能再接着去借。
然而，电话依旧不间断地打来。在家乡那个小村子里，里奥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兄弟姐妹、表亲、侄子、侄女们做hIV检测后结果呈阳性。她眼睁睁地看着乡亲邻里失去了家人，看到了一位孤苦的老奶奶，膝下有十六个成为孤儿的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她看到一些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因为根本没有人照料他们。
我们知道，人们会经常谈论艾滋病这个话题。至今世界上已有四千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仅今年就有四百五十万。非洲共有一千二百万名艾滋病孤儿，每天因为感染艾滋病死去的有八千人，检测出艾滋病毒的有六千人。在一些地方，大概有9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而我们刚刚了解到，过不了几年，艾滋病就会成为全球第三大致命疾病。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但是反复听到这些数字，人们也会变得麻木，因为它掩盖了发生在和里奥一样的人们身上的故事、悲剧和他们尚存的希望。由于这种疾病，他们每天都过着悲剧般的生活。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些故事都是全世界需要聆听的故事。这些故事触动着我们的灵魂，号召我们行动起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的家庭也发生了里奥家那样的事情，如果我也要接到那样的电话，如果我也要参加那些葬礼，我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无论我的家人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我定会像里奥那样细心照料他们，安慰他们，尽自己所能地寻求有效的治疗办法。我还知道，如果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
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信仰告诉我，里奥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因为有了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此次危机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它不仅考验我们是否愿意作出反应，而且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不受人为分歧和议论的影响——这种能力往往决定着我们会作何反应。如果你到了非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你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如何治疗或者如何预防、使用哪种预防手段的问题，而是包括所有的这些方面。这也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者价值观问题，而是两者兼具。的确，我们必须在这种疾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我们的思想和胸怀、文化观念与态度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无论是慈善家还是科学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教堂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抗击艾滋病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下面让我来谈一谈我们需要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首先，如果我们希望能在这次斗争中取胜，我们必须阻止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力防止人们感染上艾滋病毒。
现在人们往往将预防问题限制在“非此即彼，别无他法”的框框之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该疾病唯一的预防办法就是让男人和女人们改变自身的性行为习惯，尤其应当避免婚外性行为。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的方法并不现实。他们认为，无论他们的性行为如何，社会都应当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的工具，尤其是要增加避孕套的使用率，同时研制出新的方法，例如使用杀菌剂，在性行为过程当中防止病毒传播。在针对如何应对艾滋病的讨论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人们质问彼此的动机何在，这样就耽误了解决问题的进程。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缪见。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艾滋病的预防阶段牵扯到了道德和精神因素。在世界上艾滋病泛滥的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出了问题，需要进行修复。
但当我在南非和肯尼亚看到这一切时，我很震惊。男人和女人感染上艾滋病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因为性行为不再是神圣契约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肉体行为：有些男人会外出嫖娼，将艾滋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有些年轻的女孩子会因遭人强奸和凌辱感染病毒。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预防问题。如果一个丈夫认为可以向妻子隐瞒自己的不忠，那么这不仅仅是一种罪行，更是潜在的致命行为；如果人们仍视强奸为女人的错误或者是女人的耻辱，而乱交就是男人的特权，那么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但当地的牧师和教堂则可以发挥其作用，给人们提供一个道德框架，让他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虽说如此，但我明白我们也无法忽视禁欲和对婚姻的忠诚往往是理想中的生活而非活生生的现实。我们要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而非抽象的事物。因此，只要避孕套和杀菌剂可以防止上百万的人感染艾滋病，那么我们就应该让更多的人都能使用。我知道，也会有一些人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反对这些举措。对于他们的想法，我很尊重但无法苟同。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那些完全无辜的人们接受惩罚，这是我无法接受，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那些无辜的妻子们在身处文化环境中往往无权拒绝丈夫提出的性要求，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却因为父母的错误生来就携带艾滋病毒——避孕套或者其他措施本可以让他们远离这些伤害。
在艾滋病的预防方面，我们还能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消除人们认为参与艾滋病测试是人生污点的错误想法。在一些地方，甚至有9%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完全不知晓他们已经感染上的这种疾病有多么严重，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一样危险。
所以我们应当让人们明白，接受艾滋病毒测试就和进行血液检测、X光扫描或者乳房拍片一样，没有任何可耻之处。因为如果是在过去，检测结果呈hIV阳性就意味着已经没有获救的希望。而现在，疾病发现得越早，治愈的希望就会越大。此次非洲之行，我和妻子米歇尔都去进行了测试，因为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能做一次仅仅十五分钟的测试，会鼓舞多达五十万的肯尼亚人民也去进行测试。我鼓励大众都应如此，我们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这个信息。现在我们应当树立起一个榜样，让其他人也能进行同样的选择。
当然，正如我们应当尽力减少新感染病例那样，我们也有责任治疗那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四千万人。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不应当是件难事。因为我们知道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如何拯救人们的生命，知道有许多药品可以加以利用，知道富裕的国家有经济实力去做更多的工作。
因此，当我来到南非，看到人们所受的痛苦，看到他们苦苦挣扎时，却听说国家的卫生部长鼓励大家多吃甜菜根和红薯，多喝柠檬汁，声称这是治愈艾滋病的最好方法，我沮丧极了。但幸运的是，南非政府最终否定了这一说法。但政府领导就应该像他们这样，为人民树立起好榜样，他们这样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上帝赋予了我们思考推理的能力，因此我们能在人间完成他的使命；因此我们能利用科技治愈疾病、治疗病人、拯救生命。目前，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我们取得的伟大进展之一，就是研制出了可以让艾滋病毒携带者们再次拥有崭新生活机会的药物。
我们应当让他们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就在南非，针对怀孕妇女的治疗就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婴儿出生时携带艾滋病毒的概率。然而，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世界上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啊！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应该与药品制造商们合作，降低此类药物的生产成本；我们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帮助它们建设基本卫生设施，以保证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医治。这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造医院，购置医疗器械，培训更多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还需要重新强调一下营养饮食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人已经吃药，有些人已经得到治疗，有些人却依然在垂死挣扎，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尤其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有充分食物来源的国家时。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他们能有足够的营养，而这对于总是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的宗教机构来说意味着它们又有了用武之地。
虽然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非洲大陆的诸多危机上，但我们也要记住，这些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非洲。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苏联地区、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而在今天，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天，我们更不能忘记危机也发生在我们自家的后院中——就在美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四岁的非裔美国女性群体当中，艾滋病已经成为威胁她们生命的头号杀手；我们还看到，许多贫困的偏远地区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资源，以救助他们脆弱的民众。国会中有人希望能从大城市的预算资金中拨款到这些地区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幸的是，那些大城市也面临着许多它们自身的难题。
我想说的是，对于布什总统和国会成员们作出的抗击艾滋病的努力，我们应当予以称赞。根据我们国家制订的艾滋病援助紧急计划，五年中美国将至少花费一百五十多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外抗击艾滋病活动。而由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捐款成立的“全球基金会”也在抗击该疾病的过程中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今年夏天我访问非洲之时，我看到，基金会通过与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国家部门、国外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使得这笔资金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因此，我们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到2008年该项目期满时，应当重新对其授权。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鉴定哪些项目起到作用，哪些没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浪费每一美元，因为可能因为这一美元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第三步则是切实推行该项目的实施，并为其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们应当将每年的投入资金增加十亿美元，这样我们才能加强并扩展在东南亚、印度和东欧等地区的援助项目。在这些地区，艾滋病毒的感染率不久后就将达到引起危机的程度。
当然，由于目前美国预算紧张，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这笔资金的筹集可能会有些难度。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尽力而为。我也相信，这一定会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如果列举我们应当关注艾滋病的原因的话，那实在是太多了。在现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中，各个国家都紧密相连，传染病的传播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容易、如此快速。而且艾滋病的传播还会引发安全问题，因为那些艾滋病泛滥的地区极易成为滋生民事冲突甚至恐怖分子的肥沃土壤。
但我们要进一步努力解决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这样对我们有益，还有许多更为深刻的原因让我们多多关注。这些原因都与我们的人性有关，与我们的灵魂有关。
艾滋病与其他的疾病不同，它考验我们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否可以对同胞的困境予以同情。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艾滋病孤儿们、血液传播受害者以及受到传染的妻子们都是无辜的，但一些人很容易对那些患艾滋病的不忠丈夫、生活不检点的年轻人或者同性恋者指指点点，并对他们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错。你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认为这样的回应并不能让人满意。我的信仰提醒我，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我的信仰还让我知道，身患疾病并非罪恶。我们从《圣经》中得知，上帝派遣他唯一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生病的人，安慰疲惫的心灵，让饥寒交迫的人们有食物和衣服，帮助那些社会的弃儿，挽救那些背离了正道的人们。
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这本身就是最艰难的信仰，但也必然是最有价值的选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可以照亮有信仰的人们的生活，还能将美国人民引领向崭新美好的政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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