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入仕以来，一帆风顺，才名大著，落拓不羁，交接甚广。号称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什么人都能混。诗、词、文并字都有人捧，在京师时，一幅字可以换好几十斤羊肉，加上薪俸不低，补贴又多，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外放之后，也大抵在杭州、湖州这样的富庶地方做官，名流多，富商多，附庸风雅者更多，人人都乐意贴钱给他，日子比起京师，只好不坏。

        但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吃下来，苏轼贬斥黄州，做团练副使，不签公事，即不能管事。北宋一州的军事长官为都监和钤辖，团练使是负责训练乡兵，即今日所谓的民兵，其职能有点类似各地的武装部部长。宋代干强枝弱，地方正规部队都老弱充斥，不堪敷用，何况民兵？团练使就是一个闲差，一个闲差的副职，还不能签公事，就等于挂个衔什么都不做的闲中之闲的闲官。大抵，就是发到下面，下放劳动，插队落户了。

        对于被贬之人而言，闲倒无所谓，无事可做，可以游山玩水。但不签公事，补贴就没了，外快也没了。从前的日子，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就快。初来乍到这么个地方，人地两生，一时间也没有人帮衬，一向大手大脚惯了的苏东坡感到了困窘。此时苏东坡已经人到中年，家累不小，有妻有子，还有妾，当然也少不了仆人。一大家子人，每月收入只有四千五百钱，多一个子也没有。怎么办？厉行节约。每月开支日，苏东坡领回钱来，将这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日用一份，用叉子挑下来一份。量入出，尽量节省。如果没有用完，就放在大竹筒里，平时就用这个钱待客。

        光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苏轼开了五十亩稻田，养了一头牛，自己种地。一次，牛得了豆斑病，即出天花，看看要死。没想到夫人却懂兽医，弄来青蒿，磨成末喂牛，救过来了。从此以后，一家人吃饭不用买米了。

        苏东坡还尝试着自己酿酒，貌似也成功了。可惜酿出的酒没法喝，喝了就坏肚子。屡试屡败，最后只得放弃。苏轼酿酒不成，但做肉却大成功。黄州多猪，但当地人不会吃，烧出来的猪肉难吃得要命。苏东坡想出了办法，把肉切成大块，放点佐料，用瓦罐柴火慢慢炖，炖好之后，味美至极。后世人称这道美食为东坡肉。然而今天的东坡肉，却变成了红烧肘子，跟当年的东坡肉除了都用猪肉这点外，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尽管黄州地处偏远，富人不多，绝少名流，但时间一长，人们也知道了苏东坡的大名。请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求诗、求墨宝者也多。苏东坡爽快，只消酒喝到位，但凡有人相求，每每一挥即就。贩夫走卒，甚至营妓，都有他的墨宝。但不像从前，写字可以换钱，换羊肉吃，无论写多少，都是尽义务。有个名叫李琪的人，经常跟着苏轼吃酒，但一直到苏东坡离开，始终未得一字之赐。临别之时，李琪隆重敬酒，取下领巾，向苏轼求诗。苏轼令其研磨，取笔大书云：“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人谈笑，将要终席之时，李琪再拜相请，苏轼大笑，说，差点忘了。随即续道：“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这么好玩的诗，题也就题了，一文也挣不到。

        这样的吃法，黄州当地的美食，也跟着名人沾光。一次苏轼去当地人何秀才家吃饭，秀才家的油果特别酥，东坡食后，赞赏不置，问秀才，这果子叫什么名？主人答，无名。又问：为甚酥？旁边人大叫，就用“为甚酥”三字命名甚好。于是，当地从此就有了“为甚酥”油果，传到今天。

        经常有人请吃饭，自己家的开支就可以节省一点了。但有几日不出来，没准就会出另外的麻烦。有一次，苏东坡害眼病，眼睛红红的，一个月不好意思出门，坊间竟然传说他死了，害得外地的朋友，闻讯大哭，哭得呼天抢地，才晓得他其实没死。

        苏东坡是北宋一等一的名流，而北宋又是一个市场经济颇为发达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名流都有极大的市场价值。然而，经历文字狱，众口铄金，名流也难免遭难。不得皇帝欢心，众人也就不感冒了。还好，宋代的专制还不过分，被贬之官，还不至于是政治上的不可接触者，不是所有的人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黄州偏远，有名人来了，还是会有人来捧场的。正因为如此，后来苏轼即使被发配到天涯海角的儋州，还是能活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气，使地老天荒之境，追慕风雅，这也算是名流下放“插队”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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