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就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最后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柳三变”。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二十六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连捷的跟黑天鹅一样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团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太平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招。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坐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儿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得门儿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周妈的政治才能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周妈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周妈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会错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王闿运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才华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王闿运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溢于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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