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西藏社会面对种种深刻的危机，一些觉悟到世界大势所趋者，开始锐意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藏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所以在民国七年对边军之战大获全胜。

        后来，英国人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新成立的民国各地实力派陷于内战深渊，加诸西藏地方的内外压力顿时消弭。西藏地方便感到已度过危机，以宗教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抬头，更因为生产力低下，靠增加一两项税收所得银钱毕竟有限，藏军想要继续现代化，西藏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因此，这支军队的现代化也就停顿下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西藏地方整个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时代，一切以宗教集团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所以噶厦政府内部，也只是少数官员觉察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意图以军队现代化为开端，希望致力于西藏这个封闭社会的开放与建设，而任何进步的意识与力量必使宗教集团感到反感与担心。于是，以藏军司令擦绒为首的一些官员，包括重要的藏军军官被解职，整个社会又陷于停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川边地区在十多年里得以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30年大白之役，川边战事再起。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接到来自甘孜白利的一封告状信。

        这封信载于《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一书中，内容如下：

        “小的白利村，系弹丸弱小民族之地。自前清以来，对于中央政府无不竭忠效命。上年汉藏交兵时，无不尽力援助汉军，汉军方面文武长官均在洞见之中，乃小的白利村所属噶札寺内有罗噶依珠，自上年屡次来欺压白利村之人，强行攘夺我僧俗民众之财产，且于各寺院及地方上下官长之间常以挑拨寻衅为能事。但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乃罗噶依珠屡次觊觎白利官长之位据为己有。又去岁擅自逮捕青珠佛爷之管家，其受辱不堪。故此双方突起争持，几将决裂之际，幸有官长等居中调停议和，始能订立和约，事遂寝息。后又以噶珠同党那珠等徒不遵和约，排斥白利寺院之人，复施诡计，怂恿岭仓寺诈称将白利寺属那札寺院之田地、房屋及十五家户口，早已允许送给伊寺，而借此题目，不怀好意，欲以强行霸占之势。复以藉故指小的白利于上年汉藏构兵之际，以援助汉军之故，至达结寺之寺僧罗喜因抵御汉军带伤毙命，勒逼赔偿命价，实属无理取闹，欺人太甚。伏查白利村及那札寺地土、人民，向隶中国政府统治之下，而人民均系安分守己，乃那珠依仗达结之势，屡次借端行衅，逼人太甚，实难隐忍。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会鸿恩，曲体下情，赐予援助，制止达结，不准以势欺压，强夺白利村田地、房屋，并不准在汉藏之间播弄是非，以免酿成祸患。兹不得已，冒昧渎陈，伏乞俯赐鉴核，赏准施行。”

        这封控诉信署名为“小的白利村寺僧及地方体民众，那札寺公众和谷龙寺公众”。

        从信的行文方式，可知这封信不是由藏文翻译的，而是由一个汉人代笔，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等因奉此的陈词滥调。这个代笔人文笔不够好，说事情夹缠不清。加上有史以来，藏语人名地名的汉译并未产生一个规范标准，藏语中同一发音，转写汉字，因为转写者有雅俗之分，有不同汉语地方口音之分，或者是书写习惯之分，不同时期，不同人书写的人名地名就有很大差异，使得阅读这份原始材料时更显得云遮雾罩，头绪纷繁。比如察木多这个地名，藏语中发音未变，现今却已写为昌都了。再比如这份文件中的达结寺，今天通行的写法是大金寺了。

        所以，得把这件事的原委从头道来。

        赵尔丰时代，康北霍尔五土司之一的白利土司已被改土归流，但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后，白利土司和川边地区众多土司一样，便自行复辟，重新掌握了失去不久的封地与政权。信中写得委婉，“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白利土司地面有一座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规模不大，名唤亚拉寺，属于白利土司家庙。在其一世活佛住持该寺时，白利土司将其辖下的十五户人家和相应的土地，划予亚拉寺，作为供养，并立有字据。一世活佛去世后，其二世活佛出生在大金寺辖下属民家中。二世活佛叫作确拥，他成年后即将过去白利土司划给亚拉寺的十五户百姓与土地，一并送给了大金寺。

        大金寺是拥有数千僧人，有钱有武装的大寺，是康区有名的格鲁派十三大寺之一，虽然地处川边土司地界，这时更属赵尔丰改土归流后设立的甘孜县管辖，却因宗教上的原因，与西藏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民国七年川藏冲突时，大金寺便公然支持藏军。休战后这十多年里，依仗其雄厚财力和数千僧人，及相当规模的武装，并不把势力日渐衰弱的当地土司放在眼里，与白利土司间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在此情形下，白利土司见亚拉寺二世活佛把自己划给亚拉寺前世活佛的百姓与土地赠予大金寺，自然十分不满。便向亚拉寺二世活佛索回原先与一世活佛立下的字据，被确拥活佛拒绝。

        白利土司又提出借用字据，复制后归还。确拥活佛再要索回字据时，白利土司便拖延不还。意图当然是借此做证向民国政府控告，索回土地百姓，不然在民国政府档案中，就不会出现那样一封控诉的信件。

        民国年间，川边土司地面设立了流官，白利和大金寺就都在甘孜县知事管辖的范围。但县政府却是政令难行，遇到双方控诉，甘孜县政府不能也不敢秉公评判，解决事端，只好调解了事。调解没有结果，县知事只好袖手旁观。

        白利土司见状，便收买亚拉寺其他僧人，意图架空二世活佛。

        亚拉寺二世活佛确拥见自己在白利土司地面日渐孤立，便索性将寺院和那字据一起，全部献给大金寺。大金寺本不是世外洞天，送上门的礼物，自然照单全收不误。

        这一来，白利土司与自己家庙间的矛盾便演变为与势力雄强的大金寺间的矛盾了。

        读者会说，怎么这个地面上从来就是这些琐屑不堪的争端啊！

        是的，川属土司地面，土司与土司间，土司与寺院间，再或者寺院与寺院间，许多冲突都源于这样琐细的利益争夺，了无新意。但一旦执政者控驭失当，便演变为大的变乱。但这样的琐屑争端层出不穷，事端既多，也不能确定哪一件会演变，哪一件不会演变，以致这样的事变一再发生。法国一个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叫作“历史归零”，意思是说，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所有事件的上演，就像一把中国算盘，打满了那有限的几档，便复了零，再来一遍。

        息事宁人的调处，就是让自己置身于一座不知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爆发的火山上面。

        火山终于要爆发。

        这一回，爆发的导火索是一匹马。

        白利土司丢了一匹好马，在敌对的气氛下自然怀疑是被大金寺属下的百姓偷去了，便派人前去索要。不管是不是真有这事，在这种敌对气氛下大金寺自然不会认账，便将寻马人驱逐了事。白利土司自然要报复，如何报复呢？他家女儿跟大金寺一个喇嘛相好，本来是任其往来，未加干涉，这回白利土司一气之下，便将这不守清规的喇嘛赶出了自己的地盘。喇嘛受此委屈，回到大金寺控诉。大金寺僧众群情激愤，便于1930年6月18日对白利土司发动突然袭击，白利土司抵敌不住，逃往东谷地方，其属下头人和一些百姓也相继逃亡。一夜之间，大金寺占领了白利土司全部地面。事件经过，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呈国民政府电报中有较详描述：

        “西康辖境甘孜县地方达结（大金）、亚拉两喇嘛寺，于本年六月因争产发生纠葛，达结恃其强横凌逼白利，调集该寺全数喇嘛，荷枪实弹，声称非将白利扑灭不可。据白利僧侣民众请求拯救，派员制止达结暴动，以全领土。呈由西康政委会及驻军转报来部，当即严令该地营县查明公平处理。达结不受劝导，复加派朱参议宪文驰往开谕，嘱其设法召集白利僧侣人民暨达结众喇嘛和平宣导，妥为调解。殊达结竟于六月巧日擅开衅端，率队猛攻，开枪轰击，将白利高地占领，焚毁民房数十间，继又占领白利村，全部掳去男女数十人，缴去快枪及叉子枪共二百余支，公然插狮式黄旗，自著黄色军服，与我军对峙警戒。”

        这封电文写得闪烁其词。

        “狮式黄旗”是藏军军旗。“黄色军服”是藏军军服。这或者是说驻在甘孜邻县的德格藏军已潜入甘孜参战。又或者，大金寺的武装僧人打着藏军军旗，穿上藏军军服，以此方式标明把自己视为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支武装。

        对此，电文中并不明言。这说明对于新入川边不久的二十四军来说，还是想息事宁人，不想轻起战事。这种态度自然还是跟当时国际国内大势相关。省内，刘文辉虽据有川边地方，但经营的重点还在川内富庶地区，与四川境内各军阀明争暗战。国内，对主政不久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内地统一尚未完成。国际方面，早已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正磨刀霍霍，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前夜，面对此种严峻形势，自然不愿再在边地新开战端。

        藏军方面对这些情形，自然也十分明白，正可有意借此事件在川边扩张势力。

        这时的川边地区已经划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防区，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指挥部名义辖制这一地区。但那时，二十四军主力都在四川内地，刘自己也长驻成都，出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后，便委派马骕为川康边防军旅长驻康定，镇守川边。

        甘孜地面出了事情，县知事畏首畏尾，束手无策，眼见得小事变成大事，只好请求派兵弹压。当时甘孜驻有川康边防军一个营，二十四军方面便令驻甘孜当地的罗营武力调处。罗营兵临大金寺，罚寺院白银一万两赔偿白利土司损失。高压之下，大金寺表面答应赔偿，暗地却派人到德格，面见驻扎当地的藏军德门代本，请求西藏方面支援。不久，大金寺获西藏方面赠送英式步枪三百支。有此背景，大金寺态度转趋强硬。

        我读过德门·云中卓玛刊于《西藏文资料选辑3》中的回忆文章。作者是当时参与大白之战的藏军代本德门·郎吉平措之妻。文中说，当时大金寺总司库“前去拉萨禀呈噶厦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切望莫将‘婴儿抛出慈母怀抱’祈请给予庇佑”。云中卓玛在文中说，不久，其任藏军代本的丈夫就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批文云：“就白（利）大（金）纠纷，命德门代本率骑兵五十，速赴大金寺。……招白利代表，嘱其不得让寺僧介入争端。尔需从中斡旋，充当中介人，智谋善处。大金寺乃本府属寺无疑，倘若任其四川汉官偏私之举，唯伤及本府名誉利益。是故从军政方面予以有力回击。”

        也是在这篇题为《德门·郎吉平措赴朵麦情由及岗托渡口战事》的藏文史料中，关于大金白利之争的原因有另外的说法：甘孜地面一个百户头人与人合铸了一尊与人等高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铜像，原来说好是要献给大金寺的，“但后有变化”，不送大金寺，而要送给白利亚拉寺了。“为此，私下几经协商未谐”，也就是说，一座佛像，两座寺院都想要。只好找人公断。“上告四川刘自乾（刘文辉）。刘即发出偏私之信函，声称‘此事宜遵信徒施主之自愿，大金寺不得寻衅。倘若滋生事端，将视情节施以文武制裁’”。

        事情果真如此的话，刘文辉的这个处置没有什么偏私之处。难道信徒造了一尊菩萨像，送到哪座庙里供养还不能随自己心愿？

        这篇文章中，德门代本当即便领了骑兵从德格驰往大金寺，要召那位造佛像的头人来见，调解两寺纠葛。但那位造了菩萨像要敬献寺院的头人，见不意间惹出这样的事端，吓得自然不轻，只好一跑了之，说是“启程进川”了。

        据这则藏文史料，当时在川藏前线的藏官是反对再开战端的。两位德基经商酌，曾上书达赖喇嘛：“大白争势起因，乃一尊一人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倘若本府念及佛法与众生利益，新铸同样一尊上好塑像，赐予其中任何一方，两寺即能言和修好，不啻云散日出。反之恐因百户长阿波向四川刘自乾谗言而挑起战事，则康藏路遥，涧深谷狭，山丘众从，且沿途百姓十分贫困，所需军援、军火、军饷等，断乎不能如期运至，势必打一场孤军无援之战。倘若如此，官兵丧命自不待言，本府军火亦会成为敌军战利品，本府定将名利两空。是故吾辈诚禀如上，而绝非望风生畏之所为。”

        达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捎寄一箱名谓‘金刚铠甲’的护身符，系用黄布包裹的阎王金刚泥印像”。后来，更接到新命令：“倘若白利恃四川刘文辉做后台，恣意武力进犯大金，则该寺乃吾府属寺无可争议，历任堪布向由西藏委派，是故即便终致战局，亦唯有全力迎击，本府焉能无辜服输！”

        而“四川刘文辉”这边也在动作。

        第一次调处失败，马骕旅长便派42团团长马成龙为先遣军司令，率兵四营，从康定开赴甘孜，意图以武力迫使大金寺就范。加上原驻甘孜的一个营，川康边防军在甘孜地区已有五个营，两千多人枪。

        援军到达后，甘孜县韩知事和马团长再次前往调处。事前，顾虑藏军乘机干预，还先致信驻德格的藏军德门代本探询态度。德门代本回信说，大金寺处于汉界，藏方不会干预其事。得到此保证，马旅长和韩县长放下心来，兵临大金寺，提出六条处理意见：一、寺院缴出枪械；二、拆毁大金寺军事堡垒般的高大围墙；三、罚白银四十万两；四、赔偿白利土司和下属百姓所受的损失；五、交出肇事祸首；六、写出今后不再生事的保证。

        对这样的调处，大金寺自然毫无接受的可能。

        面对大兵压境的情势，大金寺一面请藏军代本出面调处，一面武装本寺僧人和辖地百姓，积极备战。藏军借调处之机，公开进入甘孜境内。双方构筑工事，挖掘战壕，在甘孜形成对峙局面。至1930年8月30日，二十四军一位排长在前沿值勤时被藏军击毙，于是，马成龙所部立即炮击大金寺，藏军也公然加入战斗。历史上所谓“大白之战”正式爆发。

        战争过程中，互有胜负，但国民政府方面总期息事宁人。国民党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电令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毋再进攻并和平调处，以维藏局”。并把命令二十四军部队停战的消息电告达赖。西藏地方政府也表示愿意接受调处。

        曾经激战的甘孜前线暂时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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