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李菊耦比作课子的李纨，那么孙用蕃就是弄权的熙凤，而且还是“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那一回里的王熙凤。

        自从嫁入张家那一天起，孙用蕃就一直在变着方儿地提醒诸人自己的女主子地位，踩着别人来踮高自己——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罢，已经是低就了，再不仰起头来，怎么见得出自己本原的尊贵？

        当家作主头件大事自然是钱，她不但抓紧日常开支，并且大量裁减佣人的数目，张廷重用的一些男仆和黄逸梵从前用的女佣都被辞退了——这是进门第一个下马威，要叫人见识她精明干练、擅于理家的手段。

        她很喜欢同这家的前女主人相比，时常说：她喜欢画油画，认识蒋碧薇，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同陆小曼还是朋友呢。——屋子客厅里一直挂着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但她也自有一样深得张廷重心思处——就是与张廷重有“同榻之好”，也是位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抵得过其他时候万种的泼辣。

        而且，她只是克扣前妻留下的一对儿女，对张廷重用在吃喝玩乐上的钱倒是给得很大方的，同他一样喜欢吃外国进口的罐头芦筍，喝鸭舌汤，喜欢新鲜轿车。女儿学钢琴缴学费的钱没有，可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张廷重非常满意，这新夫人可真是好，不会阻止自己吸烟，还不会好高骛远地巴望着西洋景，真是贤惠。渐渐地便对她百依百顺。

        她便又嚷着要搬家——搬回麦德赫司脱路李鸿章的旧宅。辛亥革命前夕，李鸿章、盛怀宣、贝润生等人，自境内租界起，纷纷在静安区一带购置房产，不止那房子，那整条弄堂都属于李鸿章所有，地址是现淮安路三一三号。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房间很多，空大陈旧，幽深不见天日。只住四个人其实是有些阴森而不划算的，然而孙用蕃坚持要搬，因为她嫁的是李鸿章的后代，自然要住进李鸿章的物业里去。

        一九一二年，李菊耦在这里去世；一九一五年，张廷重与黄逸梵在这里结婚；一九二零年，张爱玲在这里出生；第二年，又有了她弟弟。

        ——这房子的墙砖，就是张家的年谱。记录了生，也记录了死，记录了桃之夭夭的小乔初嫁，也记录了暮春迟迟的二度梅花——究竟是鹊占鸠巢，还是李代桃僵，只有这房子知道。

        张爱玲这样描写那房子：

        “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私语》）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对那房子有更详细的描写——

        “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式建筑，房间多而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志，算是个贮物间。”

        为了搬家，布置家具，当然又要花掉一大笔钱。那时候张廷重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四十岁生日，孙用蕃别处俭省，这时却阔绰得很，一力主张大操大办，务必风光气派，说是要让张廷重有面子，其实是要炫以亲友，让所有的人看见——她多么治家有道。

        当家大权一天比一天更落实到继母手里，而张爱玲也一天比一天更懒怠回家，偶尔回来，听说弟弟与自己的奶妈何干受欺侮，十分不平，然而无奈，也只有躲得远远地，眼不见心为净；可怜弟弟子静却离不开，只能一直在那房子里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她最感到爱莫能助的就是弟弟。

        张子静在继母的管压下，益发腼腆苍白，也益发柔弱多病了。又长年读着私塾，见的世面有限，同姐姐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是黄逸梵的一招失棋处，本来以为在重男轻女的张家，子静作为惟一的男丁，在读书求学上是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然而没想到，张廷重痛恨新式教学，又不理家事，对待两个孩子长年视而不见，他们长高了多少，是否要加添新衣，乃至课程讲到哪里了，学问怎么样，一概不过问。略一提上学的事，他便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总之还是因为钱。

        子静跟着先生念了多年，连四书五经的“书经”都背完了，却仍迟迟没有升学。以前和姐姐一起听私塾先生讲课，姐姐喜欢问东问西，还可以制造些热闹气氛；现在姐姐上学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生性原本沉默，如今越发呆呆地不想说话，气氛就变得沉闷，他也更讨厌上课，时常打瞌睡，或是装病逃课。

        有一年爱玲放假回家，看到弟弟时竟然吃了一惊——许久不见，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大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而那时张爱玲已经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弟弟的品位大有被纠正的必要，于是苦口婆心地要把自己的经验说给他听。然而子静仍是小时候一惯的漫不经心，而且只一晃就不见了。大家又都纷纷告诉爱玲关于小少爷的劣迹，诸如逃学，忤逆，没志气。

        爱玲听着，心里一阵阵地冷，眼前总是浮现出小时候弟弟那张乖巧甜美的脸，像安琪儿的画像——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长辈们见了那粉团儿一样的男孩子，总喜欢拿他的大眼睛长睫毛开玩笑，逗他说：“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他很知道自己长得美，得人意，又因为病弱，便养成一种自怜的性格。逢到有人说起某某漂亮，他就问：“有我好看么？”逗得众人大笑。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人人称赞的最漂亮可爱的人儿。

        ——可是现在，人人爱怜的安琪儿变成了人人诋毁的坏孩子。他做错了什么？

        那天，为着子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岳母孙用蕃笑着倚向张廷重耳边说了句什么，张迁重跳起来就重重掴了儿子一个嘴巴，打得又脆又利落，十分熟络。子静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猛然震动，只觉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似的，心里针扎一般，拿饭碗挡着脸，忍不住流了泪。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爱玲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后母——她穿着黑色旧旗袍的样子显得单薄伶俐，头发溜光的梳向后面，在扁平的后脑勺上挽个低而扁的髻，大大的长方眼满是笑意。爱玲再也忍不住了，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对着镜子哭了许久。她哭父亲的凉薄，哭后母的苛刻，哭弟弟的孱弱与麻木，也哭自己的无可奈何。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扭曲变形而且湿漉漉的，像一幅毕加索的画。她想起小时候同弟弟一起玩，总是她出题目要他参与，可是他常常不听话，两姐弟便会争吵起来。因为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她便也让他编个故事来听听，他便比比划划地讲演：有个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地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早已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小玩意儿。

        如今，那当年秀美可爱的小玩意儿变得多么冷漠、无羞耻啊。

        “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童言无忌》）

        多年后，张爱玲写了篇《童言无忌》，中间有一段小标题便是《弟弟》，那时她已经二十四岁，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弟弟张子静二十三岁，因为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正是昏噩麻木的时候。看到姐姐在文章里对自己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亦不觉得有什么“寒冷的悲哀”，正像是张爱玲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

        然而事隔半个世纪，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中秋节，已经七十四岁的老人张子静得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脑中一片空白，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一天他忽然翻出《弟弟》来重看，只看了一行，眼泪已经忍不住汩汩而下了。那一种委屈，那一种孤单，那一种永远不再的绝望，更向何人说？

        也就从那天起，他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后来，他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在所有的“张传”中，我始终以为这是最好的一部。因别人都只在“淘井”，惟有他只需要“对镜”——把记忆的镜子磨得亮一点，照见早已遗忘的过去就好了。

        “九月九日，我听到我姊姊张爱玲死在美国寓所已数日才被发现的消息，悲痛万分。我真想不到报上曾经描述过有些外国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后来才被人发现的事情，竟同样出现在她身上。她虽然安详地长眠不醒，总使我心中产生出说不出来的悲怆凄凉的感觉。”

        “自一九五二年她出国后，我们姊弟天各一方，睽别四十多年没有见过面，而今竟成永诀，远隔重洋，我无法到洛杉矶做最后的告别，只好写这篇不很像样的短文，权当做一篇悼念她的祭文，表达我的哀思。”（张子静一九九五年发表之《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

        “这么多年来，我和姊姊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张子静一九九六年出版之《我的姐姐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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