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

        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

        火车在第一站停靠时，我跟随很多乘客下来，躲进阴影中的花坛，蹲在那里。很久过后，一辆动车驰过，这列火车才开走。小摊小贩推车而去，远处铁门关死，我下到铁轨，像穿行于墨汁朝前走。脚下不时踩到屎，这使我感到屈辱，好在只走上十分钟，便有灯火显现。

        我是急切走去的，就像这地方是我熟悉的，但一靠近，便看见那些路灯、房屋、招牌甚至阴影都长着锋利的刀子，残忍地割我。几个青年停止打台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清楚我是从黑暗的哪处钻出来的。而旁边坐着的老头儿，则摇着蒲扇，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我想即使他们将我杀了，他也会这么赞许地看着）。很快，一群摩的冲来将我围住。他们说着急切的方言，眼神毫不掩饰地露出凶残。我甚至觉得他们都不想等待我的答案。我被一只坐骑带走，听任它东南西北绕上一圈，收走五十元。

        我提着包走进这家叫利民的旅社。它是民居改建的，厅堂摆着香炉。一楼窗户安着铁栏杆，地上很潮，能闻到被窝的馊味儿，我要了二楼的房。他们登记我的假身份证，见我是北京的，有些恭维，但后来当我提出换电视机时，他们便关上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只有一条白线。窗帘是破的。单人床上铺着发黄的床单，枕头黑不溜秋，没有枕套。卫生间有人字拖，其中一只卡带脱落。

        我插好插销，走到窗口，看见孤零零的后院和太空。我一人在此，不知道为什么在此。

        起先几天我不出门，只是下楼吃饭。厨房建在后院，有矮墙围着。有次吃过晚饭，我用石头敲掉几块扎在墙上的碎玻璃，将原本随意支着的木梯架在我的窗口下。我觉得自己心思缜密，但这时毋宁说是无事可干。

        我总是睡觉，睡过分了，就手淫。墙上的派出所通告，已能背诵，合计八十五字，包含三个感叹号。有一次闻到浓烈的死鼠味道，我去寻找，发现卫生间里有一盆洗衣粉泡着的臭袜子。我像高贵动物厌恶自己的粪便，厌恶这自我制造的孤独。我开始极其耐心地编织仅剩的生活。我给地板冲水，用拖把拖，再跪在地上用抹布擦，然后拿出鞋油，细细擦鞋，随后又拉紧抹布，在鞋面扯来扯去，直到它光亮得可以照见影子。

        我感到劳动的愉悦，很快却又泄气了。我听到体内无法抗拒的命令：出去。好像外头有节日永不谢幕，烟花在砰砰作响，好像还有爱情留给冒险家。但当我走进它，所见无非是一块水泥砖重复另一块，一根电线杆重复另一根，一张似曾相识又极其陌生的脸重复另一张，我穿越一条又一条街，不曾逢迎一次车祸、一场打斗，甚至连轻微的吵架也没有。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当老远看见“电影院”三字兴冲冲赶去时，只见着一片废墟，人们在那里卖着十元三样的杂碎。邮亭没有新闻报纸，我买上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回来一字一字地读，读了七小时。

        第二次出去时，希望死得更快，还没走远，我便听到同样无法抗拒的命令：回去。也是在此时，我比谁都懂何老头儿遭受的折磨。他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出去想回来，回来想出去。但是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坚壁清野。也因此，这个鳏夫在频繁进出家属院后，给自己定下严苛纪律，使这荒凉的出行与回归也变得有秩序起来。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点自由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什么奇迹也没发生，我们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时间。

        第二次出门我买了望远镜。我坐在楼顶观察县城，所见无非是一人在厨房洗碗，另一人坐在床边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然后所有窗帘拉上，灯灭了。我走回死闷的房间，终于急不可耐地翻出手机。这是最后一个还能带来奇趣的物件，自逃亡之始，它便像婊子一般诱惑我。

        我忍住，没有打开它。

        次日下午我去往人民公园。那里的山丘近似高尔夫球场，间隔有几座树林，林中伸出烈士墓尖角。丘前有人工湖，湖心建有一亭，一座白玉桥将它连到岸上。岸上是万人广场，无数喷泉头立着（像竖琴）。广场上晒着草药，远处停着一辆时风农用车，它缺少后轮胎，用一根木桩顶着。此刻除了我，公园里空无一人。

        我走上烈士墓台阶，给手机装上电池，打开它。信号不好，走到最高处时，它才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怀了很大期望的，但它是：我是幸福大街二手房置业顾问张宾，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没有鸟叫，没有风。光线透过树枝铺泻到石子路面，一动不动。我想起一篇小说，一位作家在被世界冷落后，孤独地走向坟墓，在要盖好棺材板时，竖耳倾听，万一有人唤他呢？但是没有。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坐在这里等警察。在被枪毙前，我没什么好向人类说的，也没什么好交代的。最后我是哭着跑掉的。我拆掉电池，快步翻下烈士墓，追上一辆三轮车。

        在远处的山顶，我用望远镜遥望公园。湖水、广场和树枝泛着空荡荡的光芒，广场上多出一位拾垃圾的。接下来几次仍是这样。我在暗淡下来的光阴里打盹，醒来时照例举望远镜，却见那里车来车往，站满了人。我甚至看清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目光如炬，仇恨地扫来扫去，手上不时挥舞着木棍或狼牙棒，好像随时要对蹿出来的我来一下。一条警犬不停地吐着舌头，像桀骜的马猛拉缰绳，走在前面。他们哄着它，跟着它嗅来嗅去，一通瞎跑。

        他们将公园踩坏了。

        我站起身，朝山下跑。坚硬的路面将我的脚蹬上来，牙齿上下磕碰，脑壳都要被蹬破了。我在山下等到一辆三轮车，急急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钱就付好了，但当它快开到时，我又叫它继续开。旅社门口停着一辆白色仪征车，那里一直不曾停过车。司机说：“你到底要到哪里？”我争辩不过，在一处公厕下来，躲进拐墙，窥伺旅社。好一阵子，旅社才走出臃肿的两个人，他们面红耳赤，剔着牙齿，缓步走向汽车。在那里他们摇上车窗，开了一会儿空调，才走。我瞅着两边无人，走出，沿一条直线急速闪进旅社。

        厅堂无人，电风扇吹着账单，应是走掉没多久。我踏上楼梯，弯到过道，走至门口，打开挂锁，推开门，又关上门，插上插销，没发出任何声响。我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起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异常寂静，阴得让人恐惧，我站着没敢动。不一会儿，楼梯间果然传来男性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但也绝非无所事事。他朝二楼走来，也许会上三楼。但他只在二楼口稍微停顿，便轻声走向这边。也许是隔壁住客，脚步消隐了。也许是隔壁住客，我等着他开锁，但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向后退却，看见门底缝隙有两团阴影。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巨大皮鞋的男人，我们隔着门对面站着。我觉得连呼吸也停止了。随后阴影像空气毫无预兆地消失，是他躲到一旁去了。这是一个极富耐心的警察。

        不久楼下又噔噔噔蹿上一人，老远喊道：“这么久你干吗呢？”

        “我不是叫你在楼下守着吗？”先来的人低声骂道。

        “守什么守？”后来者大步走来，伸拳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像是一拳拳擂进我的心窝。“没人。”他恼恨地说。但是先来的提醒他：“怎么没有？你没看挂锁是开的？”

        “你他妈给我滚出来。”那脾气暴躁的人狂踹起门来，好像要将它笔直地踹翻在地。钉住插销的螺丝很快松动了一颗。我焦灼地走动起来——哪里都让人窒息，我快炸裂了——直到自己一把推开窗户。我喘着粗气，看见后院空无一人，阳光照清楚地面的每一颗颗粒。

        我背着旅行包，爬上窗户，反身抠住窗沿，够上木梯。我想快点下去，腿脚却因总是被迫向上用力，极不协调。也许他们正站在下边等着，但是没有。我将旅行包扔出去，急忙地翻越围墙，翻到一半回头，看见一双牛那么大的眼睛惊愕地看着我。他是厨师，双手垂着，嘴巴一开一合。这个口吃一定是在组织语言。楼上传来门裂开的声音。我说嘘，从兜里摸东西，他更紧张了，我便跳下，将兜里的二百元蛮不讲理地塞进他手里。他像是看见可怕的事，孤零零地摇头。我捉住他汗津津的手，让他将钱捏紧，然后推着他，直到他自己能走了。他几乎是无声地哭着，走进厨房。

        我只用三步便翻过矮墙。在那里我捡起包，背着它，一路跑进蒿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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