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注意讲求实情，因此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对国家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

        在曾国藩看来，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立一大团”，参照“前人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的缘起。赤地立新，为的是根除旧式军队的贪财怕死之风。

        曾国藩深知薄俸制是绿营八旗风气败坏的源头。要保证新军有良好的作风，就要对士兵实行厚饷原则。

        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助家庭。

        对于军官，曾国藩更采用高薪养廉政策。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银，相当于绿营参将平均月银的两倍半，为守备的月银六倍。连曾国藩也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

        湘军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从主帅到各级军官的相互信任与道德砥砺，而不依靠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湘军财政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的灰色空间，比如截旷制度。

        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作“截旷”。

        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八百万两。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他将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而没有私支滥领，一时传为佳话，王文韶因此赞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可见这笔钱如果积累起来，为数实在不少。

        王运在《湘军志·营制篇》中说，湘军军官“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金，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在这样高的薪酬水平下，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即可发家。曾国藩就说：“章程本过于丰厚，故营官无人不发财。闻周凤山家已成素封矣，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一万人级别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比做侍郎时的六百二十两足足增长了八点七一倍。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

        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自己想办法解决。湘军的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国藩一人负总责，对军饷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约在三千五百万两左右，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曾国藩幕府的粮饷筹办机构，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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