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问题争上半天。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什么。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中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支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锥（笔）还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组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

        小徐（当时人称徐树铮为小徐，徐世昌为大徐）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软一手硬，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经小徐之手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票的人埋单。当然，有的时候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党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的腰包。

        民国的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人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于族内的公益事业。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在1947年进行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选举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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