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读者来说，曾国藩对他们的榜样作用主要体现在意志力的磨炼上。

        前几天在一个电视台做节目，聊曾国藩。说起曾国藩如何自我完善，脱胎换骨，一位嘉宾说，现在不要再提倡什么“自我磨砺”了，多累啊。人活着，要顺着自己的本性，怎么快乐怎么来，不要成天那么“拧巴”着。

        这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同的一种说法。快乐至上。

        不过，“快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上大学的小表妹放寒假回来对我说，她们寝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每天去图书馆。剩下的三位，每天都“长”在床上。每个人都弄了一个小床桌，坐在床上，上网，看电影，看网络“穿越”小说。坐累了，躺着，躺累了，再起来坐着。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这种状态，连上厕所都不想动弹。一看到她回来了，室友对她开玩笑说：“你可回来了，去替我上趟厕所吧，我憋了半天了。”大学四年，起码一多半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

        看到小表妹成天坚持学习，她们其实也很自责，经常开玩笑说：“你批评批评我吧，我怎么能这么堕落呢？我爹妈要知道我拿着他们的钱成天这样，不得气死啊！”

        我听了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大学时期，大部分学生就是这样的。不过我们那时互联网还没普及，同学们把时间都用在泡录像厅和在寝室打麻将之中，一打就是一个通宵。学校保卫查寝，外寝室的人就用床单从窗外把自己从三楼吊到二楼，屡屡上演大片镜头。

        这，算是“顺其自然”，怎么快乐怎么来了吧？可是，这样的生活快乐吗？显然一点也不快乐。事实上，进入大学以前，这些学生都处于家长、学校的严厉管束之下，在“高压锅”里生活了十多年，一进大学，压力散尽，束缚全无，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奔向“快乐”了，结果，却仍然是不快乐。这些大学生一边“狂欢”、“放纵”，一边生活在自责之中，想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而没有力量，普遍具有抑郁倾向。他们活得可能比中学阶段还要痛苦。每到考试、毕业之前，一些大学都要传出“大学生坠楼”之类的消息。

        快乐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你直奔主题，扑它而去，它就像镜花水月，你永远也抓不到它。如果你掉头朝“反方向”走去，不想着它，它反而会悄悄来到你身边。

        这个道理，既复杂，也简单。

        1965年，毛泽东与斯诺聊起过什么是“舒服”，什么是“不舒服”。毛泽东说：“现在，生活好了，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想当年在延安，在战争中，每天走十里路，骑二十里马，非常舒服。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

        有一次，毛泽东带着一些人爬庐山。有几个年轻人走了不久，觉得太累了，就坐汽车先上山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带着几个人爬得浑身是汗，到达山顶，瞥了先上山的人一眼，说：“你们年轻人啊，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享受。”

        那意思，通过艰苦攀登，征服山峰，你才能享受到“一览众山小”的快意。坐着汽车舒舒服服地到达山顶，省略了艰苦，也省略了这种快乐。

        确实，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正如同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一样。没有挑战，没有阻碍，没有困难，也就谈不上快乐。

        因此，毛泽东说：“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十分推崇这样两句话：“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批注说：“至真之理，至彻之言。”这其中必有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事实上，人类世界的所有成就，所有杰出人物，都是在重重困难的磨砺下成就的。只有培养起强大的意志力，你才能享受壮丽的人生。

        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梁启超在形容自己时，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启超”这个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么所剩下的物质就无几了。借用这比方也可以说，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如果从天分的角度看，曾国藩本来不可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考了九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之誉。而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也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自拔于流俗，首先得力于他身上那种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的气质。

        中国农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艰难的生存磨炼了他们的顽强和坚忍。和普通农家相比，曾家家风更为严厉。祖父曾玉屏虽然不大识字，但是有主见有魄力，性情刚烈，为人严正，在乡里很有威望，哪里有纠纷总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从遗传的角度观察，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刚直强毅的性格特点，他对自己的祖父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到祖父的言行，奉为圭臬。“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立志高远。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儒家学说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至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他要内圣外王，经邦治国，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被这个理想激励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而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惊人的成绩。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的是，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著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那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他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诫，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在修身之路上，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荡掉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养成了高尚澄明的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一个个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做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大受刺激。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正是这一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他离开长沙，移驻衡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一改协助地方官训练团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军队，和太平军一决雌雄。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受辱，也许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心力去建立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这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湘军因此而诞生，曾国藩的“中兴伟业”也即此起步。

        同治六年，他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然而，他为了塑造一个完美自我而不计任何代价的精神让后来者永远钦佩。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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