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雅的健康与经济的压迫是张爱玲在婚后面临的两大困窘，她的生活与精神状况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疲于奔命。更痛苦的是，她的写作也遭遇瓶颈，作品的出版极其不顺。她非常看重的《粉泪》被出版社拒绝了，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

        她可以承担生活予她的种种困厄，却不能忍受自己的创作被质疑——她从小就是天才，二十三岁便已成名，她是文字的精灵，唾金咳玉，字字珠玑，难道这一切，都永远不再了吗？

        自从听说母亲去逝的消息后，爱玲便大病一场，萎蘼了两个多月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遗物。而这次来自创作上的打击，又使她再度病倒，不愿意进食也不愿说话，要靠注射维生素B来支撑，又过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平复。

        赖雅看着落落寡欢的妻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她才好，他一直希望能给她一个惊喜，至少是在生日那天。他知道中国人是习惯过农历生日的，而农历生日之于西历是每年都不一样的。

        然而最难不过有心，他最终还是推算清楚了，爱玲在这年的生日应该是十月一日。他郑重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日子。正是这篇日记，让我们这些后世“张迷”有据可依，能够精确地推算出张爱玲的生日——西历1958年的10月1日正是中国农历的8月19；而1920年的农历8月19，则是西历的9月30日——由此可知，张爱玲的阳历生日应该是1920年9月30日，而阴历则是八月十九。

        有些传记中把张爱玲的生日写成是9月19日，依据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入学时填的表格，然而曾有《联合报》记者推算她的生日应该是9月30日，张爱玲回信说：“阳历生日只供填表用”，显然不确定。很可能她当时是照农历来填写，只大致知道农历八月应是西历的九月，却不能具体到准确日期，于是顺手写个9月19。她于这些日常小节向来马虎，填表时随手填个日子是非常可能的。

        而赖雅作为一个西方人，竟然能够把中国的农历同西历推算清楚，真是用心良苦。

        十月一日这天下雨，上午有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查核有关赖雅所欠的债务问题，一直罗嗦到中午才肯走。赖雅心里好不耐烦，总算等他走了，这才长出一口气，郑重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红玫瑰来，大声说：“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爱情天天美丽！”

        爱玲愣住了，她根本不知道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也完全没料到赖雅竟会记得，且为她做了这么精心的准备。她微笑着，然而眼圈有些湿，不住说：“谢谢你，亲爱的，我很快乐。”

        他们共进午餐，并且兴致勃勃地商议着下午的节目。赖雅说：“放心吧，我都计划好了。”

        老天爷也在帮助他们，午餐后，天竟然放晴了。赖雅与爱玲一起手挽手地出门散步，顺便到邮局去寄了几封信。

        落叶满径，阳光和煦，他们散了步后回家，小睡片刻后，赖雅端出亲手做的肉饼、青豆和饭，与张爱玲情意绵绵地共进晚餐。然后各自换上最体面的衣服，一起去电影院看了一场艾迪·格里菲丝主演的喜剧片《刻不容缓》，爱玲看得笑出了眼泪。

        这天晚上，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38年来最快乐、也最难忘的一个生日！

        赖雅则默默地祈祷：希望每年都能给她最满意的生日庆，希望能够陪她多一天！

        1958年十月中旬，由胡适作保，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为期半年的居住资格，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太平洋。

        在文艺营期间，赖雅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社交，常于饭后到大厅里和营友们聊天玩牌，小赌怡情；爱玲则比从前更加深居简出，整日躲在房间里写作或看电视。

        一天晚上，赖雅走进爱玲的工作室，神秘地说：“我们来了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

        爱玲立即推辞，任凭赖雅怎么劝也不肯出去。赖雅本来想卖个关子，给她一个惊喜的，至此不得不说明谜底：“我说的朋友，是只小山羊。”爱玲这才高兴地跑了出来，摸着小山羊的犄角开心地笑着，还同它玩了许久。

        赖雅无奈地摇着头，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孩子。”

        从她写给宋淇和邝文美的信来看，这一段时间，她开始着手写自传。

        我猜想那时节张爱玲正处于写作低谷，写剧本的东抄西凑使她进入瓶颈，再也编不出属于自己的新的故事。她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写出绝对的“自己的文字”来。

        她开始重看自己早年的记录随笔，《私语》、《童言无忌》、、《双声》、《华丽缘》，还有不曾发表的《异乡记》，然后实斧实凿地开始写回忆录。为了追求真实，甚至摒弃结构与技巧，顾不得那些串场的人物有多么繁杂而没有“正戏”，也顾不得读者是不是要看爱看，只写把它写下去，写完整。哪怕写完了再改，或是不发表，或是毁掉也好，她总要先写完它，自虐一样地，把自己的人生重走一遭。

        是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开篇时琵琶只有四岁，把小小的身体裹在绿丝绒门帘里向屋子里张望：客厅的沙发椅子上，坐着一对双妹唛般的清倌人，互相勾着肩膀玩着对方的首饰，轻言低笑。不管她怎么样想引起她们注意，她们只是不肯朝她看，也不理睬她……

        那情形，像极了一幕无声电影，光线昏魅而瑰丽，让人不由地就联想到“蕾丝边儿”这样的暧昧字眼里去。但也许那正是张爱玲的浅意识也说不定。她的姑姑与妈妈，她与炎樱，多多少少都有些同性之爱的倾向。

        书中洋溢着她对母亲的眷慕，就像她后来同宋淇说的：“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

        ——她就是这样浪漫地爱着母亲，并用一种理想的笔调写着她的回忆录，四岁到十八岁的故事。

        父亲，母亲，弟弟，何干，甚至继母，父亲的姨太太……这些人都去得远了。他们曾经给过她伤害，却也给过她爱。

        那些她曾经厌恶的旧习气都去得远了，她才晓得怀念：藤心硬木的家具，织锦围边的画轴，永远低垂的厚丝绒窗帘，甚至帘子里终日不散的鸦片香。

        春归杜宇红楼梦，酒醒荼蘼鸦片香。

        她不知道去哪里才能再寻回她的童年？即使那里满是伤痕与磕碰，也仍然是她熟悉的、深忆的、真实拥有的血脉世界。

        从《私语》、《童言无忌》，到、，再到，直到临终前的《对照记》，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回忆重述着自己的童年生活。仿佛在画一幅记忆的画，每一次涂抹，加重或减去一笔，都只会使色彩更加厚重，浓郁。

        她终究是忘不了父亲的家。

        她再也没有家了。

        看着那些琐屑遥远的记忆，总是忍不住觉得张爱玲的可怜。她回忆得越深，越真切，就越显得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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