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徘徊在1928年的天空，看到一个辉煌而动乱的年代。

        那一年，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林徽音下嫁梁思成，于加拿大欢宴宾客；女画家张玉良旅法归来，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那一年，上海大光明戏院由美商投资建成，首映美国影片《笑声鸳影》，还请了梅兰芳、包天笑、严独鹤等揭幕；那一年，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在经济和战乱的影响下渐渐式微，大批文化名人从北京来到上海，文学巨匠鲁迅亦偕同妻子许广平在虹口安下家来；年轻的刘呐鸥从日本回到上海，与施蛰存、戴望舒合办了一份杂志叫《无轨电车》；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都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刚辞了姨太太，带同全家南下，从天津到上海，迎接妻子回国。

        黄逸梵回来了，张廷重搬走了——搬去了医院戒毒——家里突然宽阔起来，明亮起来，也热闹起来，多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许多诸如钢琴、油画这些新的摆设，多了许多歌声与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位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小瑛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快乐。因此很多年后都还很清楚地记得。记得姑姑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记得琴上的玻璃瓶里开着花，有香味一阵阵传来。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她由衷地喜欢，连带的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并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虽然母亲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然而她没法矫正那固执的印象，坚信英格兰暖丽如春。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都要练习钢琴……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张爱玲《谈音乐》）

        “家”的意义变得明媚而具体，意味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有蕴藉华美的来客、和不时响起的琴声笑声。

        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总是不快乐的时候居多；因此快乐就显得格外珍稀，每一次都要铭记。

        小瑛是如此贪婪而紧张地收集着有关母亲与快乐的回忆，她开始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得人宠爱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来，学英文，弹钢琴，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会，母亲告诉她不要出声，她便端坐着一动不动，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闲时牵着母亲的手在花园里散步，讨论英国与法国的天空有什么不同，也是西式的浪漫；便连感伤也是西式的优裕——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她便像一个淑女那样落下泪来。使得母亲向弟弟夸奖说：“你看，姊姊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是了，有母亲的好处，还有一项就是可以得到母亲的夸奖——有什么样的礼物是比一句真诚有爱心的赞美的话更难能可贵的呢？而又有什么样的赞美是比来自母亲的更令人觉得温暖而幸福的？

        母亲甚至允许她自己挑选房间和书房的颜色，这真是生平第一次的“人权”。她与弟弟并头坐着看颜色样本簿子，心里患得患失，又怕弟弟一反常态地发表起意见来与自己相左，又怕挑拣的颜色不合母亲的意被否决，又怕工人们知道是一个小孩子的意见而不予照办——然而到最后竟都落了实，她和弟弟有了橙红的卧室与孔雀蓝的书房，就跟做梦一样，是神仙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

        小孩子的意见能得到大人重视是最快乐的事，她于是多年之后都还念念不忘一件餐桌上的小事。那天，家里吃鸡汤，她只喝了一口，便宣布：“有药味，怪味道。”大家都不理会，独有母亲却不放心地叫人去问厨子，果然说是这只鸡已经买了两三天，养在院子里，因为看它有点垂头丧气，怕它有病，就给它吃了“二天油”。

        众人都做出恍然的表情，并且惊讶地看着这孩子，母亲虽然并没有说什么，可是她已经很骄傲，把头埋得低低地扒饭，可是身下飘飘然地好像要飞起来——因为母亲重视她的话，因为她的话是正确的，她是水晶球里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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