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张爱玲接受了她的第三份工作——赴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大陆政治术语。这次仍是由于夏志清的推荐，然而夏志清却不愿邀功：“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张爱玲的助手陈少聪亦说：“张先生自从来过陈（世骧）家两次之后，就再没见她出来应酬过。陈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请，她都婉拒了。陈教授尽管热情好客，也不便勉强，只好偶而以电话致候。”

        ——唉，她终是不会做人。

        不过也许不是不会，是不愿意。

        OFFICE里一向分为两种人：一是做事的人，二是做人的人。

        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做人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屑的事；而对于做人的人来说，做事则同样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能的事。

        可悲的是后者往往比前者事半功倍。他们只要搞定了“人”，才不管会不会做“事”，他们的“事”只是投机取巧、拍马逢迎、拉帮结伙、狐假虎威、巧取豪夺、勾心斗角、栽赃陷害……这些，是做事的人看不懂也学不会的。于是他们只有逃离，回避，用消极的敬而远之来自我保护。

        然而有些人，是即使你疏远他也会被得罪的。比如上司。倘若他认为你应该去亲近他而你没有，那么他便会感到受伤，这心思与恋人有一点相似。

        顶头上司陈世骧就是这样被得罪了。陈世骧是冲着张爱玲的名气而雇佣她的，自然是为了奇货可居炫以友朋，然而她却拒绝被人当作“奇货”展览，岂不教主人家败兴？

        这一年，张爱玲四十九岁，将近“知天命”之年。可是天不假年，人不逢时，却又奈何？

        这一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69届毕业生浩浩荡荡下云南；这一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及旧金山等地共计百万人参与反战游行，抗议尼克松政府侵越；这一年，71岁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并于11月12日逝世；这一年，我正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犹豫着要不要出世，却已经随着父母一起“下放”了；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都有巨大影响的大事——1969年7月20日，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那可是张爱玲在文章里写了无数次赞了无数次的月亮啊，她曾对它寄予多少梦想，如今终于要通过宇航员的眼睛与脚步帮她揭开那神秘的面纱了吗？

        那天下午，张爱玲站在加州圣保罗大街一根电线杆下面，努力地仰头眯眼向上面的木牌张望。恰好陈世骧教授开车经过，问她在这里做什么，她说在找公共汽车站，想买电视机准备看晚上的登月转播。原来高度近视的她误把电线杆子当作公车牌了……

        加大同事曾经形容，张爱玲是“办公室的灵魂”，一语双关，既是说她的深邃，也是说她的飘逸。她总是穿旗袍，或灰色，或紫色，或淡青，或素花，丝质的料子，传统的滚边，沿途洒下淡淡幽香；皮肤白得透明，化淡妆，至少会涂口红，中度长短的鬈发，有时是“五凤翻飞”；步态优雅轻盈，走路时总是若有所思，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见到工人修理电线，能专注地仰视半天。

        ——卸去了赖雅的包袱，又有了皇冠的固定版税，张爱玲这段日子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对于自己的穿戴打扮也精心起来。而且她始终都喜欢穿旗袍，无论走到哪里，姓了谁的姓，入了哪国籍，她总归是上海的女儿。

        她曾说过：衣服好比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是可以改变的“贴身环境”。又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的一生，是住在旗袍里的。

        众多的回忆与采访文字中，要属与张爱玲同为研究所“语文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中的另一个——陈少聪在《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的描写最为亲切真实：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陈（世骧）先生为她接风的晚宴上，陪客还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张爱玲的身上，那时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她所有著作我没有不读的。在她身边我变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尽管我的内心万般希冀着能与她接近，与她沟通，当时我却连话也不会说，也不敢说。”

        “那晚张很文雅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她不主动找人说话，好像总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说话时脸上带着浅浅礼貌性的微笑。她穿着一袭银灰色带暗花的丝质旗袍（后来她一直都穿颜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岁，身材偏高，十分削瘦。中度长短的鬈发，看得出是理发师的成品。她脸上略施了些粉，淡红的唇膏微透着银光。她的近视眼度数不浅，以至看人时总是眯着眼睛，眼光里仿佛带着问号，有时让你不敢确定她是否在看着你。”

        “张先生总是过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还留在办公室。平日难得有机会与同事见到面，也没有人去注意她的来去，大家只是偶尔在幽暗的走廊一角惊鸿地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索索、跌跌撞撞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

        “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其座椅上站起来，眯着眼看我，却好像看不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安静地听我语焉不详嗫嗫嚅嚅地说了一会，然后答非所问神思恍惚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懵懵懂懂惶惶惑惑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释放出的恭敬、善意、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做好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隔着一层板壁，我听见她咳嗽，她跌跌冲冲的脚步声。我是张爱玲周边一名蹑手蹑脚的仰慕者。方圆十尺之空间内我们扮演了将近一年的哑剧。我是如此地渴望沟通与相知；而她，却始终坚守她那辉煌的孤绝与沉寂。”

        然而张爱玲并非无情，亦非坚冰，对于别人发自真心的关切与体贴，她是心知而且感激的。有一次张爱玲患感冒，请假不能上班，陈少聪打了电话去问候，又特意到中药房配了几付草药送去她的公寓。然而明知她不喜人家打扰，故而只是揿了下门铃，就把药包留在门外离开了。

        隔了几日，张爱玲来上班，虽然并没说什么。然而陈少聪却在自己的书桌上看到一张写着“谢谢”的小字条，压在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下面。

        张爱玲似乎对香奈儿5号情有独钟，香港记者水晶也曾在《夜访张爱玲》里写道：“她早已准备了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购买了八盎司重的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让我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东西送给她。”时间大约是1971年六月。

        彼时张爱玲去意已决。她在这年六月十日有长信给夏志清，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她在柏克莱大学的工作是举步维艰而且殊不得意的：“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写glossary（词语汇编），解释名词。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包括红卫兵报在内。Ctr（研究中心）又还有别人专做名词，把旧的隔几个月又出个几页字典。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

        陈世骧对这份报告显然不满，拿给研究中心其他三位学者读了，都说不懂。张爱玲只得通篇改写一遍，然而陈世骧仍说看不懂。张爱玲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陈世骧生气地说：“那是说我不懂罗？”命令张爱玲再度改写，去掉报告只要名词解释。且说去年要不是研究中心主任交待了，早就不会再续聘她，随即解雇了她。

        这是张爱玲的最后一份工作，此后她再也不肯委屈自己寄人篱下。不用再替赖雅付医药费，再艰苦也还有限。于是她决意回归自己酷爱的孤独与自由，回到昼伏夜作的生活习惯中去，守望她爱了一辈子的月亮。

        水晶先生形容：“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

        1973年，这只蝉自柏克莱搬到洛杉矶，深藏柳荫，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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