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时间的永巷里，寻觅着张爱玲的踪影。

        爱丁顿公寓没有她，卡尔登公寓没有她，上海没有她。

        她去了香港，我一时找不到她了。

        我的灵魂翻山越海，来到香港大学的半山，一路经过着生死契阔的旧友：范柳原与白流苏在短墙下执手相看，用如歌的声音颤抖着念“与子偕老”；葛薇龙站在姑姑的巨宅前犹豫着要不要敲门，如火如灼的杜鹃花从门里一直开到门外；愫细促声哭泣着一路狂奔下山，罗杰安白登捏着他的帽子失魂落魄地尾随其后；言丹朱的斗篷在风中飞舞，聂传庆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神渐渐阴郁；霓喜眼睁睁地看着汤姆生和他的英国新娘从身前走过，一张脸煞青空白……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它们生于张爱玲的笔下，活在字影墨痕间，又一次次地被搬上荧屏。

        可是我看见他们，仍然觉得陌生。因为我见过他们的不同的影像，渐渐辨不清哪个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我也辨不清爱玲的真面——许是连她自己也辨不清。

        一百个人读出了一百个张爱玲，写出了一百个张爱玲，于是她迷路了，在不同的人对她的不同的演绎里。

        我在迷雾中行走，兢兢业业地追随着张爱玲的脚印，或许，她也在红尘之外注视着我，借我的手还原一段传奇。我以为我找到了她的方向，然而发现自己走进死胡同……

        回到香港的张爱玲已经没有了初次来港时的兴奋，那时她只有十九岁，有无尽的生命的可能性，有对未来的数不清的梦想；如今她已经三十二了，也还不老，可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

        上次是母亲安排她报考大学的，也是母亲托了李开第做她的监护人；这次，仍是母亲为她筹划设计，并且介绍她去找自己的老朋友吴锦庆夫妇——他们两人均为港大讲师，分别教授机械工程与科学，于是帮爱玲写信给文学院院长贝查，代她申请复学助学金，又督促她早日注册入校。

        爱玲这次来港，复读其实只是借以离国的幌子，然而为了给吴锦庆夫妇一个交代，她还是顺从地去学校注了册，一九五二年九月——距离她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次注册香港大学，隔了整整十三年。

        旧地重来，物是人非，当年港大的许多文件与纪录包括张爱玲的资料都在战火中不知所终，虽然校方许诺会补助她一千元助学金，却迟迟见不到准信儿，这使她对自己的前途与目前的窘困十分焦虑。

        依旧是照眼分明的野火花，依旧是半山的校园，和下了山一拐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集市，流苏和柳原曾在那里与小贩讨价还价——这些，都是曾在她梦中笔下一再重温的景象，然而久别重逢，却显得陌生而疏远了，连海天一线的黄昏也不复温柔。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稿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

        走在旧日的校园里，可是再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孔，炎樱、蔡师昭、苏雷珈、还有纳塔丽亚，他们都在哪儿呢？

        纳塔丽亚是个俄国女孩，她的耳朵会动，最喜欢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地在雨中跳舞；还有暹罗女孩玛德莲，她会跳他们盘谷家乡的祭神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腰腿手臂似乎各有各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灵活得不可能；还有马来亚的金桃，她常常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是怎样跳舞的，她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当然还有炎樱，她最喜欢躺在帐子里赤着两只胳膊模拟中东艳舞，并称之为“玉臂作怪”。

        爱玲悠然长叹，她不能不想念炎樱。没有炎樱的大学算什么大学？时间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废学十年，再坐在教室里做超龄学生真不情愿，她已经尝过出名的甜头，对于能不能得到一纸文凭早已不计较了。

        炎樱来信了，说会在日本替爱玲找工作，并答应帮她办理出境手续；又说她自己很快就要到美国去，再延迟就见不着了。

        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爱玲只得一边留书知会注册处报备离港之事，一边便急三火四地去了东京。身在异乡为异客，老朋友便显得格外重要。她急不可待地要与炎樱会合，似乎抓住了她，便抓住了一些旧时生活的空气。

        前后只在香港大学呆了两个月——九月报到，十一月便又离开了。

        又一次身在茫茫的海上了。

        这只挪威船似乎特别小，二等舱，没有上下铺，就只是薄薄一只墨绿皮沙发，墙上装着白铜小脸盆，冷热水管。西崽穿着白长衫，低眉顺眼，十分恭敬殷勤的样子，把她当上宾侍候。

        爱玲便装简行，分明寒酸，倒对这西崽的热情觉得惊讶起来，然而拎箱子进仓房时却恍然大悟——他大概是看到箱子上花花绿绿的各国邮船招纸，把她当成周游列国的老船客了。

        那其实是母亲的旧箱子。她带了它从上海到欧洲，到过法国，到过新加坡，到过印度，差不多把半个地球也走遍了。母亲才真正称得上是见多识广。

        爱玲蹲下来，不急着开箱，却轻轻抚摸着箱子上的招纸，仿佛在抚摸母亲的手臂。就只有它陪着她了。

        二等舱除了她只有一个上海裁缝，毛发浓重的猫脸，文弱的中等身材，中年，穿着灰扑扑的呢子长袍，看见张爱玲，点头一笑，心照不宣地说：“我每次去日本，总是等这只船。”他在东京开店，时常到香港办货，常来常往惯了的，最会算计。

        这只船是这家公司最小的一只货轮，载客更少，所以也不另外开饭。头等就是跟船长一起吃，二等舱客人跟船员一桌，一日三餐都是阔米粉面条炒青菜肉片，天天不换样。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十天，便吃了十天的炒米粉。

        然而她倒挺喜欢这种真空般的活——如果生命就此漫无尽头地直驶下去，至少她可以不必再为它犯愁。

        快到日本时，遇到风浪，餐桌是钉牢在船板上的，大家忙不迭地抢救杯盘，许多人吐得七荤八素，她却饮啖如常。有的吃赶快吃，谁知明天会怎样呢？倘若这只船就此沉了，那么这便是她最后的晚餐，至少可以做个饱鬼。

        然而到底还是活下来了——没那么容易完，完不了。

        从上海到广州，由深圳罗湖桥出境入香港，再从香港到日本，这条路线同胡兰成走过的一模一样。

        然而爱玲的境遇却不如胡兰成，许是因为炎樱的势力毕竟不如池田笃纪吧。白在日本耽了两个月，钱用光了，工作还没有着落；而炎樱却就要去美国了。她与爱玲相约在美国再见，爱玲答应着，心里却茫然：谁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去美国，又去不去得成呢？

        即便如此，她也从没有想过要向胡兰成求助。虽然，她并不知道，胡兰成这时候已经又搭上了日本女子一枝，正躲起来一心一意地撰写《山河岁月》。

        胡兰成说过，“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

        他自负一枝笔横扫千军，然而爱玲素手点拨——驱动千军万马，不如解马归田，令山河各入其道，各随其流，还以生命本来的面目。这番精神胡兰成是否领略，看官见仁见智；然而这种结构技巧，他却是吃透了的。书里谈音乐，谈歌舞，谈中国的宗教与礼法，处处都是张爱玲的痕迹。他从她那里求得了无字天书，他却背叛了他的神。

        从前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就曾有意去日本，她虽没反对，却也不赞成，还特特跑去测字要他“朝东”；然而现在，她自己也没了根，且阴错阳差地也踏了一回日本的土地——虽然最终没有留下来。

        一九五三年的元旦，他们两人在同一个地方，聆听新年钟声敲响，那时，可有一点心动？

        日本人过年不及中国的热闹繁华，元旦却极重视，要参拜神社，叫做“初诣”，女人们穿着绚丽繁重的和服，一个个如同布帛扎的绢人儿一般，登着高屐，走路像碎步舞。

        爱玲是喜欢研究服装的，亦喜欢观歌舞，从前即使在去温州看胡兰成这样的仓皇中亦不忘去看了一场社戏，还写了《华丽缘》的文章。然而她去了一趟日本，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也不知道在新年时有没有随喜一番日本著名的伎乐。

        她甚至不等樱花开，便又匆匆独自回香港了。时为一九五三年二月。

        然而这一回反复，已经把港大和贝查都得罪了。虽然她带了一套祖传稀世搪瓷珐琅银茶杯亲自登门向贝查道歉，也未能令他的怒火完全平息——倒白白浪费了母亲的古董。

        爱玲很生自己的气，既气自己二十几岁了还要仰赖祖恩，学母亲用古董开路；又气自己不如母亲，送了古董也仍然得罪了人。注册主任梅勒且来信追讨她第二学期的学费，她只好交了学费，同时去信抗议，说明除非保留她应得的奖学金，否则不会回到港大；另一面，她开始积极地找工作。

        那时她仍住在何东女子宿舍，应征工作时留的也是这个地址，然而雇主上门调查时，却被告知她可能是共产党特务——就这样，张爱玲在港大呆了两个月，非但欠下四百五十七元学费及一大堆无法偿还的人情债，还三度被警方传讯，工作也丢了。真是凄风苦雨，投助无门。

        她一直都是孤单的，却没有一个时期如此时这般孤单。别说求助，甚至连个可以诉苦的人都没有。

        她打开报纸，照着上面的招聘广告，打了一封又一封求职信，一边打，一边便想起姑姑从前的话来：“业务信比文学创作另有一功，写得好并不容易。措辞、文法、连留空白的比例也大有讲究。有人也写得好，就是款式不帅。”

        眼泪滴落在信纸上。

        姑姑，妈妈，都离她这样地遥远，在这举目无亲的土地上，她还拥有谁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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