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末，我去香港，第一站便是浅水湾。水静风轻，阳光猛烈得叫人不敢抬头，游人排成长龙在做摸财神的游戏——说游戏也许不恭，因为他们的神情是如此虔敬，分明坚信或是情愿相信摸一摸财神的头或手就可以财运亨通，摸一摸财神身边的金元宝再把手握拳揣进口袋就可以袋袋平安。据说这是香港的风水宝地，有钱人最喜欢在半山盖房子，背后有靠山，眼前有浅水湾，水是财，招财进宝就指望它了。

        我没有那个耐心去排队，只是一个人在沙滩边的甬路散步，有风吹过，树上的紫荆花飘舞飞落，我捡起一朵执在手里，慢慢地走，慢慢地走，想着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张爱玲走过的地方，也就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走过的地方，远处楼群幢幢，范柳原在电话里猜想白流苏窗口的月亮比他自己窗前的白而皎洁，那些调情的话语都散在风里了吧，于水波荡漾间呢喃絮语。

        对香港的初印象，是乱世中的，浅水湾的炮火应已止息了许多年，那堵天荒地老的断壁不知还在不在？

        张爱玲曾在小说里提到一种“影树”，叶子像凤尾草，红得不可收拾的一蓬蓬的小花，一种花开似火的盛景。然而我向路人打听什么是影树，其人瞠目以对，说是在香港生活三十几年也没听说过，反而当我是杜撰。我便也开始怀疑，也许这会从此成为沉淀在我心底里的一个谜，但是也并不介意能否解开，就像是我眼前的浅水湾其实远不如记忆里的美丽。

        然而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灵魂离开躯体，再一次来到香港，来到一九三九年的浅水湾，我终于看见了传说里的流苏与柳原。他们手牵着手走在老墙下，盟誓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又逆着时间的风向前飞，看到白流苏退回到船上去，而范柳原在岸上等她；我也看到了李开第在码头等张爱玲——这是个三十八岁的工程师，曾经留学曼彻斯特大学，在英国时就与黄逸梵和张茂渊熟识，交情一直很好，所以她们托了他做爱玲的监护人。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父，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这时候他们见面的时候，可是一点端倪也没有的。他们生疏而客气地打着招呼，完全不知道彼此四十年后会成为亲戚——然而我是知道的，于是我会心地笑。

        好吧，让我把这一段在香港追逐张爱玲的故事轻轻地说给你听，请你在平瓷美女耸肩瓶里插上一枝新采的梅花，或是玫瑰，或是紫罗兰，或是随便什么应季的鲜花，然后选一只白地兰花的小小香薰灯，撮上少少一点沉香屑，少少一点就可以，因为她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

        那年夏天，张爱玲只身远渡，成为香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无论是父亲的家，还是母亲的家，这时候再想起来，又都是甜蜜而温暖的了。

        “汽笛突然如雷贯耳，拉起回声来，一声‘嗡——’充满了空间，世界就要结束了。她从舷窗望出去，黄澄澄的黄埔江，小舢舨四下散开。大船在移动。上海沉甸甸的拖住，她并不知道和上海竟然有这样的牵绊，这时都在拉扯着她的心。她后悔没早知道，虽没见识上海的真貌，但是她爱上海，像从前的人思念着未婚夫，像大多数人热爱着祖国。”（——）

        从江进入海，大船走了很久，从早到晚荡啊荡啊，一点点荡去了家与上海的牵绊，而渐渐筑起海市蜃楼一般的香港新生活的设想。那种感觉很新鲜，仿佛刚刚出生，或者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是在原来的视野之外，又张开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长出一双新的腿，迈出不同的步子——简直连直立行走都要从头学起似的。

        大太阳明晃晃照在头上，也照在水里，水里的光又映进眼睛里，于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见码头上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巨型广告牌围列着，还有绿油油浓而呆的海水，一条条一抹抹犯冲的颜色蹿上跳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样刺激、夸张的城里，便是栽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吧？

        她好不容易在那些冲撞的色彩里找到灰沉沉的李开第先生，看到他举着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态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开第走过来。新奇大于恐惧，仍然尴尬，但尴尬是她与生俱来的；也仍然沉静，可是那沉静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动。

        李开第此前同黄逸梵通过话，她已经存了一笔钱在他这里，并且对他描述过女儿是怎样的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明她的“弱智”与讷于世故。而他看到的爱玲也的确就是一个青涩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镜，神情严肃，沉默寡言。

        他于是也并不多话，只伸手接过她的行李，顾自在前头引路，叫了车，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学。

        大学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后来半山就成了张爱玲小说里的重要背景，《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别墅，乔琪的车从山下一路开上来，薇龙等在路边，等着他回头；还有《第二炉香》里的愫细同罗杰闹翻了，从半山一路地跑下来；里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里范柳原为白流苏租的房子，还是在半山。

        山路两旁盛开着如火如荼的野花，那便是我遍寻不见的“影树”，据说有着燃烧一般的颜色，英国人称作“野火花”。满山植着矮矮的松杉，风送来海的微腥。夜里枕着松涛而眠总是让人深切地想到“身在异乡为异客”这样寂寥的诗句，就像冰冷的岛屿被狂风巨浪重重包围住。

        她喜欢走小路回宿舍，在松树、杜鹃、木槿丛中迂回而行。杜鹃花殷红地坠落，在木槿花下积了寸许深，却还是簌簌地落。有一次抱着一摞书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一条蛇钻出山洞来半直立着，两尺来长，眼圆舌细，丝丝地瞪着她；她也回瞪着它，瞪了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然后才突然“哇呀”一声大叫着跑掉了——估计那条蛇也被吓了一跳。

        在学校里，她最喜欢的去处是图书馆，那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罗场，那一排排的乌木长台和影沉沉的书架子，略带一点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那阴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爱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种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偶而从书卷中抬起头来，看着饭堂外面坡斜的花园，园里灼灼的杜鹃花，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铁栏杆外的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再远处，是海那边的一抹青山。那时候，心是静的，属于天地与自然。

        本地的女孩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与马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文，中文不过识字；又多是阔小姐，最是挥金如土，眼高于顶的，社交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爱玲为了节约开支，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在香港求学三年，也没学会跳舞，因为怕要置办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多年之后，张爱玲在和中，重复又重复地描写了这些同学的群像，可见这段生活给她的印象之深。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同学中有一个是汪精卫的侄女，订着一份汪伪政府办的报纸，每天翻阅。有时也给张爱玲看，张爱玲笑着婉拒：“我从不看报纸，看也只是看电影广告。”

        ——如果那时候她也有兴趣读报，不知道那份报上是不是会有胡兰成的文章？

        张爱玲不看中文报纸，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三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张爱玲最喜欢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迹写在粉红色的拷贝纸边上，像一幅精致的印象派裱画。每每见了，真有种“见字如晤”的亲切。

        这天同学蔡师昭一边分信一边念名字，念到张爱玲，她以为又是姑姑来信了，兴高采烈地拆开，却是《西风》的获奖通知，不由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蔡师昭看到她的样子，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

        “你看。”她递过信去，巴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乐与荣誉。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学们都是华侨，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

        蔡师昭是天津来的，二十出头，在同学中算是年龄大的，为人又稳重，家教很严——替她取名师昭，要她效法《女训》的班昭，显然守旧。因为比同学们年长几岁，比较善解人意，对张爱玲的处境很了解，深知得奖的意义对她有多么重大——还不止只是奖金的缘故。她替爱玲庆幸，也要替她在身边的阔小姐中撑面子，便把信传给别的女生看，一边解释《西风》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本杂志，得这个奖有多么不容易。

        爱玲十分感激，面子上做得淡然，心里却乐得飞飞的，巴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杂志赶紧自己长翅膀飞过来。

        然而等了许多日子，正式的通知单终于来了，却写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头奖，二奖三奖也不是，仅仅是荣誉奖第三名。

        蔡师昭还在等着进一步分享她的快乐，看到印有《西风》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立即问：“奖金到了么？”

        “不是头奖。”爱玲讪讪地笑着，把通知单给蔡师昭，声音低低的，头也低低的。

        蔡师昭看了，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怎么回事？”便不再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脸上没什么表情，是不知道该做何表情；她替张爱玲觉得难堪，于是张爱玲也就益发难堪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她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她是深深地被《西风》获奖的这件事给伤着了。

        “穷”已经像个红字般烙在额角，让她羞窘；这次征文获奖，原以为可以给自己挣点面子的，不想闹了个乌龙，更加郁闷。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揣摩别人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她得了笔不菲的奖学金，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是我的总是我的！她在心里说，牛津，伦敦，我要来了！绕了一大截路，我终于还是要到英国去，这是我自己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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