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四川康区各土司分据的历史由来。

        明代已经在藏区初步实行土司制度，清人入关后，便沿袭了这种羁縻重于治理的制度。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就做出决定：“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论功升授。”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清廷派四川提督率兵到打箭炉和周围地区，镇抚大小部落，置明正土司，辖地包括今天甘孜州康定、九龙、道孚、雅江、丹巴、泸定等县全部或一部，辖民六千余户。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入藏平乱，名将岳钟琪进藏途中，到达里塘、巴塘。藏方派驻里塘营官与里塘长青春科尔寺堪布，阻止清军进藏。岳钟琪将营官革职，堪布就地处决。并在里塘、巴塘等地建立驿站，设兵镇守，转运军需，开辟自打箭炉至拉萨的川藏大道，同时在平伏的各藏族部落地设置里塘正副土司，辖地为今甘孜州理塘、乡城、稻城、雅江和新龙几县的全境或一部。往西再置巴塘正副土司，辖有今甘孜州巴塘、德荣、白玉、今西藏自治区盐井和今云南维西、德钦、中甸全境或一部。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德格归附，置从四品衔的德格宣抚司。1773年，因德格土兵从征有功，升德格为从三品宣慰司。辖有今甘孜州德格、白玉、石渠、甘孜等县及今西藏境内江达等县全境或一部，和今青海境内玉树地区一部。

        同年，今甘孜、炉霍和道孚县境内的霍尔孔萨、霍尔麻书、霍尔咱、霍尔朱倭、霍尔章谷等几大部落投顺清朝，被授从四品安抚司职衔，并颁布印信号纸。这几个土司都在瞻对北境，也就是前文中常说的霍尔五土司。甘孜州本地学者洛吾志麦和丹增泽翁所撰《霍尔章谷土司史》说：霍尔五土司为同一个祖先。元初，成吉思汗之孙西凉王阔端，与萨迦法王凉州会盟后，派他的护卫军进入康区，打败当地信奉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白利王，又令人护送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入康区传教。霍尔五土司之祖，就是那时护送八思巴入康后留在当地的蒙古贵族。后来，子孙繁衍，成为各部落首领，并与当地藏文化融为一体，是为霍尔五土司来源。

        所有受封土司，都颁给印信号纸。印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号纸，其实就是由清朝中央下达给某某新任土司的一纸批文。

        受封的土司，要编造户口清册，以此为基础，确定向清廷缴纳贡赋的数目。土司给朝廷的贡赋一般都是地方特产。这地方出名马，则贡马；出珍贵药材，则贡赋药材。数量不大，象征性的。也就是说，送点东西，多少不论，朝廷要的，就是个俯首称臣的意思。后来，因收受实物贡赋麻烦，就折成银两。以本书的主角瞻对为例。雍正六年，上瞻对土司所辖户数428，纳赋额折银16两。乾隆年间，中瞻对土司因户数稀少，不纳贡赋，也颁给印信号纸。

        里塘土司辖地广阔，户口众多，雍正年间勘定其辖有百姓6500余户，纳赋折银“3362两4钱7厘9毫8丝”。还不用全上，因为地处川藏大道之上，官差甚多，朝廷还要颁给土司养廉银、口粮银443两，“准由在赋粮折银中自行扣除”。

        土司社会内部，除德格等地面广大、人口众多的土司有稍微复杂成熟的管理体制外，大多数土司管理都很简单。大土司是大豪酋，大豪酋下面还有很多小豪酋。大豪酋当了土司，各村寨小豪酋就是隶属土司的大小头人。这些大小头人，有一部分也受到清廷册封，是为比土司层级更低的土百户、土千户，仍受所在地域的土司管辖。

        土司辖下百姓，主要的负担是各种无偿的兵役与劳役。因为生产还停留在粗放的自给自足阶段，即便有商业贸易，也为寺院或土司头人垄断，农牧民除了农牧生产的原始产品，并无其他收入。所以，对土司头人的贡赋，也是呈缴粮食或畜产品等实物。

        土司们被隔绝了，在一块块不规则的，犬牙交错的领地上。

        他们作为至高无上的王被隔绝。

        实物税，无偿差役，对几千口子人生杀予夺的特权。

        而这时，哥伦布们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前行，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但土司们仍然被拘束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不知今世何世。每天升起的太阳和五百年的这一天升起的一模一样。每天，土司脑子里冒出的念头和几辈之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位土司的念头一模一样。无论是忧虑还是欢乐，都一模一样。

        他们是贵族？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的。贵族是精英阶级，但他们只是权贵阶级，而不是精英。不要说精神生活，即便是物质生活也粗粝而贫乏。在精神领域，他们也只是跟属下的所有百姓一样，被喇嘛们引导到宗教世界。那个世界，非关现世，遥远而又晦暗不明。能期望这样的贵族阶层所领导的社会有所进步？没有丝毫指望。

        在瞻对，贡布郎加统治期间，百姓负担主要是兵役与劳役，除了出兵打仗，还要服无偿劳役替其耕种土地。此外，有土地的自耕农民每户每年向贡布郎加家族交纳烤酒用青稞四批。批，藏式计量单位，相当于二市斤，由各村寨头人收齐上缴。牧民每年以所养牛群一天的产奶量，制成酥油、干酪经头人上交。如果不是长年对外用兵，瞻对地方这样的负担还可以承受。但一旦战争发动，每户都要出人、出马、出枪，自带口粮，远离家乡四出征战，因而负担沉重，以致破产逃亡。

        藏军占据瞻对后，由拉萨派来的官员，并不顾瞻对经过十几年战争，当地人口，尤其是丁壮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现实，一面在现新龙县城所在地新修官衙和寺庙，都由当地百姓支应劳役，一面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将所得银两，押解西藏。既然“清大人”的皇上不给银子，拿瞻对地面充抵军费，那他自然要想尽办法，把花掉的军费加倍收回。

        当年，驻藏大臣和川藏大道上塘汛粮台等费用，每年六万两白银由四川省拨付。所以朝廷要四川再出藏军征瞻军费，自是很不情愿。中央不愿拿或拿不出这笔银钱，便将瞻对地面“赏给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在这里征收各种捐税，用以抵还兵费。问题是，瞻对地面到底能有多少捐税，并无统计。藏军该占据瞻对多久，也就难有确切期限。我看到的资料，多说是三十年，也有一说是十年。

        有资料说，以当时瞻对地面的人口与生产情形，每年可收的银子不过万两。

        藏军大兵撤退后，还留下小部队镇守瞻对，并迅速派出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对当地百姓来说，无非是新换一个土司，基层社会结构并未有触动。藏官到任后，也未谋划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原来各村寨有势力的家族，摇身一变，又成为噶厦政府的基层官员。对百姓来说，变化的只是捐税一项。过去只要一些实物上纳土司，现在则必须真金白银，自是苦不堪言。加上噶厦政府和所有封建集权的政治一样腐败无度，送礼纳贿，都是公开行为。

        这个腐败政府委派的官员，在对这个深入川属土司，远离西藏的飞地上，天高皇帝远，手握对百姓生杀予夺的重权，便是得了一块宝地。除了完成应上缴拉萨的指标外，自己为官一方宦囊也得装得满满当当，自然更加需索无度。当地百姓一旦不能满足其贪欲，或者表露不满，驻瞻对藏官便滥用刑罚。瞻对地面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形一下子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只要地方豪强不犯上作乱，百姓生活如何，无论清廷中央还是噶厦政府都无人关心。于是，当地百姓忍无可忍，最后只得起而反抗了。

        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年代，贡布郎加作乱一方，被视为农奴起义的领导者。在我看来，这一回瞻对人起事才称得上真正的农奴起义。

        这时，距西藏边界终归失败的隆吐山之战硝烟散尽不到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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