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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0,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之时,在中国贵族之中已经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载:王使内史叔服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也就是说,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内史叔服会看相,便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叔服对公孙敖说:“谷可以祭祀供养你,难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颔丰满,其后代必定兴于鲁国。”

        而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尉缭讲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这是在历史上更广为人知的相面实例。

        春秋以降,相术大兴,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比如,汉朝时的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的袁天罡,宋朝时的陈抟,明朝时的袁珙、袁忠彻。各类相书更是汗牛充栋,像《麻衣相书》、《五行相书》、《柳庄神相全篇》、《平镜宝库》、《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示他肯定会飞黄腾达:

        少荃可治淮上之师,并带去营哨官也……少荃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胆耳!

        胡林翼还给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冯卓怀相过面,结果评价很低,说他“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冯卓怀就是曾国藩早年日记中常提到的好友冯树堂,此人与曾国藩定交多年,关系深密,最后还是因种种原因终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边的人,也经常给曾相面。王运相面的结论是: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

        而薛福成给曾国藩相面后得出另一种结论:

        曾公器宇凝重而面如月满,发髯奇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钜谷龙虎,变化不测者。当代钜公,无与匹也。惟鬃眉稍低,生平劳多逸少。

        除了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对相术很有研究,比如荣禄,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记载过荣禄和他的一次谈话,内容是谈论肃顺的相貌。荣禄说:

        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长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习相人之术的。阅读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他的相术知识主要来源于历代相术名著。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四页纸,是他的相学“札记”,记载了一系列相人原则。比如,面“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谓头不乱动);“腰长过人者贵重”;“视上者傲,视下者,侧头旁视者则奸”;“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指甲坚者心计定”;“行路稳重者贵”。

        对照《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著名相书,“札记”所云,大体相合。这说明这本札记是曾国藩的学习笔记,他的相术确实“学有本源”。

        《月波洞中记》卷上说:“眼中有神者,贵;无神者,不贵。”《照胆经》卷上则说:“凡瞻视无力者,不可与立事。”

        曾国藩日记中记人相貌,重点也在观察眼睛有无“精光”或“神光”,如:“目有精光,三道分明”;“眼黄有神光”;“目有精光数道”;“眼有清光”;“眼无神光”。

        《照胆经》卷上说:“睛屡转动者,多诈。”曾国藩也通过眼睛判断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靠得住。他的评语中常见这样的结论:“目不妄动,为可靠”;“眼圆而动,不甚可靠”;“目精光而动……不甚可靠”。

        传统相书次重鼻子,认为“鼻为中岳,五行属土……须要端正耸直”;“鼻梁不正,中年受困”;“鼻头斜曲,寿命亦促”。(《相理衡真》卷四)至于嘴则以方者为贵:“若口不方者不贵。”(《月波洞中记》卷上)“口如一撮,孤独贫苦。”(《玉管照神局》卷中)曾国藩对这些论断也奉为圭臬,日记中屡见“鼻梁直”、“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鼻歪,不可待”、“口方鼻正”、“方口好”、“口小,不可恃”、“鼻正眉疏”等记载。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注意观察对象的腰身及身段,如:“腰身正”,“腰挺拔”,“身段稳称”。这也依据传统相术对人物腰身的判断标准:“腰者为腹之山……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贫苦。”(《太清神鉴》卷五)“男儿腰细,难主福财。”(《神相全编》卷六)

        



        容貌与性格的关系,历来是人们争论不已的话题。由表及里,是人类观察世界的本能方式。挑选苹果时,我们总会先看看苹果个头大不大,颜色好不好:有经验的人能从外表看出这个苹果好不好吃。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初识者“相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嘴唇薄的人能言善辩,嘴唇太厚的人愚笨迟钝。方下巴者性格刚毅,满脸横肉通常表明这个人性格蛮横……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通常认为比较有效的经验之谈,很少得到科学方法的支持。

        西方骨相学曾经风行一时,甚至被警察当成识别坏人的依据。这种“学说”将高颧骨、窄鼻梁、招风耳、头发浓而汗毛淡的面相界定为“罪犯型”。然而后来科学家在美国测定了一万三千名罪犯的骨相特征,否定了骨相学的说法。也有人把不同的面相特征(高额、浓眉、薄唇等)与不同的性格特征(聪明、敦厚、奸诈等)相配,共配成二百多个项目;然后随机抽取大量调查对象,逐一测定,结果发现其相关系数很低。

        虽然,中国相法被传得神乎其神,但相面技术之中有无科学成分实在令人怀疑。在世相人心的复杂莫测面前,历代相术大师苦心揣摩的相法许多时候看起来过于简单明了。我们翻阅传统相书,其中荒唐可笑、机械僵化、穿凿附会之处比比皆是。比如,袁天罡的称骨测命法,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说据此就可以查出一个人的命运,其荒谬当然不值一提。

        但是,传统相术确有部分合理内容。因为除了相五官外,它还有“相精神”的传统。相书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刘劭在《人物志》中把人的举止概括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项内容,称为“九征”,并说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了他的外在气质神态:

        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甬甬昂昂。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除了对“相五官”做过研究外,曾国藩对于“相精神”、“相气质”、“相行动”更是非常注重的。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日,意城为我抄陈希夷《心相篇》,因熟玩数过。

        《心相篇》是宋初术士陈抟的名作。它也是主张从人的行动细节中去推测其性格的: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发,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好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这里面既有“因果报应”的老生谈常,也有大量日常生活积累的宝贵经验,曾国藩自己,也有一些相似的结论。比如,咸丰八年他再出之前,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这与《心相篇》可谓异曲同工,精神相通。

        在日记中,曾国藩还结合自己多年相人之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看相方法:“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这都是曾国藩注重从精神气质角度去相人的明证。

        咸丰九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他又一次总结相人经验:

        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长”是体格魁梧;“黄”是指肤色健康;“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稳”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紧”是指其人精神集中,顾虑周到;“称”是均衡性好,为人处世,分寸感好,这六项是“六美”。而村头村脑,昏沉庸暗,懒惰粘滞,是谓“村、昏、屯”;“动”是指心无主宰,浮躁好动;“忿”是不问是非,动辄发怒;“遁”是逃避责任,委过他人,是所谓“六恶”。这又一次说明曾国藩识人,重点不止形状,更在神情。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曾国藩相术的有效性,主要来自于对精神气概的判断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除了风水、相面外,曾国藩另一项频繁进行的“迷信”活动是算卦。

        曾国藩请人算过卦。

        咸丰八年十一月,因为深陷战争的九弟曾国荃“久无来信”,曾国藩“不胜悬悬”,于十一月十四日,“请李笏生占牙牌数,似尚平安”。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请陈雪楼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辞。筮余军是否南渡,得《解》之《师》。筮次青之应否赴浙,得《兑》之复。

        他自己也会算卦。

        每当军事进退两难之际,他常用算卦来推测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营,全局利钝,都是他卜测的范围。

        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审定全局确有定计。

        早起郁郁,若无主者,又占二卦。

        自占一卦,问江北有兵来南岸否。遇“坎”之“观”,见者以为佳。

        夜占卦问左军利钝,卦象不吉,焦灼之至。

        因卦象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见他对算卦确实是十分相信的。我们这些崇拜曾国藩的后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国藩的军事策略背后,居然隐约晃动着“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实上,曾国藩幕府中,一度专门养着些占卜之士,以至于在他刚刚升任总督,征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议时,汪梅村建议他“屏术数星卜之士”。

        



        从文字记载来看,曾国藩算卦,纯用周易之理。比如,与太平军作战正紧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念金陵、宁国两处危急,焦灼不可言状。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涣;宁国卦,遇屯之益。”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关的变卦。前者称“遇卦”(即本卦),后者称“之卦”(即变卦)。曾国藩为金陵局面占的卦“遇否之涣”,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涣卦(之卦)。

        曾国藩算卦,是他读《易》的副产品。

        读易本是理学家的本行。理学的宇宙理论,就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实言谈并没有给企图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启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给了他们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程子和朱子等理学大家通过注《易》,建立起了理学的宇宙原理,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因此《易》可以说是理学体系的奠基石。

        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易》的喜爱,终其一生,至老弥笃。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不但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学会了算卦。

        曾国藩的卦算得准不准,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他乐此不疲的事实判断,他对此中消息确有吟味。

        应该说,易经占卦,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点哲学启示在。认为,宇宙是个相互感应的大系统,系统内的每一事物都与全体相通。世相虽然繁杂,但多不碍感应,体不碍互通。因此认为,世事并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就是“道”)。这一规律,虽然混沌难明,但人竭尽全力,还是能探讨得一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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