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节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态度也发生巨变。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则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显然也有可观。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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