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游走在纽约的上空，看到那个天堂和地狱并在的人间。有人说：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恨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爱玲来到了纽约，这是她的地狱，还是天堂？

        这西方的魔都，这西方的月亮，照着我们东方的新娘。她在纽约迎来她的第二次蜜月，然而她的脸上殊无悦色，形影里有无法形容的忧伤——她的新婚丈夫刚刚发作了一次小中风，这给他们的婚姻生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她在赖雅身上寄予的感情，不是单纯的男女之欢，而是把他当成了朋友、丈夫、父亲、和师长的混合体。她尊重他，欣赏他，更依赖他。然而看着他的虚弱与无助，她才知道，他比她更需要依赖。

        ——她以为自己是找到了依靠，却不料把自己变成了拐杖！

        一九五六年十月，赖雅与张爱玲再次回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是他们相识相爱的圣地，曾经留下那么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然而还来不及重温旧梦，赖雅又在营地大厅再次发病，此后一直时好时坏。十二月十九日，赖雅发作了这年里最严重的一次中风，并因脸部麻痹而不得不送进医院，差点失音。这使爱玲变得神经质起来，几乎要崩溃了，她每天提心吊胆守在赖雅的病榻旁，常常彻夜不眠地祈祷着：让他好起来吧，让他快一点康复吧。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的时候，她已经被训练每天早晚要祈祷，那时候，她把祈祷视为不得不做的一项繁琐枯燥的功课。然而如今，她是多么虔诚，全心全意地祈望真有一位无所不能的天神可以垂怜于她，帮助她可怜的丈夫。她闭上眼睛，让赤子之心穿过昔日校园那梅林遮蔽的纵横的小径，站在那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下，聆听那熟悉而遥远的钟声低沉地回响，仿佛回答她的祈告：我的女儿，我的上海的女儿，你过得好吗？

        她是不喜欢哭泣的，然而她的心在流泪，家乡与亲人都远在天边，除了同样远在天边的渺茫的神仙外，她可以求助谁？

        这年的圣诞节，便在这哀凄而脆薄的气氛中度过了。爱玲特地去超级市场买来食品，亲自动手做了几道中国菜助兴，赖雅也撑着下床，强作欢颜地陪娇妻度过了婚后的第一个圣诞夜。

        新年时，赖雅已经可以起床行走，爱玲扶着他去林中散步，看那些鸟儿如去年一样地啁啾，松鼠如去年一样地蹦跳，她轻轻将头依在他的臂膀上，心中无限茫然：他们终于依偎着从一九五六走到了一九五七，他们还可以相牵相伴走多远？

        在爱玲的精心照料下，赖雅的身体渐渐好起来。频繁的中风让他自知去日无多，刚刚恢复健康，便迫不及待地要出一趟远门。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赖雅带着爱玲来到了波士顿，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他们还去了当地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观光。爱玲喜悦地欣赏着那些华丽的商品，不时向赖雅指指这个又点点那个，十分雀跃。

        赖雅有些伤感，她喜欢的东西，他没有能力买给她。爱玲却微笑：“欣赏的快乐是多过拥有的。我喜欢看橱窗，就是因为那是可以不花钱的享受。”她给他描述从前在上海看过的一些过目不忘的美景与饰物，还有一匹美丽的日本布，说，“我特地去虹口看了几次，不买也是高兴的。”

        此后，赖雅一有可能就陪爱玲去逛商场，三月，他们一同去纽约看望炎樱，打听的出版情况，还在纽约最大的商场里买了一双约翰·华德出品的皮鞋，和一副意大利产的真皮手套。皮鞋是给赖雅的，手套是爱玲的。他们终于在婚后拥有了各自的第一件奢侈品。

        一九五七年四月，赖雅和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时限再次到期，而且已经不能继续申请。赖雅向耶多文艺营提出的再次申请也遭拒绝。幸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算将爱玲的改成剧本，支付了一千三百五十美元的改编费和九十美元翻译费，总算可以让他们有钱租房了。

        于是他们在离文艺营不远的彼得堡松树街25号看中了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从住处去小镇集市不到十分钟，交通很方便。这是一幢三层楼公寓，他们租的是第三层，房租61美元，不包括电费。

        由于是旧房子，公寓里常常能发现蚂蚁，于是便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每当赖雅大包小卷地从集市上购物回来，便看见张爱玲全副武装，拿着杀蚁剂如临大敌地满屋喷洒，赖雅因此送了她一个绰号“杀蚁刺客”——像一部好莱坞片名。

        爱玲还买来油漆和工具，亲自动手把两个人的房间都漆成了蓝色。她说，每天睡在这蓝色小屋里，就好像睡在大海上，有种“风雨同舟”的味道。她想起小时候在上海，母亲刚刚从巴黎回来，买了新房子，许她自己挑选卧室和书房的颜色。她欢喜得胸口像要炸开，最终选了橙红同孔雀蓝——如今就好像旧梦重温。

        她仍然喜欢逛街，但购物就只逛得起“跳蚤市场”。公寓是带家具出租的，但还是需要添置许多生活必需品，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去跳蚤市场淘二手货。美国各城都有廉价的旧货市场，货源主要来自搬家、清仓甩卖等，只要运气好，这里常常可以用两三成的价钱买到八九成新的好货。有些平民小夫妻结婚置家具，也常常会光顾这些地方，不到半天时间就可以建起一个家了——当然也适合迁入新居的人，比如爱玲和赖雅。

        赖雅常常隔三差五地淘回一些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爱玲偶尔也会跟着一同，有一次她用三元七毛五分买到了四件漂亮的绒衫和一件浴袍，回到家后兴致勃勃地试穿——苦中作乐，便指的是这种情状吧。

        小镇的生活宁静而温馨，赖雅与爱玲这段时期的生活颇有规律，是最像过日子的一段时期。爱玲喜欢晚睡晚起，夜间工作；而赖雅则喜欢早睡早起，并且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工作，包括购物、去银行、去邮局等。他从前是喜欢流浪的，然而现在却很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宁愿花一上午的时间去研磨咖啡，亲手烹煮最地道的意大利咖啡，因为爱玲有喝咖啡的习惯，却不喜欢自己煮。

        赖雅与爱玲这对忘年之恋，与其说是夫妻，勿宁说更像合作伙伴，或者说，她是他的家庭医生，而他是她的生活助理——频繁的中风使得赖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又患上了背痛，每当他发病，她便会彻夜细心地照料他，帮他按摩，放松背部肌肉，减轻痛楚；而当他身体好起来的时候，她便可以偷一点懒，把家务都交给他做，自己赖在床上等他侍候。

        赖雅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这段时间的日记内容琐碎平常，都是些关于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的小事，却透出浓郁的生活意味。早餐通常是咖啡、核果、牛奶和麦片；午餐有牛排、玉米、意大利面、现煮咖啡；晚上前有时候会喝一点香槟或红葡萄酒，并且边喝边聊一些关于刚读过的某本好书的看法，彼此写作的进度，或是对某部影片的观感。他们最共同的兴趣就是写作与看电影。镇上有家小电影院，他们很少错过新片上映。

        电影是爱玲从小到大的爱好，她一直都将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视为最佳享受，好比一场约会那么重要。电影院是廉价的宫殿，那层叠厚重的垂幔，那金碧辉煌的廊柱，那华丽浮夸的雕饰，都因为不真实而格外令人向往。站在电影院里，不必对面的银幕上打出光怪陆离的影像，也不必音响里奏响音乐，她已经可以感受到某种戏剧的特有的氛围，有一种被夸张了的神秘感和愉悦感。于是一切现实的烦恼都去得远了，这一刻，这一处，她是电影世界的皇后，可以心无旁鹜地做一个银色的梦。

        电影世界里的一切都是被夸张而后凝缩了的，倘若人生可以如电影这般浓缩在两个小时里，喜怒哀乐转瞬即逝，再悲苦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可惜人生是漫长的，痛苦来得琐屑而冗长，不能痛快，不能悲壮，只如蚤子咬啮一般烦恼而无可奈何。

        看完电影，他们一起散步回家，他问她：“前几天你那位香港朋友来电话，说想请你写剧本，你准备得怎么样，想好题材了吗？”

        “想了一些，还没有定。”她知道，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就是有话要说，于是问：“你有什么建议给我吗？”

        “我只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于是赖雅绘声绘色地讲起来，一边打着手势加强语气，像在指挥乐队。月亮的光柔柔地洒落下来，照在落叶飘拂的街道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会儿前，一会儿后。

        爱玲安静地聆听，同时看那地上的影子跳跃着为赖雅的讲述伴舞，仿佛一场即兴演出。她想起从前在兰心看罗兰排演的情形，也想起去文华与桑弧谈剧本的往事。这次同宋淇合作，剧本全用航递，想交流感想也难，真是没有写作的乐趣，单只为了赚钱了。她深深叹了口气，说：“真想再见见他们。”

        “见面？那不是要回去香港？”赖雅一惊，再也讲不下去了。

        张爱玲急忙抱歉地说：“我只是说想……你接着讲。”

        然而念头已经被种下了，并且在她心里生根发芽，她知道，她要回香港，回到中国人间去，总要再回去一次的，再听一次乡音，再一次用中文写作。

        当她这样想着的时候，耳边仿佛已经听到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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